原标题《绝地天通：人如何出现于历史的——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在中山大学作讲座》

作者：宋德刚、龙涌霖（中山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初五日己酉

         耶稣2018年9月14日

 2018年9月12日，中山大学禾田哲学讲座、谦之名家讲坛第十二期“孔子之前的儒家精神史”第一讲于锡昌堂103室举行。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以《绝地天通：人如何出现于历史的》为题，为中大师生作了精彩的讲演。讲座由冯达文教授主持，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致辞。

2018年9月12日，中山大学禾田哲学讲座、谦之名家讲坛第十二期“孔子之前的儒家精神史”第一讲举行。图为讲座现场。（中山大学哲学系供图）

杨儒宾教授从五个部分详细介绍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第一部分是“缘起”。杨教授从自己对起源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历程开始讲述，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如不断被后世推崇的周公礼乐文化，与孔子有深厚渊源的殷商文明，以及星罗密布的出土文物所透露出的令人遐想的地下世界，这些是怎样塑造中华文明的？它们是如何影响到春秋时期的先哲们的？这些属于孔、老之前的历史文化，过去常常不被重视，却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史有着重大的意义。杨教授接着从神话的切入，探讨中华文化的开端问题。

第二、三部分，杨儒宾教授探讨了“创世神话与绝地天通”和“绝地天通的结构”。首先，杨教授质疑过去认为中国缺乏神话的观点，指出中国有极丰富的“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只是它们往往被后世历史化、哲学化了。中国的创世神话与哲学传统之间存在一个深层联结，而“绝地天通”则是追溯中国思想起源的绝佳切入点。这个中国式的创世神话，《尚书·吕刑》《国语·楚语》《山海经·大荒西经》均有明确记载，其基本意蕴是天地断绝之后，人要面对自己的命运，开始理性的思考以及探索人间秩序，由此进入文化历程。接下来，杨教授将“绝地天通”具体分为“颛顼命重黎型”“洪水息壤型”“昔天二后型”三种类型，并进一步作了细致的分析。

关于第一种“颛顼命重黎型”，据《国语·楚语》所载，起初“民神不杂”，巫觋掌控通天管道；继而蚩尤作乱，世界混乱；最后，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改变了神人混杂的状况，使世界重新走上轨道。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关键变化，是神人沟通的管道，从一开始被巫觋力量所掌控，转而为王权所垄断。

关于第二种“洪水息壤型”，即《尚书·禹贡》《山海经·海内经》等文献所载的“大禹治水”，主要指大禹用玄龟所负的息壤堵塞洪水后，命名山川，划分九州。值得一提的是，杨教授还指出环太平洋地区多有类似“洪水息壤型”的神话。在他看来，“洪水息壤型”无疑也属于“绝地天通”，不仅因为《尚书》的《虞》《夏》二书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文献佐证，更因《尚书·吕刑》里明确说到“绝地天通”后的三项工作之一便是“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关于第三种“昔天二后型”是出自《逸周书·尝麦篇》，主要描述在世界之初，便有了黄帝与赤帝的分立；后来蚩尤作乱，赤帝便援请黄帝讨伐蚩尤，使世界重上轨道。这个古朴的神话体现出一种不同于犹太教、基督教、回教等一元性创世神话的二元结构。《易》之乾坤、太极之阴阳等中国哲学对立辩证思维，都可追溯到这个久远的二元结构里头。

这三个神话类型虽有所不同，在杨儒宾教授看来，其共同因素可以串联起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文明很可能来自于多文明的融合，不同的民族的创世神话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趋于整合。于是“绝地天通”可以作为主轴，将这些不同的神话纳入其中。总体而言，典型的“绝地天通”结构，可分为“巫觋当道的巫教文化时代”“神人混杂时代”和“绝地天通后的神人以和时代”。杨教授着重强调，这个“绝地天通后的神人以和时代”的完成者乃是帝尧，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谈到帝尧，杨儒宾教授在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尧——绝地天通的完成者”。杨教授高度重视《尚书·尧典》。其在儒经中的地位及评价，足以说明帝尧正是整个“绝地天通”神话世界意义的完成者。他指出，伪孔传认为《吕刑》中“命重、黎绝地天通”的上帝，是帝尧而非颛顼，信乎有据。那么，尽管《尧典》没有提到“绝地天通”，但仍应将其放在“绝地天通”的背景中理解。由此可见，《尧典》所载尧的功业，正是关乎“绝地天通”之后如何重建人间秩序的问题。这种秩序建构分两步：第一，是尧命羲和四子赴四方敬授民时，由此为中华政治文明确立一种时空秩序；这里，杨教授还将这种时空秩序的地位比拟到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范畴，极富洞见；第二是以前项工作为基础，尧与舜一道构造出诸如禅让等文化模型，由此推出所有文明秩序。在此杨教授承认，将中华文化的起点、亦即“绝地天通”的完成者放至帝尧而非黄帝等其他，也是出于其浓厚的儒家关怀，不过他这里正是要对此给出一种正当性论证。

第五结论部分，杨教授从《逸周书》第一篇所强调“度”的视角，进一步深化“秩序”的重要意义。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尧典》所确立的人间秩序，对宋儒有着典范的意味。宋儒思考如何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区分政统与道统、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问题，都与《尧典》的禅让、尧所开创出的道统有密切关系。《尧典》中的政治是一种道德政治，强调政治要有教化的基础。杨教授认为西方民主政治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自由主义只是从抽象理性中建构民主的运作，而缺乏教化作为基础。政治与教化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有些人“作之君”“作之师”的乱象。宋代以后，在政治系统之外，还在实质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教化系统，正有纠偏政统堕落之弊的功能。最后，杨教授指出，将“绝地天通”之后建立人间秩序放在尧的传统底下，“绝地天通”的重要意义才能显现出来。

在点评、问答环节，师生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张永义教授作了精彩的点评，认为杨教授运用神话学的知识对五帝的传说进行了解释，这种追溯突出了儒家的连贯性。张教授也提出了疑问，将“绝地天通”与“创世神话”连接起来，似乎不同于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将“创世神话”理解为神创造世界。杨教授回应，对“创世神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除了一般意义上指神创造世界，还可以指起源。起源不一定是从无到有，它可以理解为本来就有世界，即“昔天二后型”，世界在一开始就如此存在。刘伟教授指出，禹是空间形式尤其是大地秩序的实际完成者，这与尧作为完成者能否协调起来？杨教授回应，如果从经学的观点、“大禹治水”的故事来看，禹的确是空间形式的完成者，但《尧典》也有提到舜对大地秩序的安排。在不同的脉络底下，多种说法可以并存。

倪梁康教授提出，杨教授主要是通过后世的文字来解读，早期出土文物中的符号、图形有没有可能隐藏着文字？五帝的故事是如何传播的？杨教授回应，殷商之前是否有文字尚有争议，可能有文字，但与甲骨文之间不一定是一个系统，即使文字可以解读，但其文化的含量太少。五帝的故事主要是靠后世文献的追述，要理解五帝时期需要将后世文献与具有普遍性的宗教理论、神话理论结合起来。陈立胜教授提出，在先秦时期，孔子讲尧，孟子讲舜，荀子讲禹，那么尧舜禹作为三种符号或价值是否有所不同？宋儒是否解决了道统与政统的分开，晚明时许多儒者说朱元璋实现了道统与政统的合一。那么如果把《尧典》视为政治哲学、道德政治的模型，是否只有在禅让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杨教授回应，尧舜禹在孔孟荀那里不一定有分化，孔子对舜禹有评价，孟子“言必称尧舜”，荀子也讲舜禹。在道统中，尧舜禹都有一定的地位，相对来说，尧作为第一人更重要一些。道统与政统的合一魔力在儒家传统中没有断掉也是事实，在对《尧典》进行解读时需要更清晰的分析。当然，如果没有合理的安排，道统与政统的合一是相当危险的。

张伟教授从中西比较的视域出发，指出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所构建出的古希腊思想模型与杨教授所讲如出一辙，古希腊思想第一人并非泰勒斯，而是阿那克西曼德，后者完成了对秩序的确认。但是，中国的“昔天二后型”与古希腊有所不同，那么这种二元的模式在后来的传统中还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教授回应，一些文献中也有这种二元模式，如《淮南子》。从内在理路来看，“昔天二后型”与后世的关系或对后世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易经》的传统，尤其是“乾”“坤”。二元问题在宋明理学中也有显现，如太极与阴阳的关系。

还有同学提出:如何理解早期的“天子”“天”？宋代强调夷夏之辨，是否将“天下”精神简化掉了？杨教授回应，“天子”与“余一人”大概是一致的，即指上帝的儿子，他是一个人间秩序里的特殊的人，可以代表天的意志。在其他的文明中大概会有类似的观念。很难说“天子”或“余一人”的观念从何时形成，但从文王到周公，有一个以“德”来继承天命的突破。早期“天人合一”中的“天”不完全指上帝，有时是指鬼神或一个大致的人间。宋代的夷夏之辨具有现实的政治关怀，但是像“天”“太极”这种普遍性的理念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它们不分种族、肤色而普遍有效，宋儒的这种普遍性的理念超越了种族性的夷夏之辨。在顾炎武等儒者那里，“天下”还是具有超越性的，“夷夏”并不完全是种族的概念，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

最后，冯达文教授说，从炎黄讲中华文化的起源，涉及到一些文献年代和语词使用上的问题。从古文献上看，殷商很少从道德讲政治，殷商的帝王是以天干命名，西周以后才用道德来命名，这便牵涉到《尧典》的年代问题。此外，在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中，殷商主要不使用“上帝”，到了晚期纣才自称为“帝”，“上帝”概念出现较晚，而表示社会正义、公正的“天”观念主要出现在西周时期。冯教授指出对以上文献、问题的关照和把握，讨论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更可靠的说明。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