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民间性

——在南昌中国哲学年会（2006年10月28日上午）上的发言

作者：李景林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初八癸丑

          耶稣2018年7月20日

1．我们这个会议的议题是“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一个哲学或文化的系统，是个性化的，但又有普世性的意义。这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系统必须是当代化了的。就是说，在理论上，它具有其当代的形态；在实践上，它是活在生活中的。中国哲学在现代未建成它的现代的理论形态，同时，它又是与民众生活相脱离的。这就使其失去了自己的普世性的意义。

2．我这里所谓“教化”，与一般所谓教育不同。现在的教育，一般是知识性的、技能性的教育。教化主要是指信仰、信念和价值系统的确立。近年，中国民间学术和教化有兴起之趋势。我们简称为民间的教和学。在我看来，近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统一：民间的教与学、学院的教与学、官方的教与学。这三个层面不是一种界域分明的三个领域，其边界是变动的，而且是不断地向着第一个层面辐辏的。

3．民间性的教与学，其特点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讲学、自由的思考，总之，是体现着一种自由的精神。（私学的传统与恢复：由官学到私学。《天下篇》，诗、史、子。书院。民间学术对官方的作用：自下而上，消解形式化之蔽；由私学之教化而在官，如孔子弟子、胡瑗弟子。私学传统源于六经、经典传习，其旨在人格修养和传道。故私学复兴既对中国文化意义重大，对学院学术的教化性格的形成，亦是一个重大的推动。）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没有民间的教与学。为什么？因为没有独立的社会生活的空间。我们的经济生活是一元化的。过去我们说做隐士。在这种一元化经济的条件下，隐士你是做不了的。与此相应，所有的生存样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代替了学术和教化。学术和教化在一种特定的时期内，比如革命时期、抵御外侮的时期，是有凝聚力和教化作用的。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讲具有固定和强力的性质，它本身是不能教化的。古人讲“为己之学”，“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为己之学，是内求，是自由的选择，这才能有教化。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带来了独立的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越来越大。这样，民间的学术和教化亦随之兴起。

4．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大都经历过政教合一的阶段。中国亦不例外。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的教化和学术乃自下而上形成。比如儒学在先秦，本为子学，为百家之一，汉代武帝时独尊儒术，乃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再如宋代理学，亦由民间孕育而成。朱子之学，开始被斥为伪学，后乃成为官学，朱子之《四书集注》，被定位官方教本，统治达六百年之久。一种学术成为官学，成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必会趋于僵化和形式化。但是，一方面，这种学术和教化既来源于民间，另一方面，民间的教化与学术亦与之同时存在，可以对之起到一种缓和和消解的作用。但是，中国现代官方的教化与学术，却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其容易僵化和形式化。

中国现代以来的社会，长期处在一个不断的战乱和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的、战乱的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很容易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凝聚社会和教化的力量。文化革命把这种状况推致极端，在这种情形下，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了全部生活，社会民间生活已无法找到任何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同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是激进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主流。中国传统的教与学，亦曾有过政教合一的表现形式。辛亥革命以后，这个传统的教与学，脱离了它所依存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教化方式，不是宗教性的，而是表现为一个哲理的系统，并不象宗教那样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形式可以安身，所以渐失其实存上的依托。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传统的教与学，既不能获得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在民众生活中亦无立足之地。更重要的是，社会主流文化意识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性，使得中国传统的 ，亦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历史性的思想，失去了它在当下性中的创造，而退隐为僵化了的“过去时”意义上的知识、文本中的语词、历史的陈迹或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5．民间学术和教化的兴起是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表现，它也同时影响到了学院的教与学。这个影响表现在，学院的学术亦逐渐民间化，因而亦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教化意义。中国现代学院的教与学是传统的教与学向现代的教与学转变的产物。这个转变一方面的表现，是它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形态分离出来。这是一个进步。但同时，因为它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而失去了教化的作用。这个脱节，原因有三，一是它的完全知识化；二是它未创造出它的现代的理论形态；三是它没有自由选择和自由讲学、思考的空间；四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过去，学院的学术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控制：一是西方学术的概念框架和学术规范，一是意识形态。过去我们都用同一套：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来解读传统思想，你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第一，它缺乏自由的思考，是外在化的为人之学，故无教化的意义；第二，它与民众生活、个人的心灵生活是完全隔离的。近年，学院学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是解释原则的多元化，有了自由的选择。能够按照中国思想的固有特点来解释之，因而也有了创造性。不少青年学者已特别注重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建构这一环。与此相应，随着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大学教育已经不是单纯的精英教育。这使得学院教育亦逐渐具有了教化的意义。

6．教化的本质是社会性和民间性的。教化的内涵和意义，是人格的陶成，价值信念的确立，价值系统的建构。因此，它是人的自由选择、本心发明，或者说，是关涉到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事务。发端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政教的分离。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教化的根是超越、是理想性。一旦政与教相合一，就会使这种教化失去其理想性。中世纪西方社会以教会的权力干预世俗事务，就导致了宗教裁判所、迫害异教徒、十字军东征一类的问题。近代的宗教改革，逐渐使教化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的事务和与个体心灵生活相关的事务，使之复归于它的“虚”体之位。政治与教化乃各安其位而相得益彰。

在革命的或战乱的非常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和升华人的意志情感的教化作用。但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性质，决定了它的非教化性。所以，在经济社会已进入正常运作的后革命时代，人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热情渐次消退以后，政治意识形态便不再能够承担教化的职能。目前，民间社会独立空间的扩大，民间性的教化与学术的兴起与进一步的孕育发展，乃成必然之势。教堂、佛寺、道观香火隆盛，各系宗教信徒信众剧增；各种民间书院、精舍、学塾、学会、讲堂遍地开花；读经、会讲、讲学、法会，各种民间学术文化活动蓬勃开展。这些民间社会的教与学，现在，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当然需要逐渐凝聚和引导。在现阶段，政治意识形态尚能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文化、教化从本质上讲是心灵之事、社会之事，来不得外在的强制。所以，官方的教与学，最终将要回归其意识形态的本位，给与社会文化、教化和学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

7．我们强调教化的民间性或社会性，既不是要把学院的教与学排除在教化之外，也与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所谓的“草根性”、草根文化、草根儒学根本异趣。

所谓“草根性”，强调的是文化的通俗性、大众化、流俗化。有的学者甚至由此走向极端，否定文化和学术立足于传统之理论建构和创造的意义。实质上，社会和民间性的教化，不能排斥中国文化传统和思想的当代性理论和形上学系统的建构。毋宁说，这种建构，正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当务之急。历史性与当代性，乃是文化自身之共属一体的两个方面。由乎其历史性，文化乃保有其民族的个性和其原创性的动力；由乎其当代性的建构，文化乃具有其当下生命的活力和因应现实及其持续展开的普世性价值。就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而言，不同时代各有自己时代的儒学。这本身就显示了文化之历史性与其当代性的统一性。当代中国社会民间教与学的“群龙无首”，要凝聚为和建立起一套核心的价值系统，亦需要这种回向自身历史传统的当代性的理论重建。而学院的教与学，在现代文化和学术分工的条件下，理应成为这种当代性理论建构的核心力量。

我们所谓教与学的民间性，是指着存在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讲学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学院学术，已经开始向着这民间性辐辏，或者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民间性。学院中国传统 的研究，其诠释的原则，已经由一元趋于多元。这个多元化，为学者的自由选择提供了条件，这使其研究工作可以与自己的志趣乃至其价值的认同达致合一。知行合一，本是中国传统 的一种根本的精神。学者的学术思想，本就能够成为其“传记”。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正与传统的这种学术精神相合。无所依傍，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这使中国学院学术渐具教化之功能，亦具有了切合于一般民众生活的可能性。由于大学招生的历年扩大，现在，已约有半数的青年人要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学院的教化作用不可忽视。

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说学院教与学的民间化，是指着它摆脱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束缚，而真正表现出存在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自由讲学这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真正属于社会而言，并非在现实上使之成为民间的书院。学院的学术和人文教化的精神，应真正能够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宗教精神传统的文化系统中，尤其重要。

而这一学院教与学的民间化，亦只有通过政治和社会文明持续进步的过程，才能逐步实现。我们必须理解，信仰选择、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与现实的政治运作进程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政治家要了解这一点，避免越界干预学术、教化之事。学者和全社会亦应了解，任何学术的观点、价值的选择都必须通过正常的法律和行政程序才能作用于现实，而不能直接地转变为现实的行为。古人所谓知行合一，是指人的精神修养或修炼而言。

就现实而言，学院的教与学与民间的教与学，还是有区别的。在现代分工的条件下，在学术力量和掌握的资源上，学院的教与学无疑要处于主导的地位。所以，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建构，是学院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但只有它在精神上已转化为社会的、民间性的，它的工作才是有效的和具有真理性价值的。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