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与学术之间：可否多做点“多点思想”的学术

作者：刘悦笛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十六日壬辰

          耶稣2018年6月29日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非常感谢，我想讲这样一个话题，抛开原来想讲的主题——《走向中国人的情本哲学》，也就是走向一种“以情为本”的中国人的哲学，但是，我想扣住今天的主题——思想与学术四十年！

我的发言题目是《在思想与学术之间：可否多做点“多点思想”的学术！》这个吁求很重要，当今学术要多点思想！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反过来说，不是要做“更多有学术”的思想，因为思想一定是要以一定的学术为根基的。因为思想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都不是空穴来风，或者从理论中来，或者从实践中来，孙中山不是讲“知难行易”嘛，行容易但知却难，这不同于行难知易，但毕竟思想与学术皆为人类智慧传承与累积而生！今天聚焦这样一个话题：到底要做有思想的学术？还是做有学术的思想？兹事体大，需要慎思！

说这个思想与学术之辩之前，先说一个前提，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讲到“改革开放”从哪里开始？前两天和近代史一位老研究员聊天，他是做晚清研究的，他说改革开放应该就从清末开始，慈禧也要改革，只是那时候满族青年内阁上台之后，满汉关系出现失衡，才出现了大的问题。当然，加上封疆大吏张之洞的离世，辅佐大臣主心骨没了，也是满汉联盟解体的重要原因。

现在来看，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认为，可以起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算起。中国人一直在走一条既逐步开放又在自我改革之路。我们看历史，其实从“君主立宪”的失败一直到“走向共和”的努力都是不断尝试的结果，毋庸置疑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还在改！

但这里面有个非常好的历史规律，只要历史往前走了一步，并形成了某种共识之后，它就没法往回退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还有康党之类的活动都是如此，再想往回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是“好”的规律，价值判断上来讲是好的，因为历史不因暂时后退而反转。当然，历史发展一定有倒退了，现在我们就面临全球的”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整个大势所趋还是不变的。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判断，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未必从1978年开始算，可以说从1860年代到现在，中国都在改革加开放，历史有保守与锁国时期，但小退却不改大势。但是“思想解放”一定是个大势所趋。包括我们所谓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跟民国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杜威讲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实验法，其实是如出一辙的，都是一种实用的理性。只不过在中国人实用起来，其“实用理性”更为简易、更为实用，同时，也不那么科学。我想起1978年中国开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包括钱钟书等人文社科老先生都参加了，希望这个“科学的春天”还会持续在。

 第二点，我想讲所谓思想和学术之间的张力到底何在？大家都会谈到李泽厚先生1995年讲的那个话，原话是——“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给出这样一个判断，到现在23年了，也许李老师的判断没有错，我们这30多年，还是学术压倒了思想！当然，很多人不同意，邓晓芒老师有篇网上文章《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是一种自我欺骗》，我相信这是编辑起的一个题目，但他提出：当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

 一般而言，我们觉得，思想和学术一定是中国人或者人类智慧当中两个基本倾向。思想一定是重在“创造性”，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学术一定是重在“累积性”，尽管二者不可分，但是这里面的确形成了一种张力的结构。

去年去评“中国好书”的年榜，很多年来中国好书里面都没有一本哲学类、思想类的著作，今年我评的时候终于有两本书：一本是邓晓芒的《哲学起步》，另外是我同一个研究室的同仁赵汀阳的《四种分叉》，结果初选都过了，我对哲学类的好书极力推介。结果，前天看到结果的时候，还是把思想类的都拿掉了。前两年只有一本书上去，就是重新翻译成汉语的我们社科院宗教所徐梵澄老先生《孔学古微》，从英文翻回来拿过一个年度中国好书奖。这也是一个思想的折射，哲学在当代中国确实是不受关注的。以后经济学可能会取得极大的成就，我想经济学一定会，因为经济学一定要为所谓中国方案、中国道路提供一个解说，因为中国经济学毕竟不是仅仅是人口红利的经济学。

 但反过来说，思想和学术一定有很复杂的关系，思想难道没有累积性吗？思想当然也有传承，所以才会有思想的派系，儒分为八，既有子张、子思之儒，也有颜氏、孟氏之儒。相对而言，学术不需要创造吗？学术当然也需要创造！这种创造和创新不仅仅是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比如简帛学，从郭店竹简到上博、清华藏简，发现新材料之后，很多历史的定论被推倒。包括更早《竹书记年》的出现就揭示出尧舜不是继位而是篡位，这就会打破后世对三代政治理想的期望与寄托。

 除了资料以外，还有第三种历史的阐释，会产生学术的新观点，这也是历史解释学的问题。从更长的阶段来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学术范式的转换问题，不仅仅是小的观点的创新而已。刚才有人讲到是胡绳先生的弟子，胡绳先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他的叙事方式的确引领风骚很多年，尽管近代史所的人总是说晚年胡绳深有反思。到现在为止，这种历史叙事方式的确悄然转变，我们绝不赞同历史学一定是史料学，因为《史记》这样的史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其史实性也不断被推翻。

实际上，历史研究当中”史识“对历史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陈寅恪在很少的资料基础上得出非常高的”史识“，比如他给冯友兰哲学史报告当中就讲，其实秦代尽管是以法治国，但是秦代还是笼罩在儒家之下，可能这都需要当时很多秦代文书作证，需要后代加以思考。

从表面上来看，可能学术更长久一些，也就是说像陈独秀PK不过王国维，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可能思想更为长久一些。学术就像科学一样，可能是不断的被证明是错误，就像霍金一样，未来可能证明霍金很多猜测都是错的，尤其他后来的一些猜测简直就是梦想。科学真的也是一种”发明“，不仅仅是人类对客观对象的”发现“。当然学术也有对错，比如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断代出现的错误，比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将庄子心斋坐忘视为颜渊的传习录，如此等等。学术往往有对有错，随着时代深入研究，比如说简帛的出现，可能更加接近真相，而且学术也往往可能和政治形成某种暗合的关系。《黑色笔记本》发现并发表之后，我们发现，海德格尔本人还觉得先锋队做的还不够，这里面有非常有趣的观点。   

思想并没有”真理“意义上的对错，只有一个和时代是否匹配的问题，到底是推动这个时代还是背离这个时代，这才是思想流变的主题，但是思想一定有个伦理上的对错，比如说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

第三个我想特别简单描述一下，这40年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一个基本演变。

 应该说八十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压倒学术，学术刚刚生长起来的一个时代。八十年代基本是一个”启蒙时代“，最近有人在群里争，到底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主体性，有人说还是康德的，甚至没有超出笛卡儿。然而，李泽厚所创的主体性，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subjectivity，而是他自己独创的词叫subjectality。他的主体性是建基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基础上的，包括当时的主体性，包括自由问题都得到了探讨，超出了学术的边界而产生了社会启蒙的功能和效力。

那时候，八十年代产生最早是一场美学热，我把它定义为一种以理性形式实现的感性解放。后来又经过了人道主义的讨论，西化主潮、文化热，以及反传统的浪潮。那时候，的确造思想体系是当时青年学者当中的风靡的事情，所以很多老学人讲，那时在一个大学宿舍里面一夜之间就可能生灭几种思想体系！所以李老师在某”译文丛书“里面前言就告诫说：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先从外来拿来！他那套丛书，曾跟我讲，想做到一百本书，结果到了1988年以后就基本停下来了。

到90年代，大致是学术生长起来，思想被压制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其实在八十年代是胆子够大、学术不足的年代，九十年代是学术足了，但是胆子没了的时代！

古人讲做学问要有”才胆识力“，九十年代新保守主义兴起之后，”自由派“、”新左派“以及”老左派“还有”保守派“形成了三大阵营，那时候就预示了现在整个思想界的割裂。八十年代能坐在一起的时候不复存在了，现在因为思想立场的不同，基本上坐不到一块儿了。而且原来还有一个”共识网“，我在上面写过专栏，那时候我开个玩笑，其实不叫“共识网”，应该叫“撕裂网”比较准确！

新世纪之后，我们也在追寻全球化的脚步，但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句话，还真是管了到现在的30年，而且是人文科学的淡出，社会科学的凸显，经济学当然不包括政治学。当然，如今的人文也在复兴，特别是传统在复兴。

传统的复兴是在主流文化和本位文化共谋之下才形成的一个主流的趋势，在儒家内部复兴之内也产生了很多矛盾焦点，包括我曾经参与过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争，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能不能从儒家这套东西能开出科学和民主，特别是要不要科学和民主的问题。    

我发现特别有趣，很多历史都在重复，我们在上演着近代史中儒家做的一些尝试，比如立孔教会如此等等，这种历史重演恐怕是可悲的。

顺便说一句，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人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仍然没有稳固，科学直面大部分中国民众的迷信，掌握自己理性的启蒙精神没有，这是康德意义上讲。再从杜威意义上讲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很难完成，所以，中国人的启蒙恐怕远远没有完成。尽管后现代思想和我们很多前现代是接通的，但是往往是和现代性是不匹配的。

 所以，中国现代仍处于一个后启蒙时代，现代性起码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未尽的事业，未完成的计划，尽管我们期待思想和学术之间有一个平衡。由此说来，哈贝马斯是对的，因为现代性尚未完成，尤其对于中国更是如此！

最早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是王元化先生90年代编的《学术集林》提出的宗旨。大家想想这句话，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诉求，其实也是一个反面的描述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在九十年代之后思想界是有学术没思想，或者有思想没学术，问题是如今呢？

到了李泽厚先生讲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其实也不完全是描述性的判断，里面其实有一个价值诉求，其实就是学术要有思想，要去做有思想的学术，尽管如今思想的力量和比重在现在的学界和思想界都是很轻、很淡的。 

用一句话说，思想和学术之争谁优谁劣？短期看可能思想胜，长期看可能学术胜，学术一定有对错，思想未必如此。但是学术对思想一定有一个支撑作用，学术浅思想就会浅，牟宗三的成就是建立在他阐释康德基础上，把阐释康德有多深，尽管有很大偏离也决定了他阐释儒家有多深，牟宗三是一个思想家，也应该是一个学问家兼哲学家。

李泽老师自己也说，也可能是作为思想的家他的自况吧：“思想家不仅需要广阔的智力资源，在情感、意志、品格方面也有更多要求。人格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承担意识和悲悯情怀，便常常是其创造性工作的原动力。学问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电脑之类的机器替代，思想家的工作则不可能。”李老师特别有趣，他对钱钟书先生有一个批判，尽管这个批判我不赞同，他说钱先生是一个中药匣子似的学问的方式，包括对饶宗颐，我春节前写过几年文章，他也并不赞同。但是的确思想家和学问家是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饶宗颐先生去世也的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王国维那种学术传统是否中断了？

而且，李泽厚老师自己也说，他说：“学问家与思想家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互相均不可替代。学问家固然需要基础扎实，厚积薄发，思想家又何莫不然？在知识结构上，思想家读书也许不如学问家精专，但在广博上则常有过之。思想家必须具有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才能从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提出问题，或尖锐，或深刻，反射出时代心音，从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为思想家！！！”上面就是我对思想和学术的一个基本述评。

最后再讲一点点，我自己出现了学术转向——从美学回到哲学和中国思想，也从西方回到中国！

在美学上，从2001年开始我基本做思想性的工作，提出了”生活美学“，做了”生活美学“的架构，基本反着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而来。大家现在倡导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一种是好的生活，一种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一定是美的生活的现实基础，美的生活一定是好的生活的升华，这才是”美好生活“，中国人讲是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good life或者better life，也即是好的生活或更好的生活，而是美好合一的生活。

很有意思，李老师八十年代实践美学形成了主潮之后，九十年代后各种后实践美学开始出现，到新世纪之后，新的美学的主流就是”生活美学“，倡导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在美学上，我和李老师基本上背道而驰，背后一个基本观点，他把他的实践，更远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与理论相对的实践、practice，我们说的是那种poiesis、制作性的活动，这里面有个根本分歧，这是历史渊源不同，但无论是实践还是生活美学都是植根于本土的思想。

我特别赞同回到本土做思想！为什么从西方回到中国？这对我来说，一个是十多年前在韩国讲了半年的博士课程，另一个则是到美国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越到了纽约可能越要回归，我更加意识到，做一种中国人自己哲学的重要性。这时候李泽厚老师晚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关于”情本体“的思想，以情为本体的思想。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有冲击力，恰恰是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那种所谓”常青哲学“的反抗，也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新哲学思想。

李老师也讲，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同时还有本土的视野，所以现在我做的工作，也可能是未来十几年做的工作，当然我还会写一本关于李老师思想的书。我想试图在中国人所讲的”一个世界“，而不是西方理念、天国、物自体的世界，以中国生活世界活生生的经验作为根基，建构在中国”一个世界“而非西方”两个世界“基础上，以”情理交融“作为思想内核，建构出一套中国性的”情本哲学“，从儒学角度可以叫”情本儒学“，同时，我们做的也是一种返本开新的工作。

当然，我觉得一点，我也想让儒家回应最新的全球思潮，包括我最近提出”儒家后人文主义“、confucian post-humanism，回应很多后人文学的最新争论，的确要面临最新的挑战。必须指明，这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做法，激进民族主义那是危险的，我一直呼吁要走向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要走一种温和民族主义的道路才可以避免激进民族主义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合流。

在我内心一直有几个东西在纠结，一个就是王国维所讲，做学问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纠结。我做美学两个东西：一个是分析美学，它可信不可爱，另一个生活美学，则是很可爱未必可信的东西，这的确对我是个内在矛盾。我在纽约也听了克里普克半年的课，自己也翻译过维特根斯坦的剑桥演讲录，但中国人在纯的分析哲学上很难追西方的，尽管我们有大的分析哲学家王路，也有大数学家陈省身，但是我们很难追平西方的水准。第二个矛盾，在我内心就是感性和理性的一个纠结，这个矛盾一直回到了做“情本哲学”，回到一个情理结构才真正达到了一个平衡。

所以我讲的还是这样一个话题，在思想和学术之间，我们可否多做一点多点思想的学术！

谢谢大家。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持人）：感谢刘老师，其实刘老师要讲什么我是有期待的，我们都知道他和李泽厚先生这样一个密切关系，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直面问题，就讲 ，不仅从理论上讲了思想和学术之间的辩证张力，而且为我们梳理了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思想与学术之间此消彼涨的历程，更重要的还评点了在40年当中重要思潮、重要人物的代表思想，当然最最重要最后讲到自己对于这种 的尝试、做法，从美学走向哲学，从西方又回到中国，从他的演讲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非常开阔的视野，古今中西都在他这里游刃有余，特别精彩。

我们谢谢刘悦笛先生。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