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经与宋明道学兴起之关系

作者：谷继明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十一日戊午

          耶稣2018年3月27日

宋代道学兴起之前，有一种所谓“疑经”的风气在当时的思想界比较活跃。理学是思想史、哲学史中的时代思潮；疑经则是经学史上对这一阶段经学的描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但具体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关于此问题，叶国良、徐洪兴、杨世文、杨新勋等都曾有论述[①]，本文试图在前贤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理解的角度。

先要申明的是，用“疑经”来概括则这一时间段的经学新风气，是欠准确的，杨新勋也曾指出这一点[②]。当时的儒家学者，首先怀疑的是以前的注疏，特别是唐人的注疏；其次，即便怀疑到经文，他们中的多数也主要是改正经文的某些字句在流传中发生了错误。当然，这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欧阳修和王安石。欧阳修《易童子问》否定了孔子作《易传》，而王安石则讥《春秋》为断烂朝报。但如果我们在更大的经学整全态度来看，欧阳修只是怀疑经典系统的一小部分，但前提仍是承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性。但因为这一阶段的现象既如此复杂，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述，且这个词已经成为学界通用的说法，故我们这里仍采用此术语。

一、经典诠释系统转折期的疑经

关于此风气，学界已经有不少研究。但需要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才能更好的加以定位。

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如果从“经—注—疏”形式看，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汉魏形成权威的注释，南北朝撰写义疏，总结于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被奉行四百年。二是程子到朱子形成权威的注释，宋末元代编录“纂疏”，总结于明胡广等编《四书五经大全》，被奉行二百多年。三是清代学者通过辑佚等恢复汉代经注，又以考据自撰新疏。前两种《五经正义》和《四书五经大全》都成为科举的标准，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宋代的疑经风气，及道学的兴起，恰恰处在从《五经正义》系统到《四书五经大全》系统的转折过程中。那么疑经的意义，不在于打破经典的权威，而是对于旧的经典诠释系统的不满。

新经学风气的形成，一般会追溯到唐代啖助、赵匡的《春秋》学。《春秋》旧有三家之学，即《左传》、《公羊》、《榖梁》。《五经正义》中有《左传正义》，科举时还要用《公羊注疏》与《谷梁注疏》。三家各有其条例之学，互有不同，也互相有争论。啖助、赵匡毅然越过这些注疏对于条例的讨论，直面经文本身，根据自己对于义理的体会，来确定条例，发挥经文本身的微言大义。韩愈寄卢仝的诗有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也可作为此时《春秋》学风的描述。

那么此前的学风是如何呢？也可以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来代表：“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旧唐书·元行冲传》）汉魏经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传注，这些传注甚至取得了与经书一样高的权威。研治经学的学者，往往谨守一家的注解来讲经书、撰写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义疏之学。唐代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秉着“疏不破注”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了传注的权威，同时修撰的义疏本身也因功令而成了权威。此时的经学，更加因循守旧。学者遂积重难返，这严重降低了经学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但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持续下去。一些有见识和有勇气的学者，不仅要从注疏学中走出来，而且要连权威的传注一起质疑，以开创新时代的学术，解决新的问题。从晚唐到宋初，这种风气蔓延开来。到了司马光所处的时代，怀疑传注、试图开创新的经学已成为风气，他在《论风俗劄子》中慨叹道：“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

“《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是欧阳修《易童子问》怀疑《易传》非孔子所作；“《周官》为战国之书”也是欧阳修等人的看法；而“三传可束之高阁”是晚唐啖助、赵匡的《春秋》学风格，在宋初尤以刘敞《春秋传》为代表。

二、从训诂之学到儒者之学

程颐在总结近来的学术类型时说道：“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二程集》)这里讲到了三种学问。文章之学，是究心于诗赋的学问。唐朝要考诗赋，对于韵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许多人究心于此。后来的古文运动，恰恰就是要在文章和士人生活方面寻求突破。训诂之学，主要指的就是自《五经正义》以来，士人沉溺于义疏，只求死记硬背，对于本心和现实既无关注，更无照察。所以他提出，作为有志向、有追求的读书人，应当寻求“儒者之学”。程子所谓的儒者之学，也就是后来蔚为大宗的道学，或者说理学。

在摆脱训诂之学，走向义理之学的立场上，理学家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是一致的。唐代的赵匡就说过：

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问口义，又诵疏义。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全唐文》卷三五五《选举议》）

“筌蹄”是庄子、王弼常用的比喻，这是把注、疏看作理解、运用经典的工具。“既问口义，又诵疏义”，口义是当时老师的讲解，疏义是过往的讲解。这些著作，文字数量庞大；其主要内容是弥合注释间的冲突等，不面向直接的现实问题。学者沉溺于此，无暇了解当代的礼制、民情、行政等事务，这样就失去了“临民决事”等处理时代问题的能力，反而让不怎么读经书的“胥吏”领导了决策。这也是赵匡要摒弃义疏乃至三传，直接解释《春秋》经文的原因。

到了北宋，这种要求摆脱训诂之学、直面经典核心和社会现实的呼声越来越高。王安石说：“然自以圣人之术单此者有焉。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而曰圣人之术单此者，皆守经而不苟世者也；守经而不苟，其于道也几。”（《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王安石强调经学研究的目的是求治道，而不是名物度数的记诵。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一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开始熙宁变法的时候，便将科举的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改革的内容包括罢黜了诗赋、帖经、墨义等科目；废除《五经正义》，代之以自己领衔编撰的《三经新义》。帖经、墨义基本是背诵注疏的科目，王安石废除此科，改为读书人各自选一种经典，发挥其议论。这中想法既继承自晚唐以来的疑经风气，推动了当时和以后疑经风气的继续发展。

作为道学家的二程兄弟，不仅疑经，而且要改经。程颐的《周易程氏传》认为《周易》卦爻辞以及《易传》中有多处错误的文字。而其最著名的，莫过于对于《大学》的表章和改动。他认为《大学》乃曾子的著作，是儒家学说的入门纲领，但里面有错乱，特别是诚意认为《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而汉代传下来的文本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排列的。他便怀疑《大学》存在着“错简”。朱熹更明确地按照三纲八目的顺序来调整《大学》文本，并且将“缺失”的格物致知传作了一个补充，这个“补传”，后来竟然达到了和《大学》本身一样的地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过疑经以摆脱唐代训诂之学的方面，道学与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学者固然是一致的，但他们仍然有不同。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三、体贴天理与涵泳经文

二程、朱子等道学家，对于古代的经典和注疏，有改动经文、轻视注疏等特点，但仍与欧阳修等不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将经典置于天理的涵摄之下，对于经典不管是怀疑还是支持，都更为系统，其解释也更为坚实。怀疑传注，乃至怀疑经文，并非不可，但是要有坚实的基础，要自己实有所得，而不是鲁莽地蔑弃经典。以往的疑经，可能是怀疑者偶然的一个想法，或者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但二程以后的道学则不同。二程说：“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如果说疑经是二程摆脱旧经学的障碍，直指人心和天理的有力工具；那么天理之学的建构，恰恰又为程朱的新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易言之，我们固然可以说以往的疑经也是为了尊经，但因为刘敞、王安石等人缺乏坚实的基础和缜密的思考，带来的破坏作用比建设要大；道学家则仅仅把疑经当作破除沉溺训诂的手段，其主要的目的是有所建立，而且真正建立起了坚实、完备的新经注系统。在道学家的“道统”叙述中，自孟轲死，圣人之道便被遗忘；重新体贴圣人之道的，便是北宋五子。将这种观点放在经学上，就意味着汉代以来的传注义疏，都是未见道的。这也正是道学家敢于疑经的自信来源，同时《周易程氏传》、《四书集注》等新经注的建立，则是他们体贴之道的经学体现。

二是道学建立了新的解经方法。二程不仅独自“体贴”了天理，而且用“体贴”二字来面对经典。与此相关联的，便是涵泳和玩味的解经方法。我曾经有文章来专门讨论[③]。这里，我只探讨一下这个方法和疑经的关系。不管是体贴，还是玩味、涵泳，都是要直面经文本身，以自己心中的义理与经典背后的圣人之意相切劘。这必然要求了：第一，不能执着于文字和名物训诂；第二，不能沉没在大量的注疏之中，而是要读简易的经文。不执著于文字，以理为准，所以可改动、增删经典文字；以天理为最高，必然要打破以往传注的权威。

四、小结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疑经之风与道学的形成，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一方面，疑经作为方法，背后有着各种不同的立场、动机和学者群体，道学家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道学家固然以疑经为方法，走出以往的记诵训诂之学，直面经典的根本，以建立起天理之哲学和理学化的解经体系；但这也仅仅是道学家经学方法之一种。毕竟重新恢复圣人之道，树立经典的权威，重新将经典作为源头活水，以对人心有所提振、对时代问题有所解决，才是道学家解经的目的。

当道学家的权威注释也被后人奉为圭臬，一字不可改动时，意味着新的封闭已经形成，而以阳明后学所鼓舞振荡着的疑经风气再起。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经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疑经不是为了纯粹的毁灭，而是河道的疏通、树木的剪枝。仔细反思那一时段的经学和哲学，对当今经学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①]叶国良：《宋代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80年。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其他相关论文，亦复不少。

[②]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3-11页。

[③]谷继明：《玩味与涵泳：宋代解经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载《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