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专访之十三】

专访蒋庆：儒家拯救人类出离科技“框架”的三条途径

受访人简介：蒋庆，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民间书院阳明精舍山长。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儒学的时代价值》《再论政治儒学》《广论政治儒学》《政治儒学默想录》等。主编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采访人：刘怀岗

受访时间：2018年2月3日

【心兰谨按：丁酉岁杪，予与蒋柳盛拜谒先生于深圳莲花山畔，就天、元、哲学、科技诸问题请教先生，先生不吝作答。时在夏历腊月十八日，长治刘怀岗据录音整理如下。此部分是先生关于科技的问答，现授权 发表，以飨读者。】

儒家对新事物的回应，既不是纯粹的复古，也不是完全的趋新，而是复古更化

刘怀岗：目前，人工智能等新事物不断涌现，在很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对这一新事物，儒家应该如何从义理上去回应呢？

蒋庆：在义理上去回应新事物，这是儒家从古到今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儒学历久不衰的一大传统。

我们知道，从孔子时代直到一九四九年，儒家都遇到很多新事物，都在积极地回应新事物。在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周文疲惫，维持不住世道，诸侯因而相互征伐，这是新事物，孔子出来回应，孔子回应的方法先是早年恢复周礼，晚年作《春秋》当新王为后世改制立法。

到了战国时代，更是战乱频仍，最后六国争雄，人们希望“定于一”，儒家也积极回应，主张结束战乱，统一天下。汉以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形成，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从思想文化与国家政制的高度呼吁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礼法制度，这一回应获得了成功，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礼法制度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一年。

到了隋末，面对东汉末至魏晋几百年的衰乱，面对文人清谈带来的否定“名教”的恶果，文中子出来以无比的气慨拟孔作经，再兴王道，使天下重返儒经，为唐代盛世的建立作好了思想准备。

至宋，面临佛教的巨大挑战，宋儒出来回应，形成性理之学，使天下又重归圣人之道。以后的儒家对新事物都能积极回应，每次回应的结果都扭转了当时社会的乱象，使社会的发展又回到了儒教的正确轨道上来。

儒家对新事物的回应，既不是纯粹的复古，也不是完全的趋新，而是既要复旧，又要创新，达到一种历史的“中道”而调适上遂。所以，儒家对新事物的回应，就四个字——“复古更化”。

所谓“古”，并不是指时间上的古代，而是指古圣人之道。儒家在历史中既要恢复古圣人之道的义理价值，又要用古圣人之道的义理价值改变（“更化”）时代现状使其符合儒教的理想，即根据变化了的新时代创造新的思想理论与制度建构来对新事物做出回应。这是儒家对待新事物的基本原则。

比如，文中子的回应是复古，用古圣人之道来解决时代的问题，但隋末之际的社会现实与政治状况肯定与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复古更化”要有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文中子针对时代状况所说的“再兴王道，重回中国”。

宋儒回应佛教的挑战是要回到《四书》与《易传》，因为《四书》与《易传》讲的“天道性理”才能有效回应佛教在心性上对儒教形成的挑战。正因为宋儒的回应，中国没有佛教化，虽然此后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但儒教仍是正统大教，中国仍是儒教中国。

到了晚清，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制度、政治、科技这些新事物的挑战，魏源、张之洞、康有为、陈焕章以及许多儒家人物都起来回应，但这次回应因为难度太大，时间不长，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儒家回应这次西方新事物的挑战，基本原则仍然是“复古更化”，即回到古圣人之道，因应时代的变化来改变现状以实现儒教的圣人理想。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由于儒家这一百年来被打倒抛弃，现在儒家才刚刚复兴，“复古更化”也才刚刚起步，困难重重，路途遥远。

电影《人工智能》剧照

现在是我们走出百年来“科技迷思”的时候了

再加上儒家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来有的充满“现代性危机”的全球化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内部自身文化疲惫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已经与世界交通了，中国的问题已经成了世界的问题，所以，儒家的这次回应，即这次“复古更化”，可以说是儒家历史上回应新事物最艰难最漫长的一次，我们应该做好长期艰苦的思想准备。

更有甚者，儒家现在遇到的新事物与古代遇到的新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儒家遇到的最大的新事物就是科技，科技问题成了我们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

确实如你所说，科技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此没有人能够否定。在康有为那个时代，科技的发展在全世界呈现出正面的上升趋势，在“五四”时也是如此。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距离，科学转化成技术的过程不是很快，而现在科学与技术的距离缩小了，科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转化成技术，而科学一旦转化成技术就马上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细胞技术等。

一百年前，儒家对科学与技术完全是无条件的拥抱，康有为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因为那个时候科学和技术看不出有多少毛病来，基本上对人类的生活是正面的。那是一个科技高歌猛进的时代，所以康有为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大讲“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是儒家群体中大力提倡科技的人，他还专门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象，进行所谓“天游”，他多少有点科学家的情怀。

那个时代儒家人物对科技几乎都持正面肯定的态度。铁路、电话发明出来了，比赶牛车快，比寄信快，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对生活的影响是正面的，基本上看不到负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不同了，科技这一新事物发展到现在成了大问题。科技的故乡——西方——首先改变了对科技的盲目乐观态度，开始反省科技的负面价值了。鉴于此，我们现在应当对近代儒家人物的科技态度进行反省，并对“五四”以来的“科技拜物教”进行批判。现在是我们走出百年来“科技迷思”的时候了。

海德格尔“科技是框架”这一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

科技最大的问题，是科技发展到现在已经异化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成为人的对立面，对人进行宰制，使人丧失了独立与自由。从前认为人创造的科技人可以控制，现在科技有了“自性”，成为人之外的一个自主存在，人不仅不能在科技中获得自由，反而被科技控制。

海德格尔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西方敏锐的思想家，比如海德格尔，就从人类自由的高度对科技提出了质疑，不再相信科技的乐观主义，即不像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与社会主义者那样，对科技无限的崇拜，认为科技完全可以拯救人类与世界。这些科技的崇拜者认为，科技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人创造科技可以控制科技，使科技完全能够为人服务，人凭借科技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在他们眼中，科技完全是正面的，是拯救人类的大救星。

然而，在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看来，科技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不仅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即科技不仅不是拯救世界的力量，不仅不是人类自由的保障，恰恰相反，科技在现代已经异化成了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成了禁锢人类自由的迷障。因此，他们开始反省科技的负面价值，认为科技一旦产生出来就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会按照自身独立的规律来无限发展，最后的结果是人不能控制科技反而是科技控制人！这是因为科技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一个排它的封闭系统，你只要一进入这一系统就必须按照这一系统的逻辑与要求来思考、来行动，即在这一科技的封闭系统中人没有自由。

所以，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海德格尔严正地指出：科技就是“框架”！“框架”是有边界的，你一进去就被限制在“框架”内，必须按照“框架”的逻辑来思考，按照“框架”的要求来行事，即你就会被封闭在这一“框架”内没有自由了，你也就丧失了独立性与自主性而离不开这一“框架”了。（马克斯·韦伯言现代世界已陷入了“理性化铁笼”，也是认为科技限制了人的独立与自由。）这个使人丧失独立与自由“框架”就是科技！

海德格尔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得出“科技是框架”这一结论的，海德格尔认为科技产生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而理性主义传统的鼻祖是柏拉图。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要克服科技的弊病，要摆脱科技的“框架”，就必须克服西方的理性主义；而要克服西方的理性主义，就必须否定西方思想的源头——柏拉图主义，最后回到前柏拉图时代的西方思想。

当然，这是西方思想家的看法，不过对我们很有启示作用，让我们在今天“科技拜物教”如日中天的中国，能够看到科技的负面价值，能够对科技进行深入的反省，以避免科技带来的不良后果。

然而，对儒家而言，儒家既不是中国的道家，也不是西方的存在哲学，因为二者都完全否定科技文明。（海德格尔非常喜欢中国的道家，因为中国的道家是完全否定文明的，特别是否定科技文明，这与海德格尔对科技的看法很相近。）因此，儒家并不完全否定科技文明，而是在科技文明与人类生活之间寻求“中道”，用儒家价值去克服科技的异化，用古圣人之道去调适科技文明，使科技文明的正面价值能够为人类服务。

不过，海德格尔、韦伯还有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现代科技的反思与忧虑，现代儒家要给与高度的重视，他们对科技的合理批判不仅要考虑，而且要吸纳，以摆脱一百年来儒家人物对科技的盲目乐观态度。

另外，儒家也不是源自西方的社会左翼学派，因为社会左翼学派是现代世界上最大的“科技拜物教”，他们相信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大动因来自科技，科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科技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改变人类文明及其制度的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正是因为科技的发展才突破了生产关系的束缚，因而才促进了社会制度的改变。

所以说，社会左翼学派是现代最大的科技崇拜论者，它对科技的负面作用不仅没有丝毫反省，反而把科技视为拯救人类的唯一力量。现在的中国已经全面地受到了西方这种社会左翼学派的巨大影响，不容对科技有任何反省与批判。

儒家要进入科技的“框架”内去改变（“更化”）科技

儒家当然要对科技进行反省与批判，这是现代儒家面临的最根本最艰巨的时代任务。儒家对科技问题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复古更化”这一不二法门，即恢复古圣人之道，用古圣人确立的儒教义理去改变科技，使科技的负面作用得到克服，正面价值得到发扬，在科技与人类生活之间达至“中道”，让科技“调适上遂”而为人类服务。但是，这谈何容易！

这就意味着儒家必须进入到科技的“框架”内去改变（“更化”）科技。这一任务异常的艰难——你不进入“框架”，就不能改变“框架”；你要进入“框架”，就出不来；但你不进入“框架”，又怎么去“更化”科技呢？

因此，儒家对待科技的基本策略，就像儒家对待政治的基本策略一样，就是必须进入到对象之中去改变对象，而不是在对象之外去改变对象，因为在对象之外是不能改变对象的。

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儒家对现代科技进行“复古更化”，就不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在科技之外来改变科技，即在“框架”之外来改变“框架”。海德格尔主张用艺术来拯救科技，用道家来超越科技，认为只有上帝能够救渡人类，这种思路就是在科技之外来改变科技，在“框架”之外来改变“框架”。

儒家也不能像张祥龙先生那样，主张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在“儒家文化保护区”中适用有限的适度技术，采用传统的手工工艺，过一种与外部科技隔离的简朴生活。张祥龙先生对待科技“框架”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也与海德格尔一样，是在科技之外来改变科技，在“框架”之外来改变“框架”。

《思想的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及其作者张祥龙

我们知道，张先生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很大，张先生的儒学可以说是一种“存在儒学”。张先生对科技有很多深刻的反省与批判，多能击中科技的要害，值得现代儒学接纳。但是，在“儒家文化保护区”内与外部的科技世界隔离，使用适度技术、传统手艺并不能改变科技的“框架”性质，科技的“框架”仍然在“儒家文化保护区”之外独立地发展壮大，科技“框架”扼杀人类自由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的普遍的解决。

原因很简单：不进入“框架”就不能改变“框架”，进入“框架”是改变“框架”的前提。我们可以想见，整个世界已经科技化了，整个人类已经生活在“框架”内了，对整个世界与整个人类来说，把科技降到适当的程度，普遍采用传统手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现在大家用手机了，再让大家去用固定电话，做不到了；现在大家坐高铁了，再让大家去坐马车，做不到了。这是现实，科技带来的便利不是不能逆转，但是很难逆转，除非人类马上面临科技带来的整体毁灭。

所以，科技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因为它是个“框架”，是个“铁笼”，他是封闭的、自足的、自证的、自义的、按照自我逻辑无限发展的，你要是没有足够的“更化”力量就不能进入，因为没有足够的“更化”力量进入“框架”，就必须按照“框架”的铁律行事，最后被“框架”宰制征服。我之所以说儒家必须对现代科技进行“复古更化”，是我坚信儒家具有足够的“更化”力量改变“框架”的性质。

张先生曾经举美国基督教阿米什人的例子与中国道家的例子来说明适度技术与传统手艺是可能的，确实，一个宗教小派别因为信仰的原因与外部的技术社会隔离，一个小国寡民中的人靠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为生，无疑可以离开科技的“框架”凭借适度技术与传统手艺生活，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则不行，因为科技的“框架”已经规塑了人类的生活，绝大多数人已经无所逃于科技的天地间了，只能在科技的“框架”中按照科技的铁律生活了。

所以，要人类普遍退出这一科技的“框架”不现实，做不到，少数人出于信仰可以，但整个社会不行。反之，无条件地进入科技的“框架”、完全拥抱科技的世界、在封闭的科技“框架”中自我陶醉、对科技无限的乐观与完全的崇拜，也不行。因为科技是有负面作用的，如果科技的发展永远是正面价值，那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连欢呼拥抱都来不及，怎么会去反省批判呢？这实际上不可能。

儒家拯救人类出离科技“框架”的途径有三条：诗教、德教、天教

再进一步来看，科技最大的负面作用除海德格尔所言是限制人的独立与自由外，按照儒家，就是科技不受限制的发展会违背人类的宗教道德价值，败坏人类的神圣德性生活，甚至会毁灭人类的存在本性。从儒家来说，最忧虑的还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科技“框架”限制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科技违背宗教道德会使人变成非人的问题，即在儒家所说的“天命之性”的意义上人不复成其为人，最后导致人间善类趋于灭绝。

如此，人或变成机器——按照固定程序的确定性生活，人或变成享乐动物——成为一条在高科技包围中吃饱就睡的奶牛，人因之不再有灵魂、信念、德性、崇高、伟大与激情，因为离开了宗教与道德，人就是一个渺小的物质性存在，一个科学眼中的蛋白细胞，人就不再是无数古圣先贤所理解的承载“天命之性”的高贵的万物之灵——人——了！这是儒家最忧虑的！

另外，前有尼采后有海德格尔，认为科技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在理性的宰制下消灭了人类充满激情的艺术生活，使人变成了一堆理性的程序，不再有想象的欢娱与艺境的灵性，整天在死气沉沉的数字化的确定性中沉沦。

鉴于此，尼采呼吁一种音乐的人生，海德格尔呼吁一种诗意的存在，二者都主张用艺术的灵觉来拯救科技的宰制。这无疑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拯救人类出离科技“框架”的途径。

因此，依儒家，拯救人类出离科技“框架”的途径有三条：第一条“艺术拯救”，第二条“道德拯救”，第三条“宗教拯救”。

“艺术拯救”是儒家的“诗教拯救”与“乐教拯救”，“道德拯救”是儒家的“德教拯救”与“礼教拯救”，“宗教拯救”是儒家的“天教拯救”与“性教拯救”。这三条拯救的路向是立体的，从“艺术拯救”上升到“道德拯救”，再从“道德拯救”上升到“宗教拯救”。只有这三重拯救共同对治才能有效克服科技的宰制，最终将人类救出科技的“框架”与“铁笼”。

这是因为科技的宰制凭借着工具理性的支撑力量太强大，任何单一的拯救都难以奏效。非常遗遣，尼采与海德格尔只关注“艺术拯救”而忽略了“道德拯救”与“宗教拯救”，而儒家对治科技的方案则是全方位拯救。可见，儒家对科技宰制的多重拯救方案优于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单一拯救方案，这将是儒家对治科技宰制的未来首选方案。

所以，要有效对治现代的科技宰制，儒家就必须首先进入到科技的“铁笼”与“框架”中去，然后才能按照儒家的价值改变这一“铁笼”与“框架”。

改变的第一步就是用儒家“诗教”“乐教”中艺术的灵性去改造科技的理性，用艺术的形象思维与想象力去改变科技的逻辑思维与确定性，使人类的精神能够超越科技“框架”的封闭束缚而获得独立自由，即人在“铁笼”与“框架”中又能出离“铁笼”与“框架”，能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第二步是用儒家“德教”“礼教”中伦常的“德性”去改造科技的理性，用道德的伦理思维与约束力去改变科技的逻辑思维与确定性，让人在科技的“铁笼”与“框架”中能够突破其限制，扭转科技违背道德的倾向，在科技的世界中能够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

第三步是用儒家“天教”“性教”中儒教的上帝与良知去改造科技的理性，用宗教的虔诚信仰与超越神性去改变科技的逻辑思维与确定性，使“除魅”了的科技世界又重新获得神圣性，即又重新自甘为宗教的婢女，在宗教的监护下既不违背宗教的价值，又能守住自己的自性，不至于恣意妄为而毁灭人类。

可见，儒家最关注的是科技对道德、宗教的威胁，而存在哲学则更关注科技对人类独立与自由的威胁。不管怎样，儒家都要积极进入科技的“框架”，然后改变这个“框架”的封闭性和宰制性，消除科技可能对宗教与道德带来的威胁和败坏。

现代的科技，已经有能力无性生殖，克隆人类，可以在人的皮肤上获取基因，“创造”出一个人来，就像上帝造人一样。这就意味着人僭越了造物主，不需要天地阴阳就可以化生万物。如果一个人不想结婚，又想要孩子，科学家就可以从他身上获取基因造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来！这样，所有人类宗教中至上神创世的教义就被颠覆了，因而人类生活中千百年来遵循的神圣伦常道德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不是对人类宗教道德的威胁又是什么？对此，儒家能不感到忧虑吗？

对科技不能“思想避难”，要积极进行“思想的更化”

儒家与儒教不同，儒家是从学派上来说的，儒教则是从文明上来说。中国儒教讲上天化生万物，西方宗教讲上帝创造世界，但到现在，却是科技化生万物创造世界了，甚至创造人类了。儒家说独阴不能成物，独阳亦不能成物，阴阳和合才能成物，而现在是独阴独阳就能成物了。这是对人类宗教的最大威胁，因而也是所有宗教的最大忧虑，儒教当然也不能例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不只是威胁，已经开始要成为现实了，现在科技可以造牛造羊造猴子，实际上已经有能力造人了！只是碍于宗教、道德与法律的上的舆论，羞羞答答地还暂时不敢跨出这一步。一旦宗教、道德与法律上的舆论变弱或消除，伟大的科技造人运动就开始了。

然而，现在科学家与科技拜物教徒们已经为这一天的到来兴奋莫名地欢呼了！科学家们在本能上有一种创造的冲动，科学家本身不追求利润，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成为上帝，他们的一切研究都是来自创造世界的冲动。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他没有看到新的上帝诞生了，这个新的上帝不是他所预言的超人，而是科学家！亦即是科技！对于这种科技创世的冲动，儒家应该怎么办呢？

毫无疑问，儒家不能退避，即不能像存在哲学那样退到艺术的港湾中去进行“思想避难”（张祥龙先生语），儒家必须进去，必须深入到科技的“框架”中去，去用儒家的价值改造科技，调适科技，即对“框架”进行“思想的更化”。

具体来说，儒家进到“框架”中去应该怎么做呢？儒家应该在“框架”中用宗教与道德限制科技的无限发展，即用“昊天上帝”与“天道性理”去约束科技的创世冲动，比如哪些科技可以做，哪些科技不可以做，必须受到宗教道德的制约，在中国必须受到儒教价值的制约。

因此，克隆人就不可以做，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可以做。其实这一技术已经成熟了，西方的宗教在反对，因为违背了上帝造人的教义，在中国则违背了天地化生万物的儒教信仰，并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非常严重的人伦后果。但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们想做，科学家有造物的冲动，企业家有利润的冲动，但现在的西方与中国都很难限制这种冲动。

西方虽然有基督教的存在，但他们的上帝已经是“不管事的上帝”，“管事的上帝”早就被启蒙理性杀死了，因而管不住科技了。科学家们不听基督教的教诲，政府“政教分离”后更不听基督教的教诲，企业财团要发财也不听基督教的教诲，西方世俗化后宗教丧失了支配世界的权力，特别是制度化的权力，他拿科技没办法，只好让科技自我作主，无限膨胀，成为世界的主人。

而当今中国的主导思想是无神论，中国人深深陷入“五四迷思”而普遍崇尚“科学拜物教”，近年来儒家文化才刚刚兴起，还没有上升为社会与国家的主导思想，因而没有足够的力量对科技进行有效的限制，更遑论对科技调适而上遂。因此，在当今世界、当今中国，不仅不会考虑限制科技，反而是拼命追求科技。

那么，该怎么办呢？现在儒家虽然没有力量在现实中改变科技自我尊大的现状，对科技“复古更化”目标的实现还非常遥远，但现在儒家可以确立对治科技的基本原则，即确立所谓“义法”，留待儒家力量强大后供后人取法。

这一基本原则就是：儒家必须直面并进入科技的“框架”，用儒教义理限制科技的负面价值，把科技约束在儒教宗教道德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也即是说，要用儒教义理规定科技在哪些方面可以发展，在哪些方面不能发展，即只要威胁到儒教宗教道德价值的科技就绝对不能发展，如克隆人类、基因武器、换头技术等就绝对不能发展，其它科技的发展也应作如是观。

至于既不违背宗教道德价值，又能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与益处的科技，不仅可以发展，而且必须大力发展，如医疗科技、高铁技术、杂交水稻等，而对那些暂时还搞不清楚是否违背儒教宗教道德价值，是否对人类是祸是福或祸福参半的科技，要持慎思明辨的态度，即对其正面的作用要大力发展，对其负面的作用要严加限制，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

总之，大原则是违背宗教道德价值的绝对禁止，不违背宗教道德且对人类有利的必须发展。当然，有不少科技是利弊参半的，如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这就需要用智慧来衡量，尽量存其利而去其弊，即既不盲目乐观，又不畏惧不前。我相信，对这类科技，只要通过慎思明辨的努力，存其利而去其弊是可能的。

只有实现了“儒教宪政”，才能最有效地对科技进行“复古更化”

儒家在进入科技“框架”后，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限制科技呢？这就要靠制度。

儒家光靠思想文化来限制科技，力量往往不够，儒家还必须建立制度化的权力，用这种制度化的权力来限制科技，才最有效。因此，儒家必须在国家的宪政架构中掌握制度化的权力，即必须掌握国家的监国权、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因为拥有这些宪政权力才能最有效地用儒家的宗教道德价值限制科技，即用制度化了的或者说宪政化了的“昊天上帝”与“天道性理”限制科技。

所以，只有实现了“儒教宪政”，才能最有效地对科技进行“复古更化”，即才能最有效地用儒教的“古圣人之道”约束科技。也即是说，只有在“儒教宪政”下，才能通过宪政性的制度化权力有效地限制科学家、企业家以及政治人物可能利用科技来违背宗教道德价值的企图，即才能保证“昊天上帝”与“天道性理”在科技的世界中起到规范性的作用。

张祥龙先生的做法是通过退出科技“框架”来解决科技带来的问题，这不现实，也不能普遍有效。西方的民主政治与科学技术是两个孪生的亲兄弟，即都是“现代性”的产儿，民主政治根本就做不到限制科技的负面作用，反而是科技“框架”的维护者，对此海德格尔曾有论述。

因此，只有实现“儒教宪政”后，儒教的宗教道德价值才能成为制度化的权力，因而才能有效限制科技的负面发展。除此之外，要想有效突破科技“框架”的封闭束缚，要想有效限制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别无他法！

至于在“儒教宪政”下具体如何来限制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可以考虑在“太学”下设立一“科技审查委员会”，专门从儒教宗教道德的角度来对科技的创新与发展进行审查：凡是符合儒教义理的就允许创新发展，凡是违背儒教义理的就禁止创新发展。

这一审查与政府机关的事务性审查不同，政府机关的事务性审查主要是从技术、效用、成本、安全、环保、健康等方面来审查，“科技审查委员会”则是从儒教“昊天上帝”与“天道性理”的宗教道德高度来审查。

儒教并不反对科技本身，对科技文明的正面价值儒教高度肯定，儒教反对的是科技的异化，即反对科技对人类自由的束缚，反对科技对人类本性的败坏，反对科技对宗教道德价值的违背，反对科技僭越“昊天上帝”而自为人类的造物主！

海德格尔晚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经指出：“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海氏在科技面前看不到人类未来的希望，在西方文化中看不到打破科技“框架”的力量，因而海氏采取了逃避主义的态度。

儒教则与此相反，坚信人类宗教道德的力量能够打破科技“框架”对人类灵性的束缚，坚信“古圣人之道”能够克服现代科学技术的异化，因而坚信人类最终能够在科技的世界中获得充分的自由、独立、德性与尊严。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实现儒教价值的制度化，即实现“儒教宪政”！

（时在丁酉年腊月十八日，刘怀岗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