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女德班”，却不可不要“女德”

作者：解玺璋

来源：腾讯·大家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十二庚寅

           耶稣2018年2月27日

导读：这里所说，当然不止于女性道德，而是包含了男性在内的两性应该共有的道德。

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近年来竟有“女德班”事件发生。网上搜寻，始知“女德班”是某些民间培训机构开办的，目的是要养成女性的责任和身份意识，恢复其女性特征，使其一言一行都能恪守传统社会为女性修身、守节而制定的种种女诫、闺范、妇道和规则。

我由此想到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幕闹剧。那年，北京有家杂志社出了个题目让读者回答：开放的中国还需要淑女吗？据说，面对摄影记者拍回来的大量照片，人们不得不“痛悼淑女时代的完结”。

这两件事，相隔大约20多年，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全都表达了对于当下“女人不象女人”的不满和怨忿。区别当然也有，前者首先是由男性发起并主导的，以“寻找”为其基本诉求，随后得到女性响应，促成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开启了新一代女性自觉的自我认识、自我设计、自我评价、自我创造。其中固有男性对女性的期待，而更多的倒是女性意识摆脱传统男性的纠缠和影响，疏离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最初成果就在于，女性们终于发现，她们有权将自己对于美的看法和自己的美展示出来。

后者却更像男性女性之间发生的某种利益交换，以“女德”为价值取向的“再造”工程，把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表现得如此疯狂和露骨，倒是近百年来很少见的。而女性的加盟与合谋，使得这种诉求看上去仿佛来自女性自身。无论是“女德教母”的谆谆告诫，还是“怎样做亿万富翁太太”的现身说法，都昭示着其用心的庸俗卑劣。对她们来说，“女德”不过是个幌子，而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相标榜的所谓原则，也只是为了享受不劳而获的物欲和虚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有评论指出，“女德班”的走红，说明当下社会存在着一种“刚性需求”。且不言“需求”者为男性还是女性，只是此时此刻竟这样提出问题或提出这样的问题，已足够说明民间对于道德溃败、价值迷乱、规范失效的茫然与困惑。人们选择传统“女德”作为女性身心“再造”的资源，固然与当下的传统文化热不无关系，但也不能说没有借此收拾世道世风的用心。

不过，这里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经历了百余年来妇女解放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1世纪的民众，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接受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女德”？换句话说，即便女性重新拥有了“女德”，是否就可以改善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呢？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很显然，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不能由女性单方面负责，而更多的应由男性来负责。这样说也不尽然，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是由多年来政治斗争对家庭伦理的破坏造成的，是家庭伦理政治化带来的恶果。社会政治革命既以思想文化、家庭伦理革命为前导，结果是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而思想、文化、道德、伦理先陷于绝境，乃至崩溃。这是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不独家庭伦理为然。人们这样做，或许是针对历史教训的矫枉过正和劫后补偿，可惜，女性的问题不仅不能因此得到解决，还可能使其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其实，“女德”绝非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是传统家庭（家族）伦理的一部分，是以传统家庭（家族）的存在前提的。自从中国革命以来，家庭（家族）首当其冲，遭受的破坏最深刻亦最彻底，最极端的口号便是“消灭家庭”。如果传统意义上的家庭（遑论家族）已不复存在，那么，维系家庭或家族的伦理道德自然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夫权、父权既被打倒，妇女也已获得独立、自由，此时再来标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岂不是无的放矢、白日做梦吗？又如欲造一座空中阁楼，没有现实基础，也是造不起来的。如今，女德班在社会上已经沦为一场闹剧，一个笑话，就是这个道理。

从现实的角度看，“女德”固然没有前途；但如果历史地看，又很难否认其价值的存在。“女德”被污名化，只是近现代以来西风东渐的后果之一，古代中国对“女德”提出质疑的，亦只有李贽、俞理初等极个别的几位学者。最便捷的方式是把“女德”简单化为对男性的服从，在这个问题上，当年批判“女德”的人和今天吹捧“女德”的人倒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把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作为“女德”的核心价值观，而两性关系亦被理解为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从属关系。这种认识或基于现实生活中女性孱弱无助的处境，然而，也未必不是出于近现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某种理论预设，其中既有合理性，亦有片面性，绝不足以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上两性关系的真相。

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在中国奉行了二千多年的“女德”，以及传统女性对“女德”的实践。《礼记》是一部专门辑录先秦时期各种儒家礼仪的文献，其中已有女子出嫁之前必须“教以四德”的记载。而所谓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功。到了东汉，才女班昭曾作《女诫》七篇，对“四德”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把“四德”教育的范围从贵族女性扩大到平民百姓的女性，进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规范女性言行的主要标准，从日常的坐卧起居到接人待物、迎来送往；从说话的分寸到厨艺女红；从衣着颜色到神情仪态；可谓事无巨细，一网打尽。

然而，如今的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者，绝不会接受“四德”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她们会认为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对女性的歧视和羞辱，是女性悲剧性命运的根源。但没有接受过近代以来自由、平等权利意识启蒙的女性似乎不这样看。

前不久读《朱安传》，其中写道，朱安嫁给鲁迅前，曾由家人“口授”《女儿经》，一字一句教她背诵。《女儿经》是流行于明清之际，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教材，是“四德”的具体化、通俗化。朱安虽不识字，但多年后，《女儿经》里的许多词语她还能讲得出来。尽管人们异口同声地将鲁迅不能接受她的原因归结为这个女人的顽固、愚昧和落后，将她一生所遭受的苦难归罪为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可她却始终恪守“女德”而不悔，认为自己是在尽一个女人——媳妇和儿媳的本分。

很显然，公正地认识、理解、评价朱安这类“旧”女性，就像重新认识和理解“女德”一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几乎不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生活中都有哪些感受？如何才能听到她们的心声？看到她们的内心世界？她们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被历史尘埃所湮没而不留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特别感谢《朱安传》的作者，她的耐心、胆识和智慧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如果不是她在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资料中顽强、仔细地搜寻、爬梳、整理，不放过丝丝缕缕有价值的材料和线索，并在此基础上，小心、谨慎地建构起朱安鲜为人知的人生轨迹，我们怎能“听到”朱安开口说话，“听到”这位隐身于一代知识精英背后，长期失语的传统女性的心声。

像朱安这样恪守“女德”的旧女性，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平民百姓中的且不论，知名的如嫁给胡适的江冬秀，嫁给张恨水的徐文淑，虽境遇不同，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但绝不反对尽一个女人的本分。她们都不能说是完人，然而，她们尽力维护家庭秩序的和谐、稳定，做了她们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这是考察两性关系的另一角度。

在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并不完全表现为对立的主从关系，也被认为是阴阳互补、琴瑟和谐、各尽其本分的有序关系。班昭在《女诫》中就曾这样说过：“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者，其用一也。”这个“一”，就是“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古代中国处理两性关系，尝以阴阳相生相克之原理为哲学基础。我见过一幅汉画像砖的图案，伏羲和女娲是以平行的体位，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这是古人对阴阳二元交合之生殖模型的形象表达，体现了阳的定律的男人需要女人——阴气的载体，以便在后代身上完成自我，使之永存；体现了阴的定律的女人也需要男人，以便让阴阳交感，从而怀孕。

山东武氏祠堂东汉画像石伏羲女娲像

这种男女双方相互需要的阴阳交感，实现了“道”的生生不息，故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端之所以造，自夫妇也”的说法。而阴阳的相互作用则导致了宇宙恒久的变化和更新，阳衰则归阴，阴盛则转阳。后来，这一思想体现在著名的太极图中，左半边表示包含了阴的萌芽的阳，右半边表示包含了阳的萌芽的阴。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说明了宇宙的混沌状态以及由混沌分裂为男女并形成新的性别秩序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传统家庭伦理总是倾向于肯定男女在各尽其本分的基础上互为依存，互为补充，而很少强调一方与另一方对抗和斗争。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女德班”的话题上来。无论主办者动机如何，我断定他们不会看到有一天“女德”重新中国女性的行为准则。理由很简单，百余年来的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以及伴随这场革命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女德”可以生存的土壤，没有女性愿意把自己的身心交付给束缚其自由舒展的“女德”，不仅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以及把自我实现视为生命的女强人不会同意，即使整天把“女德”挂在嘴边，到处传授“怎样做亿万富翁太太”的女人，也不会同意。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女德”不能被今天的女性所接受，固有其现实性，或曰实然性；但“女德”在今天还有没有应该存在的理由或可能性，却表现为应然性。很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所谓进步与落后、求新与保守、独立与依附，这些对立范畴的存在，使得我们很容易对并不简单的人和事做简化处理。其实，人类世界远比我们的想像要复杂得多。鲁迅被尊为新文化的旗手，启蒙运动的主将，但他不能先启蒙了身边的妻子、母亲，使其觉悟，则不能不使人想到启蒙的局限。启蒙者既高处不胜寒，被启蒙者亦对启蒙有望洋兴叹之感，虽身在咫尺，却以为高不可攀，远不可及。

我们承认历史的进步不可阻挡，但人类合理的应然性亦不容否认。由此想到历来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和处置，是不是有点匆忙和性急？现在看来，将其一股脑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做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商榷的。所谓历史的必然，有时并非必然，其中总有或然相伴相随。自上个世纪初女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家庭关系的渐进变革最终演变为一场两性战争，夫权妇权，非此即彼；男人女人，你死我活。于是，夫妻情分不在，家庭陷于分裂，男女不守本分，乃至于引发家庭伦理溃败，两性秩序涣散，这一切都是把政治革命思维注入到家庭关系变革中所得到的恶果。

前面提到，有评论把“女德班”的走红，看作是当下社会存在着的“刚性需求”。而所谓“刚性需求”，表达的正是当下社会对女性失“德”的不满，以及对恢复“女德”的某种期许。不过，道德伦理的继承是一个太大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全盘继承既不现实，部分继承是否可能？换句话说，“女德”固有束缚女性精神，强化女性义务，剥夺女性权利，贬低女性人格，使其完全从属于男性，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平庸”的恶，但具体到其中的一些要求，如态度端庄、不苟言笑，衣着俭朴、不好妆饰，谦让恭敬、以礼自持，不道恶语，和睦家人等，未必不该成为当代女性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尺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于对历史虚无主义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遗产的担忧，冯友兰曾提出过“抽象继承法”，强调精神、理念超越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不能将传统的根本精神和理念，与其派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严格区别开来，则任何传统的继承都是不可能的。按照冯先生的说法，某些传统家庭伦理有时是可以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女德”之名，却不可以不要“女德”之实。这里所说，当然不止于女性道德，而是包含了男性在内的两性应该共有的道德。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