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改革共识与中国道路——再论儒家社会主义

前言

本人在《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一文中提出了“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儒家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并阐述了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亲缘性及其相融合的意义。近来更是日益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中国社会改革的真正共识所在，也是中国建立一个美好国家和良性社会的希望所在。故此，本人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探讨。此其一也。

其二，近年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勃兴，左右两翼都不同程度的开始了对民族传统的回归。于是乎，左翼也有“儒家社会主义”之论，右翼则有“儒家资本主义”“儒家自由主义”之说。这于淡泊百年的儒家而言是件好事，因为左右两翼都从“反儒”逐步走向了对儒家传统的认同。这充分说明中国思想界已经开始了对全面反传统的“五•四”精神的质疑和疏离。应该说这是百年来以左右两翼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界所迈出的最令人欣慰的一步。然而，左右两翼对儒家的认同与回归是有局限的有问题的。为讲明正学，廓清思想计，本人认为有必要把对“儒家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考察和研讨引向深入。

其三，本人心归儒门已历二十年，集二十年之学思实践，深切体会到，儒家要实现在现代社会的真正复兴，必须走出两个“圈子”。一个是“学术文化圈子”，另一个是所谓的“精英圈子”。走出“学术文化圈子”，切实关注社会政治，真正做到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儒者的情怀。儒为世间法，不入世，何以转世？惟有走出“学术文化圈子”方能实现儒者“修齐治平”的抱负和理想。而走出“精英圈子”，才能走向民众，走向百姓。要思百姓之所思，想百姓之所想。关注国计民生，做到以民为本。如果儒家只是小圈子里几个人的事，那与百姓何干？与家国何干？与天下何干？

有鉴于此，本人认为同样有必要把对“儒家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考察和研讨引向深入。这个“深入”就是深入到社会政治，深入到国计民生，深入到家国天下，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

一、超越“左右”的改革共识

1979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人在“猫论”的“硬道理”上达成了“改革共识”。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综合国力第二大国，被目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从而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中国威胁”而寝食不安。然而，中国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环境恶化世界第一，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全世界倒数第一，教育投资比重全世界倒数第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公正失落，社会腐败泛滥，国民道德几近崩溃边缘。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是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儒家传统的破坏与对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背离相关联的。由于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双重失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价值性危机，从而引发了伦理道德危机和社会规范危机，致使“权力资本主义”恶性膨胀。“权力资本主义”的膨胀反过来又进一步剌激了社会腐败的全面蔓延。

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与日益提高的综合国力并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应有的实惠和利益。经济的发展也没有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于是人们又开始了继“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对“中国道路”的追问。在这一追问中，“改革共识”正式宣告破裂。“改革共识”的破裂又导致了新一轮的“左右”之争。

“左右”之争，这是中国思想政治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怪圈，中国思想政治始终没有摆脱这一怪圈。这使得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忽左忽右，偏偏倒倒，如同醉汉一般步履蹒跚。

左右两派一方面轮流“坐庄”主政，一方面轮流执行社会批判职能。当某一派“坐庄”取得现实强势地位，并主导发展方向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另一派则执行社会批判的职能。吊诡的是，这两派都只有在处于弱势地位执行社会批判职能时才闪现出思想的光茫。

无论是右派在“乌托邦狂热”中的现实主义关怀和理性主义精神，还是左派在物欲横流的伪市场经济中的“为民请命”，都体现出了其执行社会批判的正功能。然而，弱势一方一但“坐庄”主导社会发展方向就无一例外地走向偏执。因此，时而“反左”时而“反右”，这不惟是权力之争，更主要的是思想之争，方向之争，道路之争。一部党史，一部现代史就是一部“左右之争”史。

左派“坐庄”时的累累劣迹及其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痛自不待言，右派“坐庄”后又怎么样呢？抽掉GDP这个指标以后所剩下的仍然是斑斑劣迹！无论是张宏良对现实的透彻还是郎咸平“人吃人”的呐喊,都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震撼。汪晖黄平所主政的《读书》杂志只不过关注了“三农问题”，替百姓代言了几句，只不过批判了美国的霸权和国人的崇美风气，只不过反思了国企改革和私有化道路，就变得“没有人文气息”了，变得连所谓的专家学者都“读不懂”了，就引来了大规模的围剿。在信息爆炸资讯泛滥的时代，象这样的杂志连一本都容不了，这只能表明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了良知！这就是右派“坐庄”主导发展方向的结果。

今天，左派的悲愤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悲愤。在这种悲愤中，左派为民请命，正气凛然。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左右”的局限和怪圈。每当落实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时，落实到对“中国道路”的选择时，无一例外地要求回归“毛时代”，无一例外地诉诸非理性。正所谓“破”有余而“立”不足，反思透彻而创造无门。他们只知道一个社会的糟糕和糟糕的原因，却无法悟透怎样才能根除这种糟糕,因而也无法为我们指出一条通往美好社会的“中国道路”。

历史以来，中国的左右两派其实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他们之间只达成过妥协。也谈不上“共识的破裂”，只有“妥协的破裂”。共识是针对价值和真理而言，是针对价值标准和真理标准而言，而妥协只针对权力和利益而言，是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权宜之计。妥协破裂的结果，必然是“斗争”和“专政”。

中国的左右之争始终伴随着非理性的倾向和思想的偏执。始终伴随着价值标准的紊乱和方法论的局限。左右两派各执一偏，当他们纠偏对方而执行社会批判的时候，往往闪耀着思想的光茫，可一但“坐庄”主政，却无一例外的偏执。在他们的眼中，发展的方向只有“左右”没有“前后”。而恰恰真正的方向在“前后”，而不在“左右”。往圣先贤的智慧资源是为“后”，发展进步的理想是为“前”。

“政者，正也”，“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惟有“正”方能“立”，惟能“立”方能“稳”。立不起站不稳，又怎么会有真正的方向，又怎么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就因为左右两派都不正，所以每当其中任何一派由弱势变成强势而执掌权柄时，无一例外都“大臣倍”“小臣窃”。都不能把人民带向一个美好的社会。左右两派在对抗妥协的怪圈中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价值标准的紊乱和方法论的局限。

就方法论而言，左右两派“决裂”时则诉诸非理性甚至诉诸斗争和专政。欲妥协时则诉诸“庸俗调和”论。如：土改过程中的阶级调和、价格双轨制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调和、“社”与“资”的调和、甘阳对“三统”的调和及其对每一“统”的胡乱解释。在价值上更是没有一个恒常的真理标准和是非标准，始终处于一个价值的紊乱状态。为了现实目的，一切标准都可以拟定也可以放弃。敌人和朋友随时都可能变化，时而“团结”时而“打倒”；时而“乌托邦狂热”，时而“极端世俗化”；要么以集体主义剥夺个人权利，要么以“自由的权力”践踏公共利益；甚而至于干脆悬置价值和标准，“不讨论，不争论”，放弃真理和标准，“摸着石头过河”，摸向何处也不管。左右两派都没有常理和常道，没有一个永恒的核心价值和标准，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共识”。

右派经历了从对乌托邦实践进行理性反思和现实主义反思的“走资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派”，到私有化的“产权革命派”，最后到“权力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并结成左派所谓掠夺大众的“三大精英联盟”。这就是右派从充当社会良知执行社会批判到“祸国殃民”的演变过程。而左派，则从乌托邦实践的“坐庄”主政地位，到被“反思”的地位，到改革开放中的边缘化地位，到被“不争论”剥夺发言权，再到为民请命和回归“毛时代”的呐喊，完成了从乌托邦实践到“重唱东方红”的怪圈循环。

面对如此吊诡的思想之争,道路之争,我们是选“左”还是选“右”?其实,“左”“右”都通向灾难。“中国道路”不在“左”也不在“右”，“精英集团”鼓吹“民主政治”,不过是发财以后还想升官的野心，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也只是地头蛇似的自由，他们的《物权法》不过是保护“原罪资本”的手段，对于连生病都无钱医治的老百姓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只是前半句，后半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却被他们别有用心地抹掉了。“共产”二字是他们眼中最大的两颗碴子，必欲去之而后快。所以,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过是以“争江山”为诉求的草寇主义的现代变种。其对民族传统的敌视，不过是为了“去中国化”,以便更快投入洋主子的“国际大家庭”，这与“台独”何异？这种联盟不是什么“精英联盟”，只是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和学术买办文化汉奸及其洋主子的“恶霸联盟”。

而左派在一番痛彻的现实悲愤中给我们指出了重返“毛时代”的道路和“大众民主专政”的道路。这又难免让至今尚未弥合的创伤隐隐作痛，神州大地的饿蜉遍野和法国大革命的绞索又如何不让人毛骨悚然？“左”“右”都通向灾难，“中国道路”不在“左”“右”，那么，究竟在哪里呢？

要找到真正的“中国道路”就必须超越“左右”之争，要达成真正的改革共识，也必须超越“左右”之争,只有超越了“左右”之争,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永恒的价值标准，才能确立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找到一条通向美好社会的“中国道路”。

二、长治久安的“中国道路”

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在执着地做着一件至今尚未有结果的事情，那就是追问、思考和摸索“中国道路”。我们伴随着希望，也伴随着茫然和悔恨艰难地走了一百多年，却始终没有走上我们真正希望走上的“中国道路”。我们时而走“左道”时而走“右道”，却从来没有选择过走“中道”走“正道”。“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政者，正也”，唯有“中道”“正道”才是真正的理想之道，希望之道。中华民族既不能走恶霸强势集团专政的“民主政治”之路，也不能走“大众民主专政”光环下的平民暴政之路。“中国道路”只能是一条“中和”“中正”之路，一条稳定理智之路，一条真正能“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共享改革成果”的道路，一条通向“万世太平”的道路。

这条路，绝不是左右两派能够达成的“共识”。因为真正的共识首先是价值的共识、标准的共识，然后才可能达成目标的共识和道路的共识。没有价值及其标准，我们就无法确立我们的目标，更无法选择我们的道路。今天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价值虚无和价值紊乱的状态，要达成“改革共识”，就必须溯源改革的价值诉求和价值标准。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那场讨论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一锤定音，正式宣告把中国的“改革”拍卖给了价值虚无主义。这一论断，成为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合法性之源和力量之源，但它同时也是中国三十年来的问题之源与祸患之源。这句话昭示给我们两条重要的内容：第一、实践只是“检验”的标准，而不是“真理”的标准。第二、实践更不是“真理”本身。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抛弃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只剩下了“检验”。检验什么？这个问题被我们长期悬置。

价值和真理，规范与标准，从此失落。神州大地变成了价值虚无主义的荒漠，变成了丧失一切标准和规范的角斗场。30年的改革演变成了没有意义、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没有规则、没有良知、没有人性的物欲大角逐和利益大角逐。“发展”虽然是硬道理，但它只是途径并不是目标，更不是价值。“摸石过河”论、“白猫黑猫”论、“硬道理”论就是这种没有价值没有标准没有目标的“三无”理论。在这种“三无”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演变成了左派所谓“精英联盟”掠夺大众的“人吃人”的社会。

既然“左”“右”都通向灾难，那么“中国道路”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的“旗手”曾一语道破天机：“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要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民族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中国道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华民族选择了儒家，这条路一走就是两千年，走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百多年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主义”有上百种之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一走就将近一个世纪，走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走出了世界综合国力的第二。两千年的历史无容分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对儒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近百年的历史也铁证如山，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是儒家而不是别的“诸子”，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主义”同时被中华民族选择？这是偶然吗？儒家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和共融性，二者契合相通，诸多方面惊人相似，这也是偶然吗？不是的！二者之所以被同时选择，是因为儒家与社会主义都提供了中华民族所诉求的价值、理念、规范、社会理想和制度资源。所以，真正的“中国道路”必然是也只能是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个价值虚无的社会，要达成永恒的“改革共识”，找到真正的“中国道路”，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找回我们失落的价值和真理，找回被我们抛弃的标准和规范。多年来，我们丧失了对民族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信心，没有了面对和取法这两大传统资源的勇气，除了情绪化的反叛和非理性的“左右之争”外，我们从未对这两大传统进行深入理智的了解、研究和发掘，更谈不上创造。

纯正的儒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要寻找的“中国道路”。“阳儒阴西”“貌孔心夷”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左倾”“右倾”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些把“儒家”与社会主义进行简单相加的庸俗调和论者，即便是以“儒家社会主义”自居，也同样不是真正的儒家社会主义。

真正的儒家社会主义不是把“儒家”与“社会主义”进行简单的相加与庸俗调和，而是要坚持儒家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和根本理念，把这两大资源有机融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因时应世的创造。

甘阳先生是较早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学人，但他对儒家社会主义的思考和诠释却很有问题。他只是把“儒家”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进行简单的相加与调和，目的在于建构一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新左”理论，这是典型的庸俗调和论。其“新三统”之说缺乏基本的“是非之心”，许多解释很有问题，如：“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毛时代的“破坏”是“创造性的破坏”。象这样的表述不要说让右派不服气，也很难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首肯。“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十年浩劫”、“红卫兵”、“大跃进”，这也是“和谐社会”吗？“一穷二白”、“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共同富裕”吗？那种对人性基本尊严和生存权力的剥夺是“公平正义”的吗？那种对民族文化的生态性破坏和对国计民生的肆意践踏是“创造性”的吗？一个有良知的人和有正常判断力的人是说不出这种话来的，更何况一个知识分子。

造反派司令、打砸抢分子和学棍文痞们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联盟”和“强势集团”吗？如果今天的“精英联盟”和“强势集团”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造反派司令、打砸抢分子和学棍文痞却贴着“左派”的标签。真诚地希望甘阳先生不要为“儒家社会主义”这六个字抹黑（或抹红）。“儒家”不是重返“毛时代”的推进器，更不是“新左”理论的添加剂。“儒家社会主义”这六个字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是通向美好家园的“中国道路”，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路，任何人都无权在这条路上设置错误的路标。

儒家社会主义是对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双重回归，并在此基础上把两大传统相融合，创造性地开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恒久弥新的制度架构。从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到意识形态的重塑，从生产模式的选择到社会管理模型的定位，从政府机构的设置到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都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满足资本的权力意志为中心的社会，儒家社会主义则是以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实现人性的完善为目标的社会。儒家社会主义不以利益为唯一的激励机制，他涵融“仁义礼智”“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等儒家经国治世理念，也涵融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按劳分配”“共产共富”等基本理念，同时，也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宪政民主的制度资源，如权力制衡的理念、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高效率的社会管理模式、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措施、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和救济系统等等。

西方现代文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管理效力的提高，这些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西方现代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环境恶化、物欲主义、贪富悬殊、资源枯竭、核（原）子威协、战争破坏、种族对立、人性异化等等，这一切都不利于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的建构。

儒家传统博大精深，其天下主义的情怀、王道政治的理想、仁以为本的理念、义利之辩的智慧、以民为本的诉求都是对治和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有效资源。因而，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中国道路”是我们摆脱资本权力意志，走出现代性迷瘴，建立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而非恶质化的现代社会所应走之路。就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中国道路”能实现三大超越，其一是超越“左右”，其二是超越西方，其三是超越“现代”。儒家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中和”之路，“中正”之路，也是一条恒久弥新的超越之路，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从“胡溫新政”对民族传统与社会主义根本理念的双重回归，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曙光。无论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想还是“八荣八耻”的规范，也无论是“以民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还是反贪反腐的决心，无论是耶鲁大学的演讲还是《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也无论是对民工工资的追讨还是“让绝大多数人共享改革成果”的壮语豪言，这一切都充分展示出了“胡溫新政”回归民族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决心。我们坚信，沿着这条“中国道路”继续深入地走下去，我们离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就将越来越近。这条通往良性现代社会的长治久安的“中国道路”正是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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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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