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士与知识分子——当代精神价值重建

作者：李建春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初六日甲寅

          耶稣2018年1月22日

摘要：知识分子是创作界的身份、精神源头。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和法国，欧洲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面貌各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于革命传统和士的精神源头，具有自己的走向、谱系。在这块大地上切切实实、无贰尔心地生活的人，无疑是当代精神价值的建设者。新人文希望深入到历史文脉中，向上一路，为语言、视觉、思想的创造拓开视野，寻求方法和风格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人文　中国抽象　新左派　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李建春，诗人，艺术评论家。1992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多次策划重要艺术展览。出版诗集《出发遇雨》（花城，2012）、《等待合金》（武汉大学，2017）。诗歌曾获第三届刘丽安诗歌奖（1997）、首届宇龙诗歌奖（2006）、第六届湖北文学奖、长江文艺优秀诗歌奖（2014）等。

由于新人文涉及创造的立场，我们不可避免要对创作者的身份、精神源头进行审视。知识分子的问题是现代世界的普遍问题。自进入消费社会或作秀社会（于丽娅.克里斯特娃对消费社会的附加辨认）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客观的阶层，还存在否？还能有多少公共空间容纳知识分子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中国学者许纪霖提议，要扩大和维护知识分子得以生存的公共空间，十年前（2005年，截至《知识分子十论》成书时）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精神的发扬寄托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也看到，也亲身经历了公共知识分子，或多或少也是，在自媒体的推动下；但是今天，连依托于自媒体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小，在“作秀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既定形象，还符不符合新人文思想希望追溯的知识分子精神？这也是一个问题。萨义德主张在高度专业化、有机化的知识社会中，知识分子要勇于成为业余人士，大胆地、跨领域地对当代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发言，表明态度。萨义德的主张大致没错，但是也要有分寸，因为真正跨领域跨专业的发言难免会陷入空疏，乃至文不对题（我从他谈及中国的文字中就有这个感受）。同时，为了让发言具有社会效果，知识分子首先需要在体制内、在专业领域中获得相当的声望，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公信力才有发言资格。的确，根据过去十多年的经验，那些成为大V的公知，基本上都是专业领域的成功人士。但是否一定要有公信力才有创造的资格？萨义德、许纪霖都把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超越了体制内有机身份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新人文的主张如果循着这个思路，就会陷入迷途。但我们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新人文之新涉及到人文精神的更新，新人文首先是人文的，然后才异于“正确化”的人文主义，新者，日日新，又日新，这几乎不涉及既有的身份或社会地位，但也不外于，因此不必对公共空间的问题太多介怀。或者说，新人文恰恰是为解决作为客体的、秉承“真正”知识分子精神的特定阶层实际上已不存在、无法存在而提出的主张。

何谓人文？何谓新人文？人文（Humanity）一词源于古希腊思想，它的根本观念是从类的角度思考人，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会有下述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由于人文把人作为类来思考，因此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古希腊悲剧常把人和诸神的冲突作为戏剧冲突的焦点，诸神的意志是命运，英雄、半神企图抗拒命运，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英雄与诸神抗争，同时也意味着人与诸神具有某种平等关系，而不是一神教中神对人的绝对超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运用古希腊传统突破中世纪的神权思想，如果说并不总是颠覆的话（在部分作家那里的确如此，比如薄伽丘）。表现在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宗教画中，突出基督、圣母人性的一面，好像古希腊诸神肉体的美，只是带上了基督教特有的净化意识和忧郁气质，这一部分已被吸纳进天主教的灵修传统中。从这个角度说，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对人文主义的一种反动。但在中华传统中并不具备人文主义的针对，因为华夏诸神，类似于希腊诸神，而且更温和。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竟兴起了一股人文热潮？这首先是因为西方文化对汉语思想的植入，已成为事实。更重要的一点，上世纪末的人文精神讨论隐含的针对，是基于当代史中对人性尊严的漠视，将一个政治问题化装成为文化问题。汉语现代思想中最纠结、具有误导性的一面，总是把政治问题转变成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中本身也包含了犹太弥赛亚的成分和基督教末世论的成分。那么新人文，一方面秉承八、九十年代以来对人性尊严和发展的现实呼唤，这个黑暗始终在，因而仍然可以说是出于现实的焦灼；另一方面，人文思想固有的关于人存在的根基和超越性的传统，是从未褪色的艺术创作的动力、方向。这本身就是现代性、抽象性。曾指引“新人文画”认识和寻求当代水墨中的抽象。时隔30年后，我们不再假装不知道当代汉语人文思想的针对性、策略性。——这个针对性要更新，完全楔入当代。关于策略性。华夏诸神还在，为什么要呼唤和寻求一个早已消失的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体系？因此，新，也可以说是复古更化，深入本土，因为中国传统中人文的资源更丰富，在基因上也不隔，只是基于现代性的事实，不可避免要走向某种“中国抽象”。如何把中国山水抽象？中国山水本身就是抽象，这里的抽象是指，让中国山水的精神进入当代日常，成为新的物象、风格、思考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新人文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创作界的。

知识分子是人文精神的承担者。西方中世纪末期，就是他们独立于教会，复活了古希腊的人文传统，因此称为人文主义者。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但现代知识分子的涵义有所不同。根据许纪霖先生的梳理，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源于俄国19世纪，指本身属于上流社会，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因而与主流社会疏离、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1894年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当时以左拉、雨果为代表的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文化人士，为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辩护，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19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主要都是自由职业者，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因而形成一个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现代知识分子就是指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具有强烈关怀和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葛兰西称之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以与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区别。

关于“传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西方各国的知识分子性格各具面貌。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代表人物有雷蒙.阿隆、萨特，以及福科、利奥塔和德里达等。英国知识分子大都在牛津和剑桥里面，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政治、宗教的关系不像法国那么紧张，他们更习惯于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寻求变革。德国知识分子因受狂飙突进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他们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哲学思辨达到内在的超越，这一传统与德国有着较长的政治专制主义的历史有关。俄国知识分子由于有东正教的背景，赋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俄罗斯苦难的大地及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绵不绝的民粹主义。

这个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实比较接近于德国和俄国。专制主义下的内在超越和自由，但不是通过哲学思辨，而是道家的逍遥和生活禅。苦难的底层和暗中西化的特权阶层的腐败，的确也催生了新左派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原罪的意识，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求、模仿，（这是当代文学的认知误区，产生多少无谓的争讼，）大乘佛教的大悲情怀和儒家的浩然之气，足以当之。中国知识分子与法国知识分子也有相近之处，除了由于革命传统，因而左派都居重外，源于士大夫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一直是很强，因而不可避免地卷入党派，成为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走向，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塑造力度更大。当代精神价值的重建，不可能绕过他们。但新人文的主张是独立的，即使独立的社会空间已不复存在，（历史地看，仅仅存在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和80年代的某些层面，）体制内外一个个生动的个人，永远有超越的需要、创造的冲动。我们只对这种生动的精神需要本身发言，为创作界寻求出路。精神性总是建立在精神性之上、之中。许纪霖关于公共空间的思考，是一种社会性建构，而新人文则试图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中，寻求或辨认出一个向度，为创作界提供底蕴，或批评的参照。

中国革命传统是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重要资源。新左派也并不都是像甘扬、刘小枫等那样的，为肉食者谋。当代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左派青年，关注底层民工、城市边缘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福利、精神需要，他们组织打工者之家和读书会，在体制许可的框架内，为工伤者、受损害者治病募捐，法律援助，而不是泛谈自由，翻墙发泄。（这个观察，受益于我的朋友、艺术家李巨川，及对诗人秦晓宇、陈家坪工作的了解。）这些左派青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力量，是当代精神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上升到理论层面，就会引起广泛的质疑、嘲讽。由此可见道术为天下裂。在这块大地上切切实实、无贰尔心地生活的人，是新人文的建设者。但我们希望深入到历史文脉中，向上一路，为语言或视觉的创作打开思路，寻求方法和风格的可能性。

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有两个例子值得深思。一个是金岳霖，三四十年代即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满脑袋的英美思想，但那颗心却是中国的”（许纪霖），担心中国被瓜分，在建国后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九死不悔，到了1982年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特意给党组织写信，为“瓜分问题的完全解决”，再次感谢党和毛主席。当然他改造的结果，是学术生命完全断送。另一个是当代的张志扬先生。他在文革期间坐过十年牢，对存在、荒诞有着深入骨髓的认知，张先生是当代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和思想不需要我介绍。我与他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见面后，写下一则札记：

昨晚见张志扬，在姑嫂树路三五酒店。张先生74岁了，不久前做了手术，清明回武汉扫墓。他精神尚好，但与两年前不能比了。可叹。

席间，我提出一个问题，因他两年前向我们预告要写文革期间坐牢10年的回忆录，我十分期待：以为此叙述是对他哲学的最好检验。但这次他竟不写了，已着手写另一本书：“四批判”。他很尴尬。说已写了那题材的几首古体诗，后又说《墙》等书中实际上已写了。幸好写了，我附和同意。

他的确已无法用他的国家主义叙述“个人”的苦难。这可是他一生中最鲜活有价值的一段经验。如此可见他的罩门。他的思想、他那一派人思想的罩门。（甲午三月初一）

张志扬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前辈，在这则札记中，我说他是“国家主义”，其实不准确，参照他后期的著作，大致可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对此我不作浅谈。他是我的思想资源之一，正如自由主义是我的思想资源之一。关于自由主义，从这两个例子中可见它的脆弱性。且不谈索尔仁尼琴这位广受尊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米沃什、布罗斯基、希尼等都不属于民族主义，但他们无一例外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意识，布罗斯基到美国后宣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俄罗斯文化。天主教、东正教在历史上也都支持过王权，为何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唯独认为儒教才是奴才性格，谈自由，必批儒？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态度，是衡量自由主义是否成熟的标志。

儒家把出仕做官看作是士的家业，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下》）“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但也不是无原则地求位，“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把仁义放在第一位，拒绝为国家谋利，而谋仁义。又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万章下》）国家应以礼对待知识分子。这就是真正儒者的风骨。关于修身，然后膺大任，孟子有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一段。在忧患中乾乾不息，是天降大任的前提。不可把忧患仅仅视为个人遭际，也应该理解为与民族国家共患难。我是从这段话中去理解张志扬先生对待他在文革期间坐牢的态度。

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是在言说或入仕的诉求上，儒家从不把士看作欲望的个体、权利的个体，“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众之事备矣。”（《尽心上》）士必须作为载道的个体，居仁由义，然后才可当“大众之事”。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说是个体自由的表达，无关于修身。反过来问：如何让新人文的言说成为关乎大众之事的言说？是不是也应该居仁由义，百折不挠，乃至苦其心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主张若不得行其中道，就退而求其次：狂狷。独立知识分子行的就是狂狷之道：进取，有所不为。而不是乡愿。作秀的乡愿是媒体知识分子的道路。狂狷之士在缺少公共空间支持的情况下，独立从事文学、艺术、思想的创造。

将中国知识分子追溯到革命的背景和士的深度，就可以理解其性格的复杂性。新人文主张创作者应作为精神上独立的知识分子，至少是精神的独立，如果没有精神独立，就谈不上自由的创造。无论“大话语”多么有理，也应该保持距离，否则会像金岳霖一样，付出学术生命的代价。在我看来，连张志扬那样的用民族国家的叙述取代个体生命叙述的选择，也是不可取的。但也不等于对一切说“不”。对于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当代儒家的某些努力，比如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儒化，何不赞赏随喜？由于体制、意识形态等原因，当代知识分子能够得行其道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个情况在明代中期实际上就已经发生。承平日久，科举的人太多，官位远远不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也给了士子另外的选择，很多人就不参加科考，住在家里从事诗文艺术创作，种花、种竹、饮茶、玩古、好宾客，沈周一辈子就过着这种“吴趣”的生活。唐寅：“闲来写笔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卖点字画，或不卖字画，视各人经济情况而定。沈周就不需要，唐寅需要，因此他这样自高。江南的读书人是很有风骨的。吴门画派鄙视官方的院体画，复兴了文人画，这里面的动机不仅是风格传承的不同。或者说，独立性本身也可以是风格的源泉。风骨－风格，书写能立即让一种在世风姿视觉化。

对主流价值中的一切说“不”，这已成为西方左派的一种政治正确。新人文的独立性，并不等于“不”。我们反而认为我们就是主流。由于站在创造的维度上，当然也只是潜在的主流，或本来应该是主流。萨义德主张：要批评，批评，批评！知识分子只能在现状中，做个格格不入的人。他作为巴勒斯坦移民的身分，使他有这样的意识。但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历史传统中，我们理应作为担当者……只作个批评者，志向太小。在当代艺术中，美国艺术在抽象表现主义之后，有价值的影响有限，像安迪.沃霍尔、辛迪.谢尔曼、杰夫.昆斯等，其实只是助长了当代的浮躁。值得深思的是德国艺术。约瑟夫.波伊斯对德国身份的思考；安塞姆.基弗的废墟意象、纪念碑和挽歌感觉，他将材料表现深入到基督教的源头和北欧神话；约格尔.伊门多夫作为左派，从对艺术语言有效性的质疑入手，进入德国历史的想象。以及法国当代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他用登记照片和日用物品比如衣服等做的装置，让人联想到奥斯维辛的恐怖……这里还只略举艺术中的范例。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理路、风格和气韵，与饱经沧桑的欧洲，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有可比之处，与作为战胜国和自由主义强权的美国，很难有共鸣。但是中国当代恰恰是受英语文化的影响最深。

新人文力图要透过现实，探索表现中国当代史的深层肌理。对知识分子谱系及士的精神的思考，是当代价值重建的需要，也是创作的需要。

丁酉腊月初三，藏龙岛

参考文献：

张维：《为什么提“新人文画”——就“新人文画”纲领答雅昌及苏州日报记者问》，发表于《中华英才》2017年第13期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修订版），复旦大学，2017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三联，2016

（法）于丽娅.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黄晞耘译，广西师大，2007

刘复生：《“文明中国”论的图谱》，见柯小刚公众号“寓诸无竟”及“文艺批评”

张志扬关于“诸神之争”，《西学中的夜行》《偶在论谱系》等著作

《辞海》中“士”的辞条：⑴男子能任事之称；⑵古指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子，兼指未婚与已婚而言；⑶古为四民之一，”学习道艺者”，“学以居位曰士”；⑷商、西周、春秋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末年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⑸古时掌刑狱之官；⑹军士；⑺通“事”。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