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作者非公孙尼子综考

作者：王虹霞（艺术学博士，中国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研究员）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初六日甲寅

          耶稣2018年1月22日

摘要：郭沫若据沈约“《乐记》取《公孙尼子》”等谓《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并影响甚广，然隋唐正史及沈约并不否定河间献王等作《乐记》，沈约明曰“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作《乐记》”。沈约曰“《乐记》取《公孙尼子》”不过言《礼记·乐记》取了《公孙尼子》句子，并不等于言公孙尼子作了《乐记》。有关公孙尼子的18则佚文除2则与《乐记》相关外，其余多为养生内容，此正与《春秋繁露》言公孙尼子作《养气》吻合。沈约未说公孙尼子作《乐记》及明说《乐记》来自河间献王等，唐代所存2条涉乐之公孙尼子佚文未必是汉代《公孙尼子》一书所有，隋唐时《公孙尼子》一卷可能已是掇拾他书及伪托而得、隋唐人不如汉代人了解先秦两汉等，皆可证明《乐记》非先秦儒家公孙尼子所作，《汉书·艺文志》关于《乐记》来自河间献王与毛生等的记述是否定或推翻不了的。

关键词：《乐记》；作者；公孙尼子；公孙龙；河间献王；佚文

［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先秦两汉儒家乐论若干疑难问题辨正研究”（14YJA72000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早期乐论基本范畴之研究”（15BZX044）。

据汉代的史料记载，由刘向所校存的古本《乐记》及今存《礼记·乐记》都出自武帝时代的河间献王为中心的儒家知识群体，出自毛生等“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但是，自郭沫若以来，《乐记》由“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汉书·景十三王传》）的河间献王所主持编写的这一确凿的历史知识被推翻了，《乐记》又变成由孔子弟子之弟子公孙尼子所作，甚至变成孔子弟子公孙龙所作，一部汉代的编写本变成了春秋时代的独创本，一部河间献王儒学群体采集旧说加以创作、改编、整理而成的作品变了公孙尼子或公孙龙的作品。

一、关于《乐记》作者的争议

专门研究《乐记》或《礼记》的近人专著中，认为《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的有：吕骥《〈乐记〉理论探新》（新华出版社，1993）；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薛永武《〈礼记·乐记〉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王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薛永武《〈礼记·乐记〉的接受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孙星群《言志·咏声·冶情——〈乐记〉研究与解读》（人民出版社，2012）等书。

专著之外，讨论《乐记》作者并认为《乐记》作者为公孙尼子的论文很多，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乐记〉论辩》一书收入了30余篇论《乐记》的文章。这些论文中，明确认同《乐记》由公孙尼子所作的有郭沫若、杜国庠、杨公骥、吉联抗、杨荫浏、廖辅叔、董健、周柱铨、金钟、冯洁轩、周来祥、刘兆吉、于民等；比较坚定地认为《乐记》全部或主要出自公孙尼子的有郭沫若、杨公骥、董健、金钟。而明确存疑《乐记》由公孙尼子所作的有周柱铨，认为作《乐记》之公孙尼子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子的有丘琼荪，认同《汉书》所记《乐记》出自河间献王及毛生等的有孙尧年、蔡仲德、吴毓清。

期刊论文方面，认为《乐记》作者是公孙尼子的有：吕骥《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1988）、李学勤《公孙尼子与〈易传〉的年代》（1992）、邹华《郭店楚简与〈乐记〉》（2004）等，另外丁四新《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1999）也提及公孙尼子作《乐记》。认为是公孙龙作《乐记》的有：田君《公孙尼子与〈乐记〉新考》（2009）。认为是河间献王等作《乐记》的有：蔡仲德《与李学勤先生辩〈乐记〉作者问题》（1995）、刘心明《〈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2002）、姚春鹏等《从郭店楚简再论〈乐记〉成书年代》（2011）等。

今人中提出《乐记》为先秦公孙尼子所作者，首推1943年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郭沫若学术成就和政治地位高，故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人多从其说。郭沫若说先秦公孙尼子作《乐记》的证据是：（1）《隋书·音乐志》记南朝齐梁时沈约奏答中说“《乐记》取《公孙尼子》”；（2）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3）张守节之说大体根据皇侃，皇侃与沈约同时代人；（4）《汉书·艺文志》录“《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于儒家类并注“七十子之弟子”字样，又录“《公孙尼》一篇”于杂家类，郭以为两书作者实同一人；（5）《隋书·经籍志》录“《公孙尼子》一卷”于儒家类并注“尼似孔子弟子”字样，郭以为此书即《汉书》所录杂家类“《公孙尼》一篇”。——但是，郭沫若的论证是有问题的：

其一，不能断章取义使用《隋书·音乐志》“《乐记》取《公孙尼子》”字样。《隋书·音乐志》所记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①]，《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

由以上比较完整的引文可见：沈约并不否定《汉书·艺文志》谈《乐记》的来源，不否定古本《乐记》出自“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而只是认为《礼记·乐记》篇取自《公孙尼子》。按陆明德《经典释文》卷一所述，“《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怎么后来唐魏征等编纂的《隋书》里就成了“《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呢？《缁衣》究竟出自子思还是公孙尼子？《隋书·音乐志》有无错纂或传写讹误？

即使《礼记·乐记》篇取了《公孙尼子》，也不等于《乐记》就是公孙尼子所作，焉知《公孙尼子》一书只是收编了古本《乐记》的局部文字呢？（《乐记》全部或大部出自公孙尼子是不可能的，否则汉唐之间的人不会不说及）而且汉代“《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到了隋唐就只剩“《公孙尼子》一卷”，此“《公孙尼子》一卷”究竟是汉代杂家“《公孙尼》一篇”还是汉代儒家“《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之残篇等都不清楚。

其二，唐张守节“《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的含义并不清晰，如无文字讹误，那么何谓“次撰”？古人说“次撰”多是并列多个作者，是多作者“相次而撰”的意思；另外可能是“编次撰述”的含义，有今“编写”、“编定”、“编纂”的含义。张守节的“次撰”不应当是“相次而撰”的意思，或是“编撰”的意思而已，公孙尼子这人编撰了《乐记》，此在《隋书》引沈约说《礼记·乐记》取《公孙尼子》之前是前所未闻的事。汉代人不说古《乐记》出自公孙尼子之手，而只明确说出自“河间献王与毛生等”，《礼记·乐记》编入今本《礼记》也只是东汉马融、郑玄间的事，与先秦甚至西汉的所谓“公孙尼子”无涉，前人从未提及公孙尼子与《乐记》有关。

其三，郭沫若说张守节之说大体根据皇侃，但郭此说并没有给出证据，笔者迄今未查见皇侃何处说及公孙尼子作了《乐记》，唯一传世的皇侃著作《论语义疏》（此书在中国早亡，清代从日本传回）并未提及“公孙尼子”或“公孙尼”字样。郭说之后据此说的杜国庠也只是照录郭说而已[②]，同样也未给出任何文献证据。

其四，郭说《汉书》所录儒家“《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公孙尼》一篇”为同一作者，实或未必，同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不可能既列儒家又列杂家，“公孙尼子”未必就是一定是“公孙尼”，且不同学派同名的情况也非不存在。

其五，郭说《隋书》所录儒家“《公孙尼子》一卷”即《汉书》所录杂家“《公孙尼》一篇”，此可能为是，也可能为非，唯从唐代等书所录《公孙尼子》佚文推知方比较可靠些。

其六，《隋书》“《公孙尼子》一卷”下有注曰“尼似孔子弟子”，较于《汉书》“《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下注“七十子之弟子”，此完全是有意提升“公孙尼子”地位而注之。

二、公孙尼子及其佚文

汉代提到“公孙尼子”的有《汉书·艺文志》列儒家类“《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及杂家类“《公孙尼》一篇”，又有王充《论衡·本性》曰：“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儒、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公孙尼子〉一卷》根据《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公孙之《养气》曰……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中间“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与《太平御览》引《公孙尼子》曰“君子怒则自说以和，喜则收之以正”几乎完全相同，认定《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公孙之《养气》曰”这段话是公孙尼子《养气》篇里的文字。世硕与公孙尼子等皆曰“性有善有恶”，世硕曾作《养书》一篇，公孙尼子则曾作《养气》一篇，此于《论衡》、《春秋繁露》等皆有根据。

上述《论衡》、《春秋繁露》所引公孙尼子言论即今汉代书所存的《公孙尼子》佚文。而汉代至隋唐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著作无一书一人提及“公孙尼子”或“公孙尼”字样。隋朝人杜公瞻《编珠》卷三提及“公孙尼子曰‘殷纣为肉圃’”，此亦见后来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六引，可见隋唐时代尚存在《公孙尼子》一书，故唐代所作的《隋书》里也有“《公孙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字样（《隋书·经籍志》），五代刘昫《旧唐书·经籍志》有“《公孙尼子》一卷，公孙尼撰”字样。

唐宋时代记录公孙尼子文字的主要有唐马总《意林》和宋李昉《太平御览》。《意林》卷二曰《公孙尼子一卷》并录其句子6条，其中2条同于《太平御览》所录“《公孙尼子》曰”（见划底线者，文字或略异）：

（1）心者，众智之要，物皆求于心。（同《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六引）

（2）修心而不知命，犹无室而归。

（3）君子行善必有报，小人行不善必有报。

（4）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见今《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荀子·乐论》、《白虎通·礼乐》、《淮南子·本经训》等，文字略异）

（5）舟从流于河而无维檝，求安不可得也。

（6）人有三百六十节，当天之数。形体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窍血脉，如川谷也。（同《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引）多食甘者，有益于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于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于筋而气不利。（同《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五引）

宋《太平御览》涉及公孙尼子的记录见下录，凡是11条，11条中第（10）条实为2条，第（11）条非引公孙尼子言（“公孙尼子作《缁衣》”云云）。此11条中与唐《意林》所引同的是第（2）、（5）［文字略有异］，自身相同或近似的第（1）、（8）之间以及第（3）、（4）、（10）之间。《太平御览》曰：

（1）《公孙尼子》曰：孔子有病，哀公使医视之，医曰：子居处饮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笼，夏居密阳，秋不风，冬不炀，饮食不匮，饮酒不勤。医曰：是良药也。（卷二十二）

（2）《公孙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节，当天之数也。形体有骨肉，当地之厚也。有九窍脉理，当川谷也。血气者，风雨也。（卷三百六十）

（3）《公孙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益于肉而骨不利。（卷三百七十五）

（4）《公孙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于筋而气不利。（卷三百七十五）

（5）《公孙尼子》曰：心者，众知之要，物皆求于心。（卷三百七十六）

（6）《公孙尼子》曰：道为知者设，贤为圣者用。（卷四百〇三）

（7）《公孙尼子》曰：君子怒则自说以和，喜则收之以正。（卷四百六十八）

（8）《公孙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医视之，医曰：居处饮食何如？子曰：丘春之居葛笼，夏居蜜阳，秋不风，冬不炀。饮食不馈，饮酒不劝。医曰：是良药也。（卷七百二十四）

（9）《公孙尼子》曰：舜牧羊于潢阳，还，尧举为天子。（卷八百三十三）

（10）《公孙尼子》曰：食甘者益于肉而骨不利也。又曰：太古之人饮露，食草木实，圣人为火食，号燧人，饮食以通血气。（卷八百四十九）

（11）《礼记正义》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后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卷六百一十）

除了唐《意林》、宋《太平御览》引了公孙尼子这人或这书的12条语录（除去重复者）之外，明代（含明代）之前其他书引公孙尼子语录的情况有：

（1）……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汉王充《论衡·本性》）

（2）公孙之《养气》曰：里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3）故正君子，怒则说之以和，喜则收之以正。公孙尼子。（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二十三）

（4）公孙尼子曰：众人役物而忘情。（梁萧统《文选》卷三十）

（5）公孙尼子曰：殷纣为肉圃。（隋杜公瞻《编珠》卷三、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六、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四）

（6）公孙尼子论曰：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五）

（7）公孙尼子曰：屈到貃冠。（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六、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十七、明郑若庸《类隽》卷十六）

（8）良匠不能斵冰，良冶不能铸木。公孙尼子云。（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十九）

（9）公孙尼子云：太古吮露精，食草木实，饮食以通血气。（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二）

（10）公孙尼子云：太古吮露精，食草木实，圣贤为火食，号曰燧人。（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第一百四十二）

（11）公孙尼子云：舜牧羊于潢阳，尧举之以为天子。（宋罗泌《路史》卷二十一、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十、明孙瑴《古微书》卷三）

（12）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宋郑樵《六经奥论》卷三，又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八、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二十三、明董斯张《吴兴艺文补》卷十六、明唐顺之《荆川稗编》卷八，文字略异）

（13）孔子有病，哀公使医视之。医曰：子居处饮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室，夏居宻阳，秋不风，冬不炀，饮食不馈，饮食不勤。医曰：是良药也。公孙尼子。（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十二）

清洪颐煊《经典集林》录有《公孙尼子》佚文一卷共18条，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录《公孙尼子》佚文一卷共16条，马辑中根据《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七（实为卷四百六十八）引公孙尼子曰“君子怒则自说以和，喜则收之以正”辨出《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公孙之《养气》曰……”一大段话为《公孙尼子》文字，而洪辑却没有发现。

现在笔者辑唐《意林》、宋《太平御览》及其他汉唐间的书所引公孙尼子语录，整理出《公孙尼子》佚文18条，此18条比清洪颐煊所集《公孙尼子》佚文更加完整（多出处者或有文字差异且引文以首种出处为准），这18条《公孙尼子》佚文见下：

（1）性有善有恶。（汉王充《论衡·本性》）

（2）里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3）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唐马总《意林》卷二）

（4）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五）

（5）道为知者设，贤为圣者用。（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百〇三）

（6）修心而不知命，犹无室而归。（唐马总《意林》卷二

）（7）君子行善必有报，小人行不善必有报。（唐马总《意林》卷二）

（8）心者，众智之要，物皆求于心。（唐马总《意林》卷二、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六）（8）众人役物而忘情。（梁萧统《文选》卷三十）

（9）人有三百六十节，当天之数也。形体有骨肉，当地之厚也。有九窍脉理，当川谷也。血气者，风雨也。（唐马总《意林》卷二、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

（10）多食甘者，有益于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于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于筋而气不利。（唐马总《意林》卷二、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五）

（11）孔子有病，哀公使医视之，医曰：子居处饮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笼，夏居密阳，秋不风，冬不炀，饮食不匮，饮酒不勤。医曰：是良药也。（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二十二、卷七百二十四））

（12）太古之人饮露，食草木实，圣人为火食，号燧人，饮食以通血气。（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九、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二、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二）

（13）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宋郑樵《六经奥论》卷三）

（14）舜牧羊于潢阳，还，尧举为天子。（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三、宋罗泌《路史》卷二十一）

（15）殷纣为肉圃。（隋杜公瞻《编珠》卷三、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六）

（16）屈到貃冠[③]。（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六）

（17）舟从流于河而无维檝，求安不可得也。（唐马总《意林》卷二）

（18）良匠不能斵冰，良冶不能铸木。（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十九）

以上18条《公孙尼子》佚文中，只有唐《意林》卷二所引“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及唐《初学记》卷十五所引“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两句与“乐”有关，也见今《礼记·乐记》（具体字或略异），而其他佚文都与“乐”或《乐记》毫无关系。而且，这18条中属生理养生、心理养生的佚文为多，此与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公孙尼子有《养气》一篇完全吻合，也与《论衡·本性》将世硕、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并说且说他们皆持“人性有善有恶”论以及世硕作有《养书》一篇吻合。

所以，有学者根据清代洪颐煊《经典集林》所辑《公孙尼子》佚文指出：“《乐记》是由西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等人自儒家经典与孔门后学有关礼乐的论述中择录资料汇编而成的。认为《乐记》是由公孙尼所撰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否定。”[④]又有学者说：“南齐刘瓛说‘《乐记》为公孙尼所作’[⑤]，《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缁衣》出《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今人曾结合二人所说，又据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确有《缁衣》出《子思》的事实推断，刘、沈二人所说甚是。但这也只能说明今本《乐记》的确保存有公孙尼子的材料，而不能证明公孙尼子是《乐记》的独立作者。”[⑥]“这些佚文与《乐记》相关、不相关的两种情况，不能证明公孙尼子是《乐记》的唯一作者，却能证明《乐记》确曾取材于《公孙尼子》。”[⑦]今人中言《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之始作俑者郭沫若曾力主公孙尼子作《乐记》，但他当时还曾存疑说：“我认为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⑧]

三、《乐记》确非公孙尼子作

其实，根据汉唐之间的史料，公孙尼子或《公孙尼子》顶多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的一个取材来源而已，而且公孙尼子或《公孙尼子》两条关于《乐记》的唐代所存佚文也未必一定是汉代《公孙尼子》一书所有，可能汉魏后添加或编入了隋唐时一卷本《公孙尼子》所致。另外，公孙尼子及隋唐时一卷本《公孙尼子》具体情况不详，至于《汉书》所说的“《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公孙尼》一篇”各为儒家、杂家者言当不会有误，至少后人无法判定其有误而只能认定它是真实可靠的。

《隋书•音乐志》记沈约奏答曰“《乐记》取《公孙尼子》”中其前文也说：“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此是不否定《乐记》出自“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沈约所见《公孙尼子》一书里有今本《乐记》的文字内容据此也当不应否认。

另外，唐魏徵主持编纂的《隋书·经籍志》说：“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此是说马融编定了今《礼记·乐记》，但并未说取自《公孙尼子》，此说与更早的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无实质矛盾。

沈约编纂的《宋书·乐志》也明确说：“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宋书·乐志》与《隋书•音乐志》记沈约奏答“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可相印证，证明沈约也不过认为《乐记》由河间献王与毛生等采集诸书而作《乐记》而已。

或因南北朝或隋唐时《公孙尼子》有今《乐记》句子[⑨]，因为当时有追溯经典中某书或某书某篇具体原始作者为谁以及崇拜儒学“圣人”（孔子）的思维作祟，所以《隋书·音乐志》记沈约说：“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

《隋书·音乐志》所引沈约此奏答正是在表面贬低《乐记》而实质提高《乐记》，表面指其“非圣人之言”，又《隋书·经籍志》里说“《公孙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以抬高《乐记》在儒学中的地位，意即《乐记》虽非孔子之言，但终究是孔子弟子之言。然而《汉书》确切地说儒家类“《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作者公孙尼子并有古注曰“七十子之弟子”，《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当是战国时代的著述，或与思孟学派大体相当，故《汉书》“《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前有“《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后有“《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

总之，《隋书·音乐志》所录南朝时代沈约奏答曰《乐记》取自《公孙尼子》与《隋书·经籍志》以及沈约自己编撰的《宋书·乐志》关于《公孙尼子》及《乐记》判定不符，而且《隋书·音乐志》所录南朝时代沈约之奏答其可靠性也值得存疑。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公孙尼子“次撰”《乐记》当是来自《隋书·音乐志》，沈说尚可疑，何况张说。

故《隋书·音乐志》推翻不了《汉书·艺文志》关于《乐记》来源的记述，南北朝时代或隋唐时代的学者在没有重大出土文献证据前，也是不可能比汉代的刘向或班固更了解《乐记》及儒家言的“《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的。所谓《乐记》出自公孙尼子手笔或文集的说法，或只是《乐记》有很少量的句子也见当时传本《公孙尼子》而已，或当时传本《公孙尼子》所有的《乐记》句子完全是魏晋以后撮拾此前的乐论文字编入传本《公孙尼子》的，故近人任铭善（1912—1967）《礼记目录后案》则指出：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史记·乐书》正义，皆谓《乐记》公孙尼子次撰。《公孙尼子》二十八片，《汉志》在儒家，云：“七十子之弟子。”河间采《周官》诸子，《公孙尼子》书或在焉。惟《汉志》于《礼记》及尼子书无出入之文，则沈约、张守节所见者，或又后人伪托，据《乐记》以钞入尼子之书者也。[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