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福建、广西、广东、江苏、山东、陕西等省分别发生令人发指的伤害儿童恶性案件，北京大兴和江西吉水更是发生了杀害亲人甚至是父母的灭门惨案。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社会都在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罪犯泯灭人性，民众人人自危——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则处于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境地。

显而易见的是，频发的凶杀案必然造成并强化中国社会的“围墙现象”，亦即住所、学校、企业、社区、交通工具以及公共场所等不得不采取愈来愈多的包括围墙、栅栏、防盗门、监控设施、安检设备等在内的安全防范措施，同时投入大量的保安和警察。目前，北京日均投入警力2000多人，整合校内外人力防范资源2万多人，并建立了专职学校保安队伍，用于确保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安全。

用“围墙”甚至是“人墙”来确保安全的确会收到一些成效。福建南平案发生后至今，北京警方就已及时制止7起针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案件，成功控制了10名嫌疑犯。但必须看到，“围墙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困境，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和彼此防范的心理所使然。进而言之，“围墙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潜在或现实危险的社会，每个人都极度缺乏安全感。

著名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把传统社会称为是“熟人社会”，把现代社会称谓是“陌生人社会”。前者易于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互助，后者则易造成人们之间的疏离与误解——住在高楼的人，可能并不认识对门的邻居。“围墙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的极端表现形态，类似于一种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甚至是“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非文明”状态，只不过是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而是把每个人都把别人预设为小偷、强盗或者杀人犯而加以防范而已。

愈来愈突出的“围墙现象”必然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甚至是对抗情绪，造成新的、更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从而加大社会治理的成本。此外，当到处都是“围墙”的时候，“围墙”的安全防范作用就会大大降低，正如当人人都是“警察”的时候，也就人人都不是“警察”了一样。更何况，“围墙”内亦未必保险，“人墙”内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数起恶性凶杀案之后，学者和媒体进行了深入反思，并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罪犯都必须受到谴责、打击和惩罚，而不是予以同情和怜悯，甚至给其带上“反抗体制”和“反抗不公”的“英雄光环”。否则，必然会助长“以暴易暴”心理的潜滋暗长，从而使人们和社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即通常所说的“无人能够幸免于难”。

但是，认为一系列恶性凶杀案只是个别现象以及把凶手简单归结为“心理变态”或“精神病患者”的想法，无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自欺欺人心态。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因迅速转型和贫富差距等原因，出现了大量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失意群体，其中有些人正在愈来愈倾向于采取极端手段表达自己的忿恨和不满——先前是自杀或自焚，现在则是拎刀冲向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

因此，对于类似恶性凶杀案之类的社会问题，“围墙”措施虽然必不可少，但却“治标不治本”。化解“围墙困境”的根本办法在于实现“中国模式”的转型。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采取的是“增长型模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现在采取的则是“发展型模式”，追求速度和质量的统一；今后必须向“共享型模式”转变，亦即发展发展机会人人均等和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在这里，必须牢记中国古人的两句话：“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造成人们忿恨和不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员贪腐、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等丑恶现象，而因上访、城管、房屋拆迁、土地使用等问题处置不当造成的官民分裂乃至官民对立情绪更是愈来愈严重。系列凶杀案发生之后，有人打出的两个横幅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意指应报复政府——笔者）”在这里，同样需要牢记古人的两句话：“治国先治吏。”“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此外，在社会转型期，生活节奏、工作压力、情感挫折等问题容易刺激个体产生心理问题和实施极端行为。因此，“以人为本”的“人”不应是抽象的人民或者百姓，而应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必须把人文关怀、人性服务、人情感化和精神培育、道德教育、心理干预等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确保让每个人都有尊严感和幸福感，至少要做到他不是被遗忘和被抛弃的人。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