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正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12月24日

平安夜，世界表面一片祥和，朋友圈分享着各色人群的“圣诞老人”扮相及孩子们在节日的童真气息。人们似乎忘记了圣诞节只是西方人的“耶诞节”，而将之作为全球化的节日对待，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的文化象征。“耶诞”而有“圣诞”之名，并且还成功地全球化了，这不是人类史上从来就有的，而是1500年以来之西方“地理大发现秩序”的附属成果，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独特成就。我缺乏充分的实证材料去考察圣诞节在伊斯兰世界的遭遇，但对这一西方节日在中国公共文化语境中的争议性却有所耳闻及体验。  

圣诞在中国遭遇“文化正义”问题，主要是两种精神力量在对抗：其一，老左派的“毛诞正义”，认为毛泽东才是中国的“国父”及文化象征，是真正的“圣人”，故纪念毛泽东应当超越对圣诞的纪念；其二，文化保守主义的“孔诞正义”，认为孔子是中国的人文导师，是中国人心灵秩序的缔造者，甚至是“孔教”的创教之主，耶稣只是外来的“洋和尚”之一，不配享有“圣诞”之名。

这里触及了中国现代性框架中复杂的“正统性”问题，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到底以何种秩序与象征为主，是一个严格的“文化主权”与“历史正义”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体中国人的自由选择问题。这里遭遇的是一个集体身份的“认同”问题，有着具体的历史边界和民族性范围。

在这个平安夜，一如过去数年间的中国公共文化混战景观，“圣诞”、“毛诞”与“孔诞”的“三诞演义”是难解难分，难有共识。在20世纪的主要时间里，有时是“圣诞”占优，比如民国时代（蒋本人就是基督徒）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期；有时是“毛诞”占优，比如毛泽东时代；“孔诞”较少占据主导，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原因是整个20世纪的革命与改革是以拒斥中国传统文化及归责孔子为前提的，左右都有这个默契，只是各自主张的变革方案不同而已。晚清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联手取代“三纲五常”，左右力量与论述提出了对“科学”与“民主”的不同理解与实践方案。儒家文化及“孔诞”在整个20世纪是“饱受压抑”的境况。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建构，执政团体在合法性及意识形态上与传统文化进行了决定性的和解，不仅续补传统马列主义教义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短板，而且有重整“文化河山”共拒“文化殖民”的政治问题意识。同时，大陆新儒家日益突破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低端”及其卑微姿态，从文化到政治的广泛谱系上开展着“儒家重新公共化”的学理与政策储备及行动。

近些年，大陆新儒家兴办民间书院，参与公共政策，推动国学学科化，扩大对外文化对话，倾向政治儒学及其现实化，甚至有“新康有为主义”的冲动。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于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立场。这些动向和社会效应已经呈现，于是在圣诞节问题上的某种“文化民族主义”便更加强势地登场了。

对“孔诞论”者而言，“毛诞”是体制前提，无可反对，而且存在“改革法理”对“毛诞”的有效平衡与节制，尚可容忍，但“圣诞”则以西方“耶诞”之一隅真理而僭居“圣诞”之名位，以西方之“圣”为我方之“圣”，是中国人文化上的主动“跪低”和政治上的“殖民奴性”。在儒家式“文化民族主义”的义愤填膺中，有百余年文化压抑的悲情氤氲，有对国人盲目崇外之数典忘祖的精神批判，有对自身正统性归来的隐忍与期待。

尽管存在太多的历史与文化理由去理解甚至同情儒家式的“孔诞焦虑”，以及对当下中国文化秩序混乱无依的悲愤彷徨，但严格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符合儒家处理外来文化的从容法则（大一统与包容性超越夷夏之辩），也不符合中国重新“经略世界”的文明帝国性格及新全球化之文化立场取向。面对“圣诞”，固然不应当将其理解为单调唯一的普适价值，却也已经成为中国人之精神选择的一个选项，是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百年沟通的一个成果与象征。

如果硬性排斥“圣诞”及其文化系统，将造成无休无止的中国人“文化内战”，不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团结利益。“耶诞”而有“圣诞”之名，只是反映了20世纪某一时段中国人的精神倾向，甚至这一译名本身就闪烁着特定历史时段的精神局限光芒。今天是需要将“圣诞”还原为“耶诞”，却没有必要进一步排斥“耶诞”及批判过“耶诞节”的中国信众。甚至，由于圣诞节的全球化及通俗化，它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教义约束性已大大减弱，未必有反对者想象的那般破坏力。

从中国文化重建及全球化的正面来看，不仅不应该简单排斥西方文化，倒是应当好好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成功全球化的系统经验，包括一系列文化策略与技巧。大陆新儒家之一支寻求儒家的宗教化甚至国教化，其实就是在模仿西方基督教的建制化经验。除了这种宏观面的对称性设想与变革之外，以“圣诞节”为例，我们是否也可以围绕“孔诞节”设想与创制出一系列的故事、仪式、道具、偶像呢？我们是否能够生产出与“圣诞老人”并肩的人物形象呢？这就进入了文化建制化和创意化的实质性层面，是文化竞争力的具体构成层面，而不是停留在相对抽象及无解的文化意识形态与类型学的对立冲突之中。

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门生意，一个好玩的文艺类别，一种能够触及最幼稚心灵的柔软的意义载体。大陆新儒家在反对甚至抵制“圣诞”的时候，不能仅仅抒发悲情，更不能隐性期待政治公权力的悍然干预及对自身的“一步到位”的扶正，不能有“董仲舒情结”，而是需要正视中国文化多元性的现实，从自身的短板及缺失入手，该改革的改革，该模仿的模仿，该超越的超越，不仅仅引经据典教训人，更重要的是创新发展吸引人。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基督不是一日成“圣”，中国文化之软实力与正统性的重建，必然是在包容超越意义上逐步、有机地生成的。靠政治保障的，也会一夕之间为政治所破坏。文化就是文化，政治固然可以助力，但对民心民意的研判、竞争与吸引才是本质。“圣诞正义”背后的“孔诞焦虑”完全可以理解及同情，而且身为中国人，即便达到了信仰基督教的程度，对自身文化也仍然有割不断的、日用而不知的潜在影响，是谓“文化基因”。

可是，仅有“基因”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文化工程”才能现实化为具有真正竞争力及持久存续力的当代文化体系，不仅重现于中国，更要走向世界。“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国文化、本质上也是一切文明帝国文化应有的精神秉性。文化民族主义的过度保守性需要克制，简单粗暴的文化批判及对政治权力干预的默默仰望需要反思和警惕，立足理性与现实的文化建设及稳健的建制化才是正途。

放宽局促难安的本土文化心智，我们发现孔诞、毛诞、耶诞都已具有了某种当代中国的内在精神品性，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精神选择，也结构性刺激了中国文化与政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中国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是坚定自信的，是有天下伦理和伟大复兴抱负的，因而不能禀有文化民族主义式的封闭心智，不能以固化心态与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及发展性。

我们需要面向世界的大历史观和“通三统”的思想方法论，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仅可以文化自存，更可以包容吸收而有所创造。当世界主要精神要素消融整合于开放包容的中国体系之中时，中国才真正实现了民族伟大复兴及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范式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