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1]

——当代中国国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作者：朱汉民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一日庚子

         耶稣2017年11月9日

【提要】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两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国学的兴起和发展，还应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国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所以，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国学  中国古典学  中华民族精神  人文学科 

作为学科意义的“国学”提出以后的一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的硕学鸿儒都对这一个问题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的“国学”热更加强盛，官方和民间均纷兴办以“国学”命名的文化学术社团，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以“国学”命名的教育研究机构。事实上，“国学”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于此相关，国学学科是否应该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并引发学界普遍关心和认真讨论。

国学学科是否应该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学术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学学科建设问题。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国学学科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国学学科建设问题，与“国学”所包含的知识与价值两个问题相关。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两个方面，思考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一、中国古典学知识传统的国学

 “国学”虽然是历史文献中古已有之的概念，但是作为我们讨论的学科意义的“国学”，却是二十世纪初才出现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国学”的出现，其基本原因就是回应近代以来的西学大潮对中国知识传统与思想传统的冲击。这一种回应，既是知识学意义的，也是价值观意义的。

我们首先从知识学的视角和意义讨论国学。

在经历了强大的西学东渐思潮洗礼后，特别是经过晚清新政、民国学制的改革，西方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移入中国。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跟随而来：长期主导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学术，如何进入到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为了区别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许多学者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之为“国学”。 他们还给这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国学”取了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国故学”。

1906年９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章太炎又称“国学”为“国故”，并著有《国故论衡》。《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中卷论文学，共七篇；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学的流变。显然，章太炎所说的“国故”一词，“国”当然是指作为国家、国族的中国，“故”则是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的古典学术，“国故”也就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可见，“国故”显然是一个中国古典学意义上的概念。

胡适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1921年7月，胡适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说: “‘国学’在我们的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 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他主张现代学者对这一些没有系统的历史资料，通过引进西方学术的方法重新加以辨别、整理，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建立起 “国故学”。这样，胡适心目中的“国故”，还主要是一套历史文献的材料，这是他和章太炎的区别。

“国故学”的提出，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以及如何进入到民国时期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肯定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应有一席之地。同时，“国学”、“国故学”的提出，也对新的中国史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22年，北京大学正式设立“国学门”，确立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同时，胡适还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此后不久，即1925年的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采用传统书院的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没有采用引入的西学分科制度,希望延续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中国传统学术，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由于胡适等仅仅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其中包含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胡适反复强调，“国故学”的建立就是要引进西方学术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重新加以辨别、整理。显然，他心目中的“国故学”还不具有现代的学科意义，中国传统学术似乎只是一堆没有自己独立系统的文献材料。故而，这一种“国学”并不是一种独立知识体系的学科，而只能是西方学科体系的附属，即只能够被肢解到西方的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之中。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的“国学门”，最后还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立的建制。所以，这一种并不是独立知识体系的“国学”也难以持续。1932年，国学门改称文史部。与此同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因为与清华大学的西学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不相容，被认为在教学上与大学部 “脱节”,故而被看作是一种“畸形发展组织”，最终在四年后即停办。

其实，当代学界在讨论“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仍然是：“国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总和，即以西方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观念与方法处理中国学术的材料，这一种“国学”失去了中国传统学术本有的内在体系、完整知识、文化生态。但是，如果像清华国学研究院那样完全采用传统书院体制而不分科，又很难与已经定型的现代中国的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相容。如何化解这一个矛盾？

几年前，笔者和学界同仁一起倡导,从古典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来建构国学，即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3]古典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上实存的文明形态、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解决北京大学“国学门”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化到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西方一些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当然，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原典文献为依据,将古希腊罗马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研究。但是，这与当代中国学者希望以中华原典文献为依据、以中华古典文明为整体来研究的“国学”学科理念，确实是高度契合的。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大学的国学也应该是研究中华古典文明的一门单独学科,完全可以纳入到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与教育体系中来。

我们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与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均希望中国传统学术进入到近代以来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肯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推动这些新学科的建立。但是，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与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又有特别不同的地方。

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材料；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并不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一堆任现代学者切割、处理的杂乱材料，而是有着自身内的体系性、完整性、合理性、完整生命的文化生态。因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 “中国古典学”应该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独立学科。

“中国古典学”与胡适的“国故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强调中国传统学术是“故”去了的文化知识。当然，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形态可以说是中断了,但是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是世界上唯一延续的古老文明。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并不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文化知识，而看作是一个活的文明体系，是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这样，研究者对“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就不能够简单以所谓“科学”的傲慢态度，而应该持一种人文的“温情敬意”的态度对待中华文明。从春秋战国到晚清时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在诠释中国传统学术时，均坚持了这一态度。恰恰是近代中国，一些知识界人士自己以为掌握了“科学”的工具，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学问、“故”去的材料，以粗暴和傲慢的态度看待养育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学术。更有甚者，一些宣扬全盘西化论者，他们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采用一种精神暴力的态度，很像不孝之子不恭地对待自己年迈的父母，将自己混得不好归责于自己的父母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其实他们对自己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完全熟视无睹。所以，我们认同的“国学”不仅仅是“国故学”，国学还与当代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建构问题密切相关。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二、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国学

当近代世界进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全球化时代以来，西洋学术和文化在国家制度层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学”概念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知识界为了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精神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只是强调其知识学的特点。其实，晚清以来知识界之所以提出“国学”概念，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知识学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问题。“国学”看起来是知识界希望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其实骨子里是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近代中国知识界在倡导“国学”的同时，还提出一个“国粹”的价值概念。

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一直存在两个相反相成的演变趋势和发展方向。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不断通过学习、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近代化，所以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从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引进过程，西方文化在由浅入深、延续不断地影响、改变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精英，其骨子里仍然坚持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引进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精神动力，正是源于中华文化与学术中的民族主义精神。加之在20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严重弊端，文明的多元互补成为越来越多的各界精英的思想共识。

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其实正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中。近代知识界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挖掘、弘扬，才能够更多地获得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精神弘扬。他们之所以提出“国学”概念，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保存、挖掘，以弘扬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义精神。所以说，“国学”并不仅仅是一个与知识学相关的学科概念，更是一个表达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概念。“国学”的学科、知识表达是“国故”， “国学”的思想、价值表达则是“国粹”。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士大夫提出“国学”概念时，就将“国学”与“国粹”等同起来。如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不仅使用了“国学”之名，还提出“以保国粹为主义”的弘扬民族文化价值的思想。1906年９月章太炎还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提出“国学”概念的章太炎、邓实、黄节等，也同时以“国粹”的价值建构为目标，形成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中的“国粹派”。1905年初，国学保存会成立，他们提出了“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宗旨，并创办了《国粹学报》。邓实在为《国粹学报》所写《发刊辞》中说：“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 “国粹”一词的“国”是国家、国族；“粹”则是精粹、优质。“国粹”之说强调通过挖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实现中华文化中精粹、优质的传统资源、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建构和弘扬。他们张扬“国粹”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摆脱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 弘扬民族主义的自信、自强的精神，即“用国粹激动种性, 增进爱国的热肠”。他们追求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保存和挖掘。所以，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强调，中国人为什么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粹派希望通过对代表“吾国固有之文明”的传统学术等体现“国粹”价值的挖掘、弘扬，达到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国粹派”特别强调从中国传统典籍的国学中寻求“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的想法，在历史上曾经受到知识界其他思想流派的批判。但是，国粹派努力从中国传统国学中寻求中华“一国之民族精神”，其实也得到许多知识界的同情性理解和支持，因为希望确立“一国之民族精神”，则应该是近代中国不同思想流派的普遍精神追求。就是那些推动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国族认同、民族精神的追求上，也是希望确立“一国之民族精神”的。

如民国时期民主主义者杨昌济，虽然也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但是又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体性文化意识。杨昌济在1914年10月曾发表《劝学篇》，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理念。杨昌济对于晚清中国的师夷长技、变法维新、建立共和政治军均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引进西方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经途径。但是，他又强调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必须以本国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为主体。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4]杨昌济认为中国近代化过程太关注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故而呼吁挖掘中华文明的传统资源。他相信中国近代化应该以中华文化精神为主体，而这一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就存在于国学典籍中。他说：“且夫学问非必悉求之于他国也。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5]他肯定中华文化有着“万年采掘无尽时”的恒常价值与普遍意义，他希望“以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传统学术，以激活中华文化恒常价值与普遍意义。

一百多年来，从“国学”概念的提出，到今天的“国学热”，国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兴盛和发展，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首先是思想史而不是学术史。所以说，“国学”的提出首先并不是一种学术现象，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国学”概念从出现到今天成为一个热词，恰恰体现了一百多年来，在世界进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全球化时代以来，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价值历经了兴衰起落的巨大历史演变。

所以说，“国学”看起来是一个学术、学科概念，但是，“国学”学科的提出、变革的背后，是为了实现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国学”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来考察。我们认为，国学在当代的复兴，应该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来看待，因为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开始形成了一种文明的自觉意识，而国学的兴起，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自觉。

国学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源泉，不仅仅国学中具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同时还包括传统国学的现代价值和普世意义，能够为当代世界、未来人类文明建构提供精神资源。现代化导致社会的急剧变革，个人命运往往变化无常，但是，现代人有关驾驭命运的精神动力、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而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帮助，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特别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正在面临着种种社会失序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总之，国学传统中的仁爱、中和、大同等价值追求，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人强调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适性，而中国传统国学中表达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同样具有普适性，能够丰富、完善人类文明，我们相信，21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一种多元互补的文明。

三、知识与价值统一的国学

“国学”提出一百多年了，尽管国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仍然在争议与讨论之中，但是诸多大学纷纷建立国学的研究教学机构，推动国学教育的试点，有关国学的著作、教材也出来了许多种。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

要完成国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在当代中国知识界形成一系列共识。如上所述，这些共识中这两点最为重要：其一，从学科的知识形式来说，国学是中国古典学；其二，从学科的知识内容来说，国学是民族精神之学。由于“国学”既要体现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又要追求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这样，国学学科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应该实现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统一。

在当代学科分类中，体现为知识和价值统一的学科是人文学科。近代以来，知识界、教育界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很深，认为一门学科必须是“科学”的，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学界有人认为国学、儒学只是一种价值诉求而不具有“科学”性，故而不能够成为独立学科，就是受了这一种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其实，当代人类的文化知识可以分成基本的两大类。英国著名学者斯诺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一书中，将一切文化知识分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确实存在很大区别。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以获取关于对象的本质性、必然性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客观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探寻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的价值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应该如何的问题。因此，如果说科学知识是一种求真的真理性知识的话，而人文知识则是一种追求善、美、圣的价值性知识。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科学知识源于人的工具理性，而人文知识源于人的价值理性。

中国传统国学应该是以价值理性为主体的人文知识。尽管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一些科学知识，但我们今天谈的国学学科应该是人文学科。因为人类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总是在不断深化，过去的科学知识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在不断改变。但是，人文学科的价值则总是非常稳定，那些基本的人文价值往往具有恒常性。中国传统学术本来也是以价值理性为擅长，那些深刻表达中国人文价值的文化经典往往具有恒常性意义。国学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问题的思考，对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的倡导，在当代世界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作为具有恒常价值和意义的国学经典，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提供重要的价值资源。

国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具有人文学科的一般特点。但是，国学与其他文史哲的人文学科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将中国传统国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由于国学除了具有人文学科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一般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特点：

其一，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性。我们强调国学应该是一门独立门类的人文学科，应该不同于现代中国大学所设文、史、哲的任何一个门类的人文学科，因为这些文、史、哲的学科分科、知识体系、学科范式、研究方法源于西方分门别类的知识传统。这些文、史、哲的学科均不可能研究一个整体文明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特别是不能够将这一种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统一起来作统一性研究。而我们希望建立的中国古典学，则应该是一个将中国传统学术作整体性研究的学科，是一种包括中华文化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整体性研究。

其二，中国传统学术的延续性。西方的人文学科是在继承、发展他们的学术传统而繁荣起来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新人文主义都是在继承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中实现创新的。西方现代大学及其体制首先是源于其传统的人文知识，他们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古典学等均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学术基础之上形成的。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乃至新式的大学体制，都是在否定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人文学科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知识传统和价值传统。所以，当代中国知识界希望通过复兴国学、儒学并推动相关学科建设，既是为了延续中国学术的知识传统，同时也是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

其三，中国传统学术的民族性。人文学科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人文价值、人文经典具有民族性特点。如果说科学知识强调客观性、普遍性的话，那么，人文知识则总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表达价值理性的人文经典，不像表达工具理性的科学知识那样，完全以一种以普遍的人类性为知识形态特征，而人文知识则是以地域性、民族性为基础。人类人文价值理性本来就源于各不同地域文明传统的特殊性，不同文明的圣哲依据自己文明条件而提出了各自文化特点的价值体系、文化信仰。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较注意探讨普遍规则不同，而人文学科则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紧密相关，它提醒人们注意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以及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补。所以，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西方民族、文明传统的特殊性，并且在各民族文明传统中寻求普遍性价值。而中国大学建立的中国古典学，应该是以整体的中华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特殊的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并且在这一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普遍性价值。

其四，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将中国传统国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与人文学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相关，即人文价值、人文经典具有主体性的特点相关。人文学科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的价值问题，总是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本身有关，与一个文明体系的民族主体有关。“国学”以“国”名“学”，就是强调这一学科的民族主体性、文明主体性意义。国学的兴起，本来就鲜明地表达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要求，故而国学学科的建立，就具有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特点，表达出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

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多元互补格局的形成，国学的学科建设会显得日益重要。而且，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表明，缺乏对自身知识传统和价值传统的继承，人文学科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由于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所以，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 AZD032）。

[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

[3] 《国学即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0日“国学版”。

[4] 《劝学篇》，《杨昌济集》第一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5] 《劝学篇》，《杨昌济集》第一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