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清代塾师论蒙师

栏目:少儿读经
发布时间:2017-09-24 20: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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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清代塾师论蒙师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五日甲寅

         耶稣2017年9月24日


私塾起步阶段,蒙师师资匮乏。王财贵“阿猫阿狗都能当读经老师”之说有其现实意义。但此说忽略了蒙师的重要,若止步于此,会严重影响私塾品质的提升,流弊很大。证之古代塾教,自知此说之局限。

 

清代槐轩先生刘沅的四大弟子之一刘恒典所著的《村学究语》,为槐轩学派教育学专著,其中讲到作为私塾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标准,应该如何教育学生等。其自序中强调了蒙师的重要性。刘恒典说:

 

“顾训蒙之事,人皆以为寻常。而孔子于蒙卦郑重言之,直“以蒙养正为圣功”。蒙师之所系,岂浅鲜哉?无如世之送子弟者,皆为利禄起见;世之为蒙师者,只以诵读为功。夫利禄岂可轻,诵读岂可少?而不从根本培植,就使才华淹雅,幸入仕途,害人愈多,造罪愈大;至于学而不成,浅则终成蠢物,甚则流为匪人。

 

世风之日降,未必不由蒙师之养正无术,有以致之也。我朝崇儒重士,隆学校以育天下之英才,又于民间偏设乡学,以教贫贱家之子弟,法良意美,前古所未有也。其余家自为学,相沿成习,故凡读书识字者,皆可开馆授徒,皆得以师自任。而师之名于是滥,师之品于是淆矣。

 

夫人无论贤愚贵贱,未有不望子弟之成,而忧子弟之败者,岂知子弟成败之根苗,即伏于蒙馆。蒙师得其人,则子弟有上达之基;蒙师非其人,则子弟受终身之害。而世顾以蒙师为无足轻重也,不亦谬乎!”

 

“世之为蒙师者,只以诵读为功。”此言切中“老大纯”读经法之病。“故凡读书识字者,皆可开馆授徒,皆得以师自任,而师之名于是滥,师之品于是淆矣。”此言则直击“阿猫阿狗”论之错误。

 

刘恒典在《村学究语》书中对塾师提出了师宜自审、师宜自重、耐烦为主、发蒙便讲、宜讲因果、宜讲世谊、宜具远识、讲授勿私、书宜熟读、宜审强弱、宜辨良莠、大宜防闲、小宜护惜、不可离馆、不可执迷、检点言语、敬重书籍、顶敬圣人等十八条要求。

 

“发蒙便讲”一章是关于教学方法的,于现代私塾不乏启发和指导意义,全文照录如下。刘恒典说:

 

“童子认得之字,宜择其浅显者为之讲解。如父是爹、母是妈,兄是哥哥、弟是弟弟之类。将俗语证解,童子便听得来。聪明者便明白得早、发达得早,愚鲁者亦可渐渐醒悟。古人所谓神童,如王子安、李邺侯之类。固是天生奇才,亦由遇着贤明之师自小栽培,所以髫龄显达。假如生在村野之中,遇着庸陋之师,屈抑之、埋没之,就使发达不能如是之早。芝草无根,醴泉无源,民间不少聪明子弟,而为塾师所误者十有八九。

 

尝见塾师之执拗者,必要四书读完,读到经书方可开讲,甚有必要五经读齐方可开讲者,此等塾师害人子弟,其罪不可胜言。惟于发蒙之时,便与他讲,讲得一个字即明白一个字,讲得十个字即明白十个字。常常为之讲解,日久自然醒悟,读书非必定要成名,总要成个好人。圣人教人学,就是教人学做好人。始基培得端正,后来便有发达。孩子在家中,培养之责在其父;孩子在馆中,培养之责在其师。然父之明书理者常少,而不明书理者常多,所以孩子即到学堂,则塾师之责比父尤重。

 

尝见塾师讲书,多半按着高头讲章板板读过,即有善讲者,亦只就书讲书,全不将书中义理贴在人伦事物上讲。程夫子云:“圣贤言语,须句句拉上身来。”如此为孩子讲,孩子听之,便容易明白。至于言动举止,教他规矩,教他礼仪。从则奖之,不从则戒之。爱之之心果真,则教之之法自出。所谓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然而圣贤道理,必先自家体贴,方能教人,是又在为师者之平心自审也。

 

宋苏子瞻云:“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八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乡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愚谓东坡之问,固非凡童可及,而乡先生奇其言,尽以告之。又于十一人之中,提出韩范四人,指为人杰,以歆动其心,则平时之循循善诱,可以例推矣。故凡人之为童子师者,不但与之讲古人,即当代之贤人君子,亦必讲与之听,使伊心中知其尊贵,并与之言贤人君子人人可学,而至稍有聪明者,未有不勃然兴起也。

 

《师道辑要》云:村馆之中,资质卑下者多,安能个个都读到能文章、取科第,故或有二三年便辍读者,或有七八年便辍读者。倘不因材施教,而使之实受其益,则虽读过四书,读过五经,彼焉知四书读来何用,五经读来何用?及至长大为人,言乖行僻,依然任其血气之私,利诱情牵,依然移于污浊之俗。其天真稍固者,或可侥幸保家;其性根浅薄者,且至丧德殒命。是二三年之读,七八年之读,皆为无益之读矣。

 

为蒙师者,宜将读过之书,择其浅近者及时与之讲解,以开其智慧,但徒空解,犹未能即明其理,而亦无益身心,惟将所讲之书,证以日用常行之事,庶能领会记忆。如弟子一章,先就本义讲解,再将如何方为孝悌、如何方为谨信、如何方为爱众亲仁、力行学文,详切指示,再将如何便为不孝悌、如何便为不谨信、如何便为不爱众亲仁、不力行学文,反复警戒,嗣后遇其行事,有合于孝悌等项者,则指其合于某书某句,而对众称之;遇其行事有背于孝第等项者,则指其背于某书某句,而对众责之。如此训导,庶讲一章之益,知行并进,作圣之功,实基于此。”

 

刘恒典认为,私塾固然要重视诵读,但不能只以诵读为功。塾师还要认真讲解字义和理义,并结合现实,贴近人事,“将书中义理贴在人伦事物上讲”,“将所讲之书,证以日用常行之事”,极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之能事。噫!古时之塾师,今时之教授未必能胜任也。

 

余东海

201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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