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苍龙】写在世界儒学大会之“少儿读经论坛”之前
写在世界儒学大会之“少儿读经论坛”之前
作者：王苍龙（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一庚戌
耶稣2017年9月20日
承蒙柯小刚教授的邀请，有幸在曲阜参加两年一度的世界儒学大会，更为具体地说，是参加其中的一个专题论坛，主办方冠之名曰“少儿读经利弊得失检讨”。昨天，参与此次论坛的发言人以及发言题目被公布出来。看到这个名单后，我很快在朋友圈里写下这么一句话，以表达我最直接的感受：“这次读经教育专题讨论的参与者的构成和安排，颇有深意，甚为有趣。”
之所以说“颇有深意”，是因为这次论坛的受邀者大都参与了去年春夏之际那场有关“老实大量纯读经”的网络争议。在那场争议中，一方为“老实大量纯读经理论”（后文简称“读经理论”）的创造者与追随者（谓之“正方”），一方为由学者和读经家长组成的对该理论的批评者（谓之“反方”）。据说那场争议发生后，《 》有意促成正反两方的“意见领袖”进行一次直接对话，但后来不了了之。此次论坛，借“世界儒学大会”之盛名，在姚中秋教授的倡议下，终于成行。宽泛而言，此次论坛可以算作去年那场轩然大波的延续罢。
然而，这又是非常”有趣“的。既然这次论坛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去年争论的延续，而那场争论已经展现出论辩双方的意见与立场之不可调和性，那么，似乎不难想象此次论坛可能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收场。根据笔者的妄测（尽管笔者并不希望它真的发生），可能仍然只是自说自话——
“正方”仍会继续宣称自己的读经理论“最高明”，具有“笼罩性和全幅性”，并且继续强化读经理论与读经实践之间的区分和边界，声称读经实践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学堂未能准确把握读经理论之精妙；
“反方”则会继续摆陈读经实践中的负面实例（根据笔者的调研，类似的例子确实存在），质疑正方在读经宣导、学堂开设、教学实践、师资配备、公益募捐等方面的资质乃至诚信，批评“纯读经”是一种“野蛮读经”乃至“毒经”，敦促正方对读经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承担责任。
总之，正方会继续在理论的高深与精妙中自圆其说；反方则继续为孩子们在读经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阳明先生曰“知行合一”，这一理念后来被抽象化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今，在读经教育的争论中，“理论”与“实践”之张力与分离如此显著，想来不免令人唏嘘扼腕！
尽管这次读经论坛的安排看上去“颇有深意”（延续去年的争议）也似乎很“有趣”（明知论辩双方立场的不可调和性而仍然为之），却隐含着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性在我看来倒不是对于双方达成某种“共识”或“和解”的悲观（事实上，“共识”是不可能达成的，即使能，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没有多大意义），而是一种社会异质性的强化、文化排斥的增强和教育边界的固化。尤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危险性就更令人担忧：儒家古典教育之当代复兴刚刚开始，它的影响力和涉及范围远未如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争议和张力那么大。因此，如果任由这种“自说自话”和“求同存异”继续下去，受损或受益的不是正方或反方中的某一方，而是“儒家古典教育”复兴这个整体。没有零和博弈，只有一损俱损。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现在被经常争论和批评的所谓“读经教育”（目前已经演化为“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教育）只是诸多儒家古典教育或国学教育类型中的一种。“儒家（古典）教育”或“国学教育”的涵盖范围远比“读经教育”宽泛得多。（今天在火车上跟爸爸打电话，他说与“读经教育”相比，他更倾向于接受“国学教育”或“儒家教育”这样的称谓，前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宗教，后者则具有一种“政治正确”，因为国家在提倡。这让我意识到称谓的重要性，因为它涉及到“正名”这样的大问题。）在当代中国民间的教育场域里，存在着形态各异却分享着诸多共同性的儒家教育实践。然而，当这场不可调和的争议呈现在公众面前时，如何避免人们不把“读经教育”混同为“儒家教育”，进而把前者连同后者都贴上“有问题的”标签而敬而远之呢？因此，这场争论，没有也不应该有“赢家”或“输家”，因为摆在正反两方面前的是一个共同的、核心的、棘手的问题：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读经活动中来？如何让更多的人认同儒家教育？如何让更多的孩子读经？
不论怎样，此次论坛能够成真，想必组织者下了一番苦心，相信应邀参会者也都是带着平等商讨的初衷。此次读经论坛不同于以往：它不是读经宣导会，不是为了鼓动人们把孩子送到读经学堂。它试图跳出“读经教育”的内部而站在它的边界上，以一种既抽离又嵌入的方式对读经教育进行反思。这个反思，有的人会以批评既有的实践和问题为出发点，有的人会从宣传多年的理论和哲学建瓴。但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个论坛之后，大家至少都能明白一件事情：自己所宣称或相信的那个并不是世间唯一的，甚至都不是世间唯一“正确”的；大家能够意识到一个作为批评者的平等他者的存在，以他者为镜，期待重塑一个新的自己，而这个“自己”不仅关乎个体，也关乎民族。
补记：
读经教育发展到现在，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却已经迫在眉睫。所谓“旧的问题”便是众多私塾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读经私塾。所谓“新的问题”便是，在儒家教育内部出现的纷争反讽性地动摇了读经教育自身的合理性。在可预期的未来，这两个问题将会继续纠缠在一起，共同主导着未来读经教育的发展。
最近这两年，儒家古典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便是内部边界性的增强。似乎一夜之间迸发出不同类型的儒家教育，这些类型之间各自宣称自己的“儒家性”或“中国性”，方式却是消解对方的“儒家性”或“中国性”。这一文化排斥的增强一方面反映出儒家古典教育内部正在趋向复杂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达成共识的不可能性。因此，一个吊诡的事情是，儒家教育发展到今天，却亟需培植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容忍的自由主义土壤，尽管儒家本身便是向往于自由之境的。
不过，除了包容和容忍似乎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切实的行动，这行动不仅来自于民间社会，还来自于政府部门。此次论坛可算作一次民间自发的反思行动，但这还不够。在未来，政府的监管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必要。相关的立法需要跟进，当地教育部门也要作为起来。政府的监管将会面临一种社会治理的思维创新，需要在下面两方面寻求平衡：一方面，如何为一种不同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的教育形式创造一个可供操作的、合法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如何通过监督和管理切实保障在这些读经私塾和学校里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的合法权益。这将是考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难题。
明天我的发言题目为 Individuality, Hierarchy, and Dilemma: the Making of ConfucianCultural Citizenship i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Classical School（个体性、等级性与困境：当代读经教育如何塑造儒家文化公民？）。这是一篇去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下面是这篇论文的链接：
责任编辑：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