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蒋庆（阳明精舍山长）

　　主持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龙宗智教授

　　时 间：2004年10月18日晚上19：30—23：00

　　地 点：西南政法大学沙坪校区岭南厅

　　主　办：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

　　承　办：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教研室、法理学教研室

　　嘉　宾：

　　四川金开律师事务所　　　任志宇主任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付子堂教授

　　《现代法学》主编　　　　孙长永教授

　　行政法学院院长　　　　　郑传坤教授

　　行政法学院副院长　　　　王学辉教授

　　行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文正邦教授

　　行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陈金全教授

　　经贸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张　怡教授

　　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左开大教授

　　科研处处长　　　　　　　但彦铮副教授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非常高兴能主持我校78级校友蒋庆先生的演讲，蒋庆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大儒，在儒学方面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盘山文存──儒学与现代》等著作，并独力与合作翻译了《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多部西方学术名著，还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十二册）。关于蒋庆先生的详细介绍请登陆其网站。现在欢迎蒋庆先生演讲。

蒋庆（以下简称蒋）：大家好，今天能回到母校同在座的各位学校领导、老师、同学和师弟师妹们共聚一堂，心里非常高兴。今天我被邀请参加“金开名家讲坛”并作首场演讲，心里有些不安，毕竟近一二十年来我的研究领域已经离开了法学，对法律已经比较生疏了。但是，我们大学的法学研究应当扩充自己的人文视野，研究法律离不开历史、理论等基础人文学科的支持，只有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法律。其实，法律在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西方近代以来学术分科出现后才独立出来，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法学家、法律思想家、大法官、大律师都不只精通具体的法律技术，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文化、宗教等人文素养。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自己虽然离开了法学，也还是可以在这里作一个开拓人文视野的学术演讲。下面，我就开始演讲，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首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演讲的题目。什么是中国文化？按道理，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讲中国文化是不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概念进行专门解释的，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已经面临衰亡的境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了，这才需要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许多学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家文化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所谓重新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书》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总之，儒家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上面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们简单提一下。一、在精神方面：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我国历史上称“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其核心内容讲的是“天道性理”，用今天的话来说讲的是超越神圣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除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伦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现为超越神圣的“天道”、“天德”、“天理”。二、在形式方面：中国文化表现为以礼乐刑政为特征的大一统政教礼法制度，即古人所说的“圣人之制”、“王制”。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精神方面就是“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在形式方面就是“王道政治”。以上中国文化特质的两个方面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最独特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有价值最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地方，违背了这两个方面，即违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与礼乐形式，就背离了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变质。

下面再简单讲一下文化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包括文化的疲惫、文化的歧出和文化的变质三个方面。文化的疲惫是指一种文化丧失了生命活力，徒有形式而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文化的歧出是指某一文化偏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偏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向另外的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的方向演变发展。文化的变质是指某一文化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在其它文化的影响下变质异化而成为与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不相干的另外的文化，用中国古代儒家的话说就是“以夷变夏”，用现在西方流行的话说就是“文化殖民”。文化危机的一般规律是先文化疲惫，然后是文化歧出，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即出现文化变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文化歧出，但还未出现过文化变质。也就是说，文化解决的是人的生命信仰、社会道德以及制度建构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衰老而丧失了活力，解决不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出现了文化疲惫；如果这一文化疲惫状态继续下去就会使该文化丧失回应非正统文化与异文化挑战的能力，从而走偏方向，进入歧途；如果不对进入歧途的文化进行矫正与救治，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会丧失“自性”，发生文化的变异，即变成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那么，怎样解决这种文化危机呢？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要唤醒一个国家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意识与文化觉悟，努力给已经衰老疲惫的文化输入新鲜血液，使之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然后通过知识分子的群体努力把已经误入歧途的文化拉回正轨，克服文化的歧出与变质，使歧出的文化又重新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正轨，恢复本民族文化的自性特质。这就意味着，把本民族文化从文化殖民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使本民族的文化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使变质的文化“复性”（恢复自性）、“复位”（恢复正位）、“还质”（回归文化的精神特质），从而使本民族的文化又重新成为具有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正统文化。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文化危机及其解决之道。中国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四次危机，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是在春秋时代出现，到汉武帝时代结束，历时五百余年，解决方式是董仲舒建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解决了这次文化危机。我们知道，周代开国之初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有效地统治了中国，但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已经疲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周文疲惫”状况，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最严重的是周王朝的公权失落，导致了礼崩乐坏及诸侯混战的局面，社会失去了统一合法的秩序。到了秦代，虽然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治国方略上却采纳了法家学说，具体落实到政策上就是焚书（儒家经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用残暴的严刑峻法治国，结果导致二世而亡，亨国才十多年。由于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背离了中国三代以来以圣王仁义之道治国的文化传统，用今天的话说是奉行极端的专制集权主义，所以法家在此前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三代圣王传统中）没有根，史称法家的治国之道背离了“周孔之教”，即背离了中国的文化正统，而陷入了中国文化的歧出。到了汉初，采用黄老之术治国，虽然与民休息在一定时期内有恢复社会生机的正面效果，但由于道家主张无为，主张无为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就是政治上不改革，因循以前政治上的弊病，即史书所称的“汉承秦弊”。所谓“汉承秦弊”就是汉代沿用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严刑峻罚等违背中国正统文化的做法来治国，这种做法不符合历代圣王以仁义之道治国的儒教传统，所以以非正统的黄老之术（道家）治国不仅本身就违背了中国文化的正统，黄老之术主张的无为而治在客观上不改革也导致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弊”，这也违背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所以，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歧出。虽然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贾谊，但是由于当时时机尚未成熟，黄老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没有办法进行政治改革，“秦弊”仍然存在。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汉承秦弊”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汉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导致汉政权在统治合法性上遇到了三重危机，一是天道的危机，一是历史文化的危机，一是民心的危机。所以董仲舒应时而出，以《春秋》“天人之学”中的“王道政治”作为汉代国家的立国之本，采用“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建立了汉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复古就是恢复尧舜周孔等古圣人之道来治理国家，更化就是革除暴秦遗留的法家弊病而改变国家的根本文化政策），把中国歧出了几百年的文化重新拉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正轨上来，解决了中国第一次文化歧出的危机。可以说，汉代建立在董仲舒“天人之学”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足以同古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庞大帝国制度相媲美。

二、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汉朝末年至唐代初期，大约四百年，直至文中子建立“河汾之学”解决了这次危机。我们知道，东汉末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混乱，而最重要的混乱则是文化的混乱，进而变为文化的歧出。首先，文化的歧出表现为曹操为篡夺汉政权但碍于儒家的纲常名教与忠孝大义，故排斥儒家治国思想而重新采用法家思想，即主张治理国家不强调道德名分与君臣大义，只看能力军功而不看人品德行，大量起用鸡鸣狗盗之徒来治理国家。其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普遍流行，不光一般老百姓信佛，连政府官员与皇帝也信佛，梁武帝三次舍身入寺出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梁武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不去考虑如何造福百姓、如何建设好中国文化、如何管理好国家，而是侫佛，只关心自己的生死果报问题，把统治者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抛弃了，这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在中国古代，朝廷是风教所出的中心，所谓风教就是人伦风俗与道德教化，朝廷是影响全国民众道德风俗至深至巨的地方，但在当时，皇帝、大臣、官员在朝廷上不讲儒家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圣人文化，而讲道家佛家等出世的非正统文化和异文化，并且还把寺庙修到了宫中，这成何体统！这不是文化歧出又是什么？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所谓玄学，即“三玄”：老学、庄学、易学。当时有些学者如竹林七贤看到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在政治上不合作，借诗酒玄理进行消极反抗，追求个人的解脱和逍遥，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加剧了文化的歧出，因为“三玄”正是产生于非正统的道家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歧出的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儒，姓王名通，历史上称文中子，隋朝末年人，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文中子见通过自己从政出任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遂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文中子通过讲学活动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辅佐唐太宗打天下，史称“迭为将相”，成为建立唐朝的功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学生在唐初时将其思想运用到治理国家上，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唐初时专门对国家的立国思想进行了大讨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学生主张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则认为唐承乱世而来，乱世用重典，必须用严刑峻罚治理国家。唐太宗最后采取了文中子学生们主张的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的文化政策，颁发《五经正义》，崇尚儒学，以儒家经典取士，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拉回了东汉末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岐出，解决了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有人认为唐代是佛教的天下，我则认为唐代在治理国家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是儒教的天下。因为佛教文化解决的只是人的个体生命生死无明的信仰问题，不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儒家文化除能解决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外，还能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所以唐代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主导性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三、中国文化的第三次文化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宋代。佛教进入中国后，从东汉末、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中国文化一直处在危机之中。唐代虽在社会政治层面以儒教立国，但在生命层次上最有影响的还是佛教。我们知道，在传统上，中国人的生命信仰与存在价值原本是在儒家孔孟之道的义理系统与儒教民间社会的礼乐教化中来解决的，但是，佛教的普遍流行以及对佛教的普遍信仰改变了这一状况。虽然佛教在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建构方面无力与儒教竞争，但是在生命信仰和存在价值层次上却具有很大的资源，足以对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造成巨大威胁。在唐代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韩愈所写的《原道》就指出中国儒家文化不能被印度佛教文化所取代，必须以建立在尧舜孔孟之道上的古圣人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文化。但是，由于韩愈是一个文学家而非思想家，他虽然能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能从理论的深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他没有建立起一套博大精深的学术系统来回应佛教的挑战与威胁。到了宋代以后，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当时儒家代表人物程颐看到佛教寺庙庄严有序，竟然感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后来宋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感觉到了佛教对中国人生命信仰挑战的严重性，开始自觉地从学术思想文化的层次努力来回应佛教的挑战，经过诸如“濂洛关闽”等几代大儒的努力，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某些合理成分，最后由朱子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宋代理学的建立，意味着最终解决了中国文化在生命层次向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歧出，克服了第三次中国文化危机，把歧出到佛教的中国文化又拉回到中国文化的正轨上来。在这之后，理学影响了中国七八百年，直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才式微。所以，陈寅恪对宋儒极为推崇，认为中国今后文化发展的路应是宋儒开创的路，即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重建中国新文化的路。

从以上中国文化的三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来看，每次危机的解决都是一次大的文化综合，即每次危机的解决都吸取了某些其它文化优秀合理的成分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活力的学说或文化。如董仲舒吸取了以前法家、道家、墨家、阴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自己的“天人之学”，宋儒吸取佛、道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理学。所以汉学宋学都是新儒学，今后中国儒学以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应作如是观。

四、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是从晚清到现在存在的一次文化危机，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已逾160年，至今解决不成功，危机仍在持续之中。这次文化危机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冲击，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这一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生命层面上，基督教进入中国虽然最早在唐代，然后在明代，但影响不大，只是近代以来“圣经跟着军舰走”，中国人的生命信仰才受到基督教的巨大冲击，歧出到基督教信仰上。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中国目前已有近一亿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尽管在现代社会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不可能变为基督教国家，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不可能变为基督教文明，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全体改宗基督教变为一个基督教民族，中国文化更不可能被基督教取代变为基督教文化。然而，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都通过儒家文化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除宗教信仰外，中国文化的危机还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在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各种外来思潮，如个人自由、启蒙思想、平等思潮、理性主义、权利观念、革命理论等，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进行挑战，使中国儒家文化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危机。此外，中国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也出现了危机，中国出现了古代所没有的建立主权观念上的民族国家与议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革命动员理论上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法治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跨国公司上的市场制度，出现了建立在国力优先上的财政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上的常备兵役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资本无限追求利润上的公司企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服从国家竞争目的上的教育制度，等等。然而，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大一统的礼乐刑政制度，治理社会靠的是不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在社会层面建立的是情理合一的礼法制度，中国古代也有市场也做生意但没有跨越国际的市场制度，中国古代的财政税收制度不以追求国力为优先考虑而是满足国家实际治理的需要，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常备兵役制的无兵的国家，中国古代有商号有店铺但没有资本法则驱使下的无限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制度，中国古代的教育培养的是“君子”，是有道德有美感有存在意义的人，然后才是治理国家的人，而现在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为了服从国家竞争富强的目的。这样，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现在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回应。最后，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社会化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使命在于救亡，亡是亡国亡种亡教，这对中国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因为中国文化就是教，具体表现为王道政治，王道政治要求国家之间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而近代以来国际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的却是霸道政治，完全是“丛林规则”，以力服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中国晚清以来的第四次文化危机有着不同于先前危机的性质，第一次危机是我们中国文化内部出了问题，宋儒面临的佛教挑战只涉及人的生命信仰领域而不涉及社会政治与国家制度领域，历史上北方民族侵挠中国以至入主中原只是个别现象，不是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瓜分中国。因此，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晚清以来的这次危机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应该比这还严重，是中国六千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出现了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危机，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呢？首先是形成了洋务派，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追求武力侵略，是不讲道德的文化，而我们中国文化追求以德服人，是讲道德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是“圣贤文化”，是“君子文化”，但是，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野蛮入侵，中国处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中国文化的性格又不同印度教和基督教非暴力和平主义“以德报怨”的传统，追求的是“以直报怨”的传统，即追求一个世间基本的公正，所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是要坚决反抗的，不接受托尔斯泰劝中国人不要反抗的和平主义思想。但是，怎样反抗呢？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认为中国文化在道德上高于西方，这个道德就是中国文化的“体”，所以在“体”上中国不学西方，只学西方的“用”──所谓坚船利炮的长技──来反抗西方。而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心里面是不愿学西方的，因为西方是强盗是小人，君子学强盗学小人在心灵上要承受很大的委曲和压力，但要救亡图存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勉强学习西方的“用”，即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等先进技术。正如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之所以去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是因为我们要反抗他们的侵略以获得基本的公正。但是，正如严复所说，洋务派的中国文化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体”和“用”是不可分开的，严复说“牛体不能马用”，“中体西用”实际是“牛体马用”的文化解决方案。张之洞在“中体西用” 的文化解决方案中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基本义理价值解构了，即把理和势、公德和私法、国家和个人分开了。张之洞为了回应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列强的入侵，认为个人可以做君子国家不能做君子，个人可以道德国家不能道德，这虽然是出于救亡的考虑，但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用不二”的义理架构中是讲不通的，这一文化解决方案破坏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为今后中国文化的全面崩溃打开了一个人们不易看见的蚁穴。当时只有辜鸿铭独具慧眼，批评张之洞离开了清流的阵营退入了洋务。由于洋务派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时使“用”与“体”分离，“用”得不到“体”──中国文化的根本义理价值──的指导与规范，致使中国一百年来的现代化成了“无体”的现代化，或者说没有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现代化，所以洋务派解决百年来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不成功。

解决清末文化危机的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借用孔子为象征符号，打着孔子的旗号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西方民主制的一种，他们说“孔子改制”只是出于利用孔子的象征符号减轻政治改革的压力，实际上照他们的想法孔子改成的是“西制”。因此，当时有人批评戊戌变法是“以夷变夏”，康有为的维新是“貌孔心夷”。而辜鸿铭则称戊戌变法是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维新派是 “中国的雅各宾派”。由于维新派借孔子的象征符号改立西制，在中国文化的解决方案中没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而是沿着中国文化歧出的道路来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问题，所以维新派的解决方案也不成功，反而加剧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接下来声势浩大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盛行中国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是张謇、梁启超和晚年的张之洞，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立宪政治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他们在康有为的基础上又后退了一步，康有为还要借孔子的象征符号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连孔子的象征符号都不要了，直接追求西方的立宪政治。但他们仍然是沿用文化歧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不成功。之后影响中国最深最巨的便是革命派，其中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派之分。三民主义中虽有民族主义，但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中国文化只具有团结民众共御外侮的功能，即“用”，而不再是中国政治的价值基础与发展方向，即不再是“体”，因为在三民主义中“体”已经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民权了，这样中国文化从张之洞所尊崇的“体”下降为孙中山的“用”了。至于新民主主义则是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传统，发展到文革便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而“体”也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了，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了，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革命派仍然是继承了中国近百年来以文化岐出的方式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传统，这一解决方案非但不成功，反而加剧了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

上述四派可以归结为现代化派，这派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另外还有清流派，主要是以晚清以来倭仁、辜鸿铭、陈寅恪等学者为代表的流派，其基本思想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主张在不改变中国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即主张在坚持儒家文化理想（尧舜孔孟之道）不动摇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以解决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所以清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文化本位派。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不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中国就算效法西方实现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最终还是“以夷变夏”，用今天的话说，中国最终会变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可惜清流派人数太少，影响不大，仅限于学者范围，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但是，清流派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不动摇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思想，开启了一条克服以西方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道路，即开启了一条超越“文化歧出解决方案”回到本民族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道路。这一道路是寻回中国文化自我的道路，是确立中国文化身份的道路，是坚持中国文化精神的道路，是追求中国文化理想的道路，亦即是中国古人所谓“以夏变夷”的道路。虽然这一道路在近代中国充满着荆棘险阻，少为人知，但却为现在的中国指明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正确方向。

进入民国后，中国知识分子中又形成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社会主义派和新儒家。自由主义西化派主要以胡适等人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欧美化）；社会主义派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主张走苏联的路（俄化）；新儒家则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主观上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但在具体的文化解决方案上，特别是牟宗三先生一系，其解决之道仍然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牟先生“良知坎陷说”具体落实下来的“儒学开出民主新外王”学说中。虽然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三派互相批评攻击，但在文化方向上则是一致的，即三派都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只不过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民主的成分需要从西方全盘输入，社会主义派则认为西方民主有不同的类型中国应选择社会主义民主不应选择资本主义民主，而新儒家则认为民主可以从中国儒家文化中开出。因此，这三派都仍然是沿着晚清以来“文化歧出”的道路解决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问题，这三派都可归为现代化派。然而，以“文化歧出”的方式解决“文化歧出”不仅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文化歧出”，最后导致“文化危机”。因此，中国“五四”以后形成的这三个现代化派不仅不能解决中国晚清以来出现的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反而加重了这一文化的歧出与危机。

我们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流派一派比一派反传统更激烈更彻底。洋务派时中国文化还是实质性的“体”，只是把“用”分开；维新派时中国文化已成了改行西制的象征符号，立宪派时改行西制的中国文化象征符号则完全不要了，改制直接诉诸西方文化的象征符号；到了革命派时中国文化降成了“用”而不再是“体”，“体”已经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了。此外，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固然是公开以西方文化为“体”，而新儒家则是把西方文化暗换为中国文化的“体”。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发展到今天，不仅“用”是西方的，“体”也是西方的了。中国文化的“体”已经不存在了，当初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到今天已经变成“西体西用”了！

综上所述，中国晚清以来在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时知识分子分成了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现代化派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声势浩大的主流，清流派则是微弱细小的潜流。现代化派从“中体西用”、“保国保种保教”的救亡诉求开始，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的“西用”发展了，中国会造原子彈了，中国造的卫星上天了，中国的国保了种保了，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人仍然是黑眼睛黑头发，中国也渐渐学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体”丧失了，中国的“教”（“教”就是中国文化）没保住，中国的“教”亡了，中国成了一个相当西化的无中国文化之“体”的无“教”国家！反观清流派，则对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坚持中国文化为本位学习西方只停留在学理上与口号上，没有见诸行动。现代化派在“西用”上学习西方虽然成功，但却付出了丧失中国文化之“体”与“教”的沉痛代价；清流派虽然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不动摇，但在现实的层面又无实际的成效。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不能达成共识，包括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西化派在内的各个流派都达不成共识，尤其是现代化派与清流派达不成共识，使得中国文化的歧出不能被拉回，这一分裂表明克服中国文化危机之道不成功──或有“西用”之效而亡“中体”，或守“中体”之本而无效用，最后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文化歧出”，即向西方文化歧出。这一歧出的后果可想而知：任这一歧出发展下去，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变质（以夷变夏、文化殖民），最后中国文化不复为中国文化，将变为西方文化。

五、中国文化的现状

中国文化的现状仍然是晚清以来“文化歧出”的继续，中国正在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尽管近百年来西方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未能把中国完全变为西方的殖民地，但中国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却在文化上完全改变了自己。在现在的中国，中国人在生命信仰、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财经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都在急剧的西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以夷变夏”。这种状况我们从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比如，从服饰、饮食、节日、礼仪中都可以感受到：中国人都穿西服夹克，开始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比薩饼，过西方的情人节、鬼节、圣诞节，婚丧嫁聘娶、吉凶军宾嘉等礼仪大都按西礼操办，中国儿童在幼儿园连母语都没有学好就用大量时间学习外语，这些都表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日益西化。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变文化首先从日常生活细节的改变开始，即古人说的“变文化自变衣冠变风俗始”，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在衣冠、风俗等生活细节上改变了自己，现在中国人除了汉语外还有什么是中国的呢？如果这一状况不改变，再过不了多久，恐怕语言也很难说是中国的了！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但从文化上来看，中国所走的路仍然是晚清以来“现代化派”所走的路，即效法西方追求富强发展的路。其动因很大一部分还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仍然是主导国际关系的规则，“落后就要挨打”仍然是潜在地通行世界的“丛林法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岐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

此外，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处在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分裂中。在当今中国，现代化派仍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富强、发展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强音，而道德、公义、理想、传统文化的价值、尧舜孔孟之道仍没有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足够重视，只微弱地存在于学术界和少数知识分子心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清流派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价值与尧舜孔孟道德理想不能矫正中国文化的歧出，中国文化继续按现代化派所走的路发展下去，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变质，必然是中国最终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这是中国文化在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而解决这一危机最大的阻碍则是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分裂，即分裂为现代化派与清流派，这一分裂的严重性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视，中国知识分子仍不能克服这一分裂而达到共识。如果这一分裂不解决，中国文化的歧出就不能解决。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即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回到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比如我从西方法律、西方哲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盛洪先生从西方经济学回到了中国文化，康晓光先生从西方政治社会理论回到了中国文化，但这还不是主流，主流还是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潮。

六、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

那么，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我认为只有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智慧的源泉，具体讲就是从《春秋》这部经典中发掘出“实与文不与”的“时中智慧”来取代受佛教影响的“体用”思维方式。我们从人类思想的历史来看，一直都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我国春秋时代具体表现为王道与霸道的冲突。王道是理想，是最高的精神价值；霸道是现实，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只坚持王道，否定霸道，理想固然高，却不能在现实中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政治秩序，因为霸道虽然“以力服人”，但毕竟比相互杀戮的“无道”好。但如果只承认霸道，否认王道，则社会现实就会缺乏理想的提升与指引，历史中就会缺乏“向上一几”，人类的政治生活就不会有希望。这样，王道与霸道处于冲突之中，而建立在“体用”二元对待上的非此即彼线性思维方式不能解决这一冲突，因为按照“体用”的思维方式，要就坚守王道，反对霸道；要就承认霸道，否定王道；二者不能辨证地综合统一。面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孔子通过《春秋》“实与文不与”的“书法”揭示了“时中智慧”，用这一“时中智慧”来辨证地综合解决王道与霸道的冲突，即解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在孔子看来，王道就是理想主义，霸道就是现实主义，肯定王道并不必然否定霸道，反之，肯定霸道也并不必然否定王道，王道霸道可以在一个统一的“历史观法”中综合起来，这一“历史观法”就是“实与文不与”的“《春秋》书法”所揭示的“时中智慧”。按照这一“《春秋》书法”的“时中智慧”，对霸道“实与之”，即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天下大乱各国攻伐不已生民涂炭）承认霸道比无道好，因霸道还可以有一个建立在强力上的秩序，比国际无政府主义下的相互杀戮好，因而有其时代的某种合理性，故“与之”，即承认之；但对同一霸道事实，因其“以力服人”不“以德服人”，违背了人类的道德理想（《春秋》之“文”所体现的王道理想），故根据《春秋》之“文”的王道理想“不与之”，即不承认之。也就是说，对同一历史事实，从现实的层面肯定其霸道的现实主义价值，同时又从最高的理想上不承认这一霸道的现实主义价值。总而言之，孔子用这种“时中智慧”把本来矛盾冲突之物（王道霸道）统一在一个圆融无碍的“历史观法”中，使其不再矛盾冲突，因而用这种“时中智慧”（公羊家又叫“治世义法”）来具体解决政治现实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一“时中智慧”不是西方理性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待观念，也不是佛教建立在因果逻辑上的“体用观”，而是肯定理想又不否定现实，肯定现实又不否定理想，将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的历史智慧。我们现在可以运用孔子的这个历史智慧，来解决当今中国文化的危机问题。

“实与文不与”现代化派──现代化派追求富国强兵，使中国逐渐学会了“西用”，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保住了中国不亡国，保住了中国人不亡种，有其正面价值，应该充分肯定，所以按照“《春秋》书法”“实与之”，即按照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实肯定之。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支配世界的历史还远未结束，在一定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所以“实与”现代化派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落后挨打”是一种历史的不公正，必须用正义的力量（富强）去对抗不正义的力量才能实现历史中底线的或者说基本的公正。此外，“实与”现代化派不仅因为现代化派使中国强大能够救亡，还因为现代化有某种人性的基础，体面适度的物质需要是人的合理欲求，应得到满足。只要现代化不异化为消费主义、物质至上主义，不破坏人的心灵秩序与自然生态，就应该肯定之（“实与之”）。儒家不是禁欲主义，宋儒言“人欲之中是天理”，“天理”不在“人欲”之外，“人欲”达到了“中”就是“天理”。有人问朱子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朱子答：“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宫六妾，人欲也。”所以，儒家不反对人合理的欲求，儒家在现实生活的层面肯定现代化在人性上的某些正面价值。但是，现代化派在追求富强的过程中逐渐抛弃了中国文化的“体”，打倒了中国文化的“教”（儒家文化），使中国的现代化丧失了传统文化价值的指导，即丧失了尧舜孔孟之道道德理想的指导，迷失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丧失了文化身份，使中国在自我认同上丧失了文化自我，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歧出”，导致中国渐渐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针对这一情况，按照中国文化的王道理想（“文”）不赞同（“不与”）现代化派，即按照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原则与儒家尧舜孔孟之道的道德理想不承认现代化派追求富强有其最高的价值合理性。也就是说，现代化派的基本理路是建立在“以力服人”的霸道基础上和人的基本欲求上，虽有某种底线的社会公正性与低层的人性合理性，但不是建立在人类的道德理想上，所以按照人类的道德理想不承认现代化派所走的路。

“文与实不与”清流派──对清流派而言，正好相反，是“文与实不与”。清流派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与尧舜孔孟之道的理想不动摇，坚持学习西方改革开放不能放弃中国文化的“体”（精神价值），坚持“保教”是“保国”“保种”的最高目的不能为了“保国”“保种”而“亡教”，坚持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必须要有明确的中国文化身份，坚持中国在民族国家的领域要有坚定的中国文化自我认同，坚持人类的道德理想高于低层的人性欲望与底线的社会公正，坚持用“王道”转化“霸道”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而“以夏变夷”，坚持中国文化是中国未来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而不能走“文化歧出”的路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因此，按照《春秋》“不与夷狄主中国”的文化本位原则与尧舜孔孟之道所揭示的人类道德理想（“文”）赞同（“与”）清流派。但是，清流派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与尧舜孔孟之道的价值理想在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得到具体落实，清流派的中国文化本位诉求与儒家的道德理想只停留在口号的层面而未能发为广大的社会政治实践，从而未能矫正现代化派“文化歧出”的中国文化危机解决方案，致使现代化派百年来偏至独大得不到中国文化价值理想的指导制衡而导致中国逐渐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鉴于此，按照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现实不赞同清流派（“实不与”），也即批评清流派，因为清流派对中国一百年来日益严重的“文化歧出”负有实践上的连带责任。

由上可见，在百年来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上，按照“《春秋》书法”的评判，现代化派与清流派各有所得，又各有所失。那么，当今中国文化的解决之道又如何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取现代化派与清流派之所得，舍现代化派与清流派之所失。具体说来，就是在“《春秋》书法”所揭示的“时中智慧”观照下，将现代化派与清流派辨证地统一起来，或者说圆融地结合起来，使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理想的追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有机地存在于心中不再冲突，从而使现实中有理想理想中有现实，即以现实承载理想以理想指引现实，结束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在回应西方挑战上的严重分裂，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和道路上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今后中国仍要走现代化派所走的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霸道世界在短期内不会结束，而中国人过上体面适度的物质生活具有某种人性的正当理由。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列强与西方世俗化逼出来的现代化，只有反抗霸道的底线公正与满足物欲的低层价值，而缺乏远大的道德理想与崇高的精神价值，因此，需要清流派为中国的现代化确立一个道德理想的基础，赋予中国的现代化超越的精神价值，为中国的现代化指出一个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把中国的现代化建成一个有中国文化根基的体现“天道性理”的道德的现代化。说得再具体一点，在中国尧舜孔孟圣贤文化与王道理想的指引下，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了与西方的现代化所不同的道德含义，即中国的现代化担负了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霸道规则）的历史使命，因为王道理想的实现是需要物质力量作基础的（尽管王道不刻意追求物质力量，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外力逼出来的），然而无庸讳言，现代化本身即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如果没有清流派的道德理想指引，现代化的物质力量就会变为争霸世界的恶的支配性力量，现代化就会发展为腐蚀人心、败坏社会、破坏生态与宇宙和谐的不道德力量，因而现代化就不会具有正面的意义与价值；反之，如果没有现代化派的富强努力，清流派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就没有物质载体，就缺乏物质力量去实现，因而理想再崇高也只能挂空飘荡，对人类历史不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结合统一不仅具有中国意义，也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只有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结合统一才能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世界的历史，从而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为万世开太平。职是之故，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结合统一，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克服百年分裂所达到的共识，这一共识构成了解决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现代化中国化，而不是中国现代化；或者说现代化儒家化，而不是儒家现代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中国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即只有现代化而无中国化儒家化，中国的现代化还缺乏儒家道德理想的指引，清流派的中国文化本位诉求与尧舜孔孟之道的价值理想还未进入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这需要我们大声呼吁，唤醒仍然迷茫在“文化歧出”道路上的中国知识分子。

因此，今后中国文化危机的具体解决方案就是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结合，消除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在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分裂，做到清流派承认现代化派的历史合理性，现代化派也承认清流派的道德理想，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危机才能解决。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是一百年前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也不是中国迫在眉睫的救亡时代。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确实救亡压倒一切，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听不进清流派的呼吁，一边倒地不顾一切地走现代化的救亡之路，这可以理解；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分裂以及现代化派成为中国思想与改革的主流也情有可原。然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尽管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还未从根本上改变，但对中国来说只是隐性的威胁，显性的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因而中国百年来救亡的任务也基本结束，中国现在已进入了一个和平崛起的时代。因此，在这一新的历史情景中，中国继续走现代化派所走的富强之路同时又坚持清流派高举的道德理想成为可能，亦即既坚持中国文化为本位以尧舜孔孟之道作为立国之本同时又努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走现代发展的路成为可能。总之，促成中国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结合的历史机缘已经到来：既坚持中国文化的“体”和“教”不动摇同时又以开放的心胸学习西方文化的正面价值已成为可能，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又积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正面成果已成为可能。唯有如此，将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才能防止中国文化的变质，才能把中国从西方文化殖民地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从而才能真正解决百年来中国文化面临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危机。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不与夷狄主中国”，才能真正保守住中国的自性特质，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古圣贤“以夏变夷”文化理想，从而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中国，中国文化永远是中国文化！所以，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结合就是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

结语：克服今次中国文化危机的希望

要克服今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深刻最广泛的文化危机，虽然非常艰难，任重道远，但我认为仍然有希望，这一希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希望：中国人不是《鲁宾逊飘流记》中的“星期五”，中国有自伏羲画卦以来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有无数古圣先贤创造传承的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传统，因此，我们中国人有值得自己自豪的历史文化记忆。虽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救亡的压力下出现了的悲观与失忆，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历史机缘凑合，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历史文化记忆就会重新在心中复活，中国人就会去追忆祖先的伟大与光荣，就会去寻找中国的文化自我，就会去确立中国的文化身份，就会在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等方面回归中国的文化自性。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绝不会像菲律宾、非洲、南美的一些国家那样彻底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自性，变成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如菲律宾与南美一些国家变为天主教国家。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有所增加，中国西化的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历史文化记忆已经开始慢慢在心中复活，克服中国人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悲观与文化失忆的历史机缘已经到了，中国人现在应该在文化上站起来了！

第二个方面的希望：中国人有二千多年来解决文化危机的历史经验与儒学传统。前面已经讲到，中国在晚清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三次文化危机，每一次文化危机最终都经过中国知识分子创立儒学的努力而得到解决。虽然这一次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难度要远远大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难度，但我们相信，只要中国知识分子不愿自己的文化因歧出而变质，就会去吸取中国历史上解决文化危机的经验教训，从而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指导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鉴于此，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建立起足以克服百年来“中国文化歧出”的博大精深的新型儒学，才能解决今次异常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危机。

第三个方面的希望：“亨廷顿的问号”说明当今中国文化虽然丧失了自性，但还没有最终定型，还存在着回归自性的机会和可能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世界文明的谱系图，其中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文明谱系与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如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产生了地中海文明与迦南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明确的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古印度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在演变过程中分为两支：一支发展到现在形成现代的日本文明，一支在中国古代形成中国文明，而这一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确性质，即现在的中国文明既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又不是现在的西方文明，编谱系的人不知现在中国文明的明确性质是什么，只好以一个“？”来描绘现在中国文明的状况。这样，中华文明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一个缺乏文明自性且没有文化自我的问号，这说明中华文明处在最危急的时刻，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你们想一想，一个有着六千五百年辉煌历史的伟大文明发展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明都已经搞不清楚了，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经在现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剧又是什么！但是，坏事可以变好事，当今中国文明的这个“？”说明了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还存在回归与塑造的巨大机会和可能，所以中国晚现代化也许是上天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考验，未尝不是好事，正如老子所说是“祸兮福所伏”。正因为中国晚现代化，中国文化遭受到丧失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的巨大灾难，这使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丧失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的严重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丧失了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不管经济再如何强大，都不可能有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这种文化的危机感，就会迫使我们去寻回中国文化的自性与自我，去确立中国文化的身份与认同，从而迫使我们奋起努力避免象土耳其那样成为亨廷顿所说的文化上“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所以这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也是一次中国文化复兴的机会。现在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一个没有文化自性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从长远来看，现在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丧失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的文化注定是没有竞争力的文化，在文化的竞争中必然会失败。因此，寻回中国文化的自性与自我，确立中国文化的身份与认同，矫正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偏离，防止中国文化的异化与变质，把中国文化从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就成了解决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当务之急。古人说士大夫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尧舜事业，尧舜事业就是复兴传承中国文化的事业，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确立道德基础与文化方向的事业，也就是宋儒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在座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士大夫，都不可推卸地肩负着复兴中国文化的时代使命和文化责任。孔子说：“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复兴中国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悠悠万事”中最大的事。前面说的“亨廷顿的问号”必须改写，这个问号在中国今后的历史中可能被改写为“西方文明”，也可能被改写为“中国文明”，不会永远是问号。我希望今后西方人再编写人类文明谱系图时，这个打问号的地方被堂堂正正地写上“中国文明”。这个“中国文明”靠谁来写？不是靠西方人来写，而是靠我们中国人来写，靠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同学用复兴中国文化的实际行动来写。这是我们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与文化责任，在此我愿意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共勉！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龙：感谢蒋庆先生深刻的演讲，现在请诸位教授点评。

陈金全教授：蒋庆老师的演讲可以认为是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宣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彰显出其价值。他对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的看法，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揭示，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警醒，这是一篇盛世危言！中国文化的危机也包括中国法律文化的危机，我们法律教育与研究中也存在着“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对立。我对蒋先生的演讲基本上是肯定的，希望他能经常给我们大家传达其思想研究的心得，以引起学界的争鸣和反思！谢谢！

左开大教授：蒋庆教授是78级复办的第一届学生，我当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现在还是讲授马哲，听了今晚的讲座思想反响很大。尽管西方成为我们学习借鉴的坐标，但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而我们现在的文化是缺乏文化自我的。蒋庆先生今晚的演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梳理和反思，不是标新立异。当然，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蒋庆先生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因为现代文化不仅包括中国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这与传统同文化为本位是什么关系？谢谢！

孙长永教授：听了今晚的讲座有很大收获，但也有疑问，中国第四次文化危机未能解决的原因是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新形势？在激烈的全球一体化竞争规则下我们能否心平气和地建立自己的文化？谢谢！

郑传坤教授：首先对蒋庆先生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示钦佩，但是我有几个疑惑，第一就是我感觉演讲中表达的好像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整个社会发展史几千年的兴衰都取决于文化，而且夸大了精神层面的文化所起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不赞成关于复兴文化仅仅是士大夫的责任的观点，中国文化的发扬知识分子发挥重要作用，但弘扬文化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最后一个就是关于王道文化，王道文化应该非常宽广包容，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是否应该容纳在王道文化的价值理念中？如果王道文化排斥了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那不是成了霸道吗？

龙：我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对蒋先生代表的儒家文化价值复兴的观点表示一个主流上的反对，在社会思潮需要文化多元的形势下，这种反思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存在着以下三个难以成立之处：一是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依恋，把中国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文化问题，有些是要通过物质的、综合的方式解决的；第二是存在一种价值层面的文化反动，反对现代化的价值，过分褒扬儒家文化价值，认为自由、平等、民主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而非人类文化的价值，没有看到从传统文化价值过渡到现代文化价值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三是解决之道的含混和矛盾，“实与文不与”的解决之道与“中体西用”到底有何本质区别？

蒋：我简单的综合回应一下：因为中国文化近一百年来受到巨大的扭曲与摧残，所以现在矫枉必须过正。这就如同一个人在树上反吊久了，下到地上来正着走反而不习惯了，这就需要向他大声疾呼在地上行走才是正确的，以前反吊是错误的。一百年来我们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构了，解构的时间已经够久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特别是习惯了按照西方直线历史进步观所解释的中国近代史。所以我矫枉过正，提出了一种按照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的新解释，大家一时还不能适应，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自身文化的解释系统已经被西方文化彻底解构掉了，我们的心灵已被西方文化完全殖民了，我们自己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来看待我们的历史了，我们一百年来都是按照西方文化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解释立场与解释标准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论，这就是我与大家不一致的地方。其实很多人说我是儒家原教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或者文化顽固主义，这些都不奇怪，因为所站的文化立场和所用的解释系统不同，当然结论差异就很大。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不能超越“五四情结”，而“五四情结”正是我所说的“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有“五四情结”的知识分子当然就不能理解“以中国文化解释中国”了。我的演讲就是“以中国文化解释中国”，所以大家不理解也属正常。近十多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力图“以中国文化解释中国”，企图恢复乃至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把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从西方文化解释系统独霸天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中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文化看人生看社会看历史看世界。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文化排外者，我只是主张在中国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时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才谈得上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这正是我所推崇的“清流派”原则。至于西方文化的具体内容，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通过我们不卑不亢地冷静分析其正负面价值，经过我们情感与理性的选择，是可以有条件有保留地接受的。我们今天不能再犯简单“全盘拿来”的错误，即不能再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要就全盘接受西方要就全盘否定西方的错误，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分为“现代化派”和“清流派”各执一端分裂对立不能调和的错误。我今天的演讲只是从历史文化的大脉络中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国文化危机的性质、历史以及解决的基本方法，提醒大家认识中国文化危机的严重性及其解决的可能性，而对大家提出的许多问题不可能在此一一展开论证，有些问题我出版的书中已有涉及，大家有兴趣可以具体参阅我的相关著述。我的回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整理人：王书瀚　孙宝刚　注：本文经蒋庆教授阅过）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