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秩序的扩展与异化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政治宪法学公号-私房书系列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十四日甲午

          耶稣2017年9月4日        

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总体上是西方上升而非西方相对下降的历史，或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无论我们对此抱有何种立场，我们仍然生活于、受益于同时也局限于这一宏大的现代秩序之中。这一秩序体系的形成是纷繁复杂的，在西方内部及东西方之间都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及回应如许张力的思想与制度方案。南橘北枳的现象不仅是生物界常态，也是制度和法律移植的常态，其背后是文明间对话与整合的艰难历史过程。“法律东方主义”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思想产物。原创世界性金融与法治的英帝国宪制秩序及柏克的保守主义叙事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辉煌篇章。泰戈尔的《民族主义》则表现了东西文明冲突整合中东方对西方的批判与期待。在中国启动历史性“一带一路”秩序建构以及中印冲突难解难分之际，我们不妨循着法律东方主义、柏克保守主义及泰戈尔批判民族主义的多元路径回探“秩序全球化”的辉煌与困顿。

1、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在多如牛毛、参差不齐的中国法律翻译市场上，2016年年中的《法律东方主义》似乎是一股清流，一阵旋风，对西方模仿与民族复兴交织进行中的国人精神心灵产生较大冲击。该书提供了一种对西方法律现代性的批判性视角，对中国的“东方法律主义”及其自主性表现出期待。“追求承认”是任何人、任何民族的生存意义来源，“法律东方主义”以西方之文明存在凌驾和想象东方的法律文明，将后者界定为“非文明”和“无法”状态。这种来自西方文明偏见和实力排序的文明等级论不仅成为西方之东方学与东方战略的来源和基础，而且成为西方误解误判东方社会性质与发展潜力的思想盲点。矫正虚妄的“法律东方主义”，不仅是东方国家确立“东方法律主义”的世界历史需要，也是西方重估东方国家法律文明属性及世界秩序前景的战略再平衡目标。

络德睦教授精彩呈现了自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确立美国“治外法权”以来美国的“法律东方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化建构及中国法改革的“自我东方化”努力。作者以相对客观理性的立场进行历史钩沉并对中国法的前景进行了一定的展望，给出了两种前途：其一，中国法按照“法律东方主义”逻辑完成彻底的“美国化”，成为西方法治的一个典范注脚；其二，中国法按照“东方法律主义”逻辑重新获取自主性并创制出不同于美国法的现代法律体系。显然，中国法的未来前景必然在东西之间更加趋近于自身文明主体性的重塑，但也因其改革和全球化的坚定政治意志而并有更为厚重的法律现代性内涵，只是这种法律现代性是寓于中国性之中的营养和要素，而不是整体殖民观的现实化。

2、RichardBourke, Empir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自由的柏克？保守的柏克？保守自由主义的柏克？这个被马克思《资本论》蔑称为受贿“小人”的人却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宪法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有人富有诗意地称赞他是一座人类思想的独特峰峦，越拉开时空距离越显得高大。确实，在18世纪之启蒙“狂飙突进”的辉煌年代，有太多的启蒙贤哲奠定了现代思想的根基与体系，而柏克在其中尽管也有影响，却不是一位典型的体系化思想家，甚至存在对待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上的不一致立场，更有甚者敢与如日中天的法国大革命为敌。但他的《法国革命论》及其政治保守主义的完整表达，不是缺陷，而是荣耀。

我曾翻译出版过英国资深保守党议员杰西·诺曼的《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诺曼在“致谢部分”尤其提到了对理查德·博克之柏克研究的倚重与受益。诺曼是政治家眼光看柏克，试图从中寻找英国保守政治传统的真经并寻求对英国当代之大众民主主义的解码方案，诺曼认为一种来源于启蒙现代性的、柏克反对过的“自由个人主义”正宰制着英国人的心智与命运。博克是英国玛丽女王大学的政治思想史教授，专治柏克的政治思想，这本《帝国与革命》长达1000页，对柏克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人生给出了细致无比但颇有思想史重构意义的解释。以“帝国”与“革命”为题眼切入柏克的思想世界，是非常精准和确当的。

博克教授在书中提出了柏克的政治立场解释方案：一名自由帝国主义者，对历史性的“征服权利”抱有同情理解，但要求进行“自由”的转化，而不是维持甚至倒退到一种西方历史上的“征服精神”之中。博克认为英帝国对北美的强制、爱尔兰宗教权利的压制、印度治理的暴政、议会改革中的激进主义都含有一种“征服精神”的痕迹，需要加以批判与矫正。柏克是在维护而不是反对英帝国宪法秩序，其本质是一种光荣革命后成熟定型的“英国式自由”。法国大革命自然是绕不开的经典话题，博克认为柏克思想中包含着对法国大革命这种“新专制”之传统“征服精神”本质的揭示与斗争，但这在当时的启蒙氛围下多少显得离经叛道。

柏克的保守主义有相对中立的方法论层面（一种指导渐进改革的治理哲学）和潜藏激进因素的价值论层面（以英国式自由及普适价值为实体内涵），保守派看柏克是在方法论层面，而自由派看柏克是在价值论层面。不加约束和不诉诸具体语境的价值论保守主义其实正是柏克所反对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抽象自由主义。因此，处理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资源需要十分谨慎，需要在方法论与价值论之间寻求微妙而具体的平衡方案。当然，仅有方法论的保守主义而缺乏对价值论的适当肯定与追求，亦脱离了柏克保守主义的丰厚内涵，因为柏克终其一生守护的正是保守主义的英国式自由价值，但守护的方式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英国的普通法、代议制与社会秩序本位。

中国改革诉诸的主要是一种方法论保守主义，以此对冲20世纪的革命激进主义，但因缺乏坚定的价值论取向而显得不充分，不厚重，使得改革成果未能形成对抗激进主义传统的体系化力量。复兴中的大陆新儒家之文化/政治保守主义在价值论上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和解沟通仍然面临结构性困难，“政治儒学”、“宪制儒学”乃至“贤能政治论”等诸多思想方案主要是一种保守主义立场的中国表达而不是一种适合现代中国的整全性思想方案。重温柏克之思想与政治人生，对中国秩序的自由而文明的生成，意义重大。

3、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泰戈尔是个神奇般的人物，出生于印度望族，有过英国法律学习经历，7岁开始作诗，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作家。他对东西方文化有独特理解和体验，对西欧民族主义施加于印度的压迫和苦难有直观的感受与分析。他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连接点，他的文化与民族理论的理解与建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样本。1920年前后，泰戈尔访华巡回演讲，徐志摩、林徽因等热情接待，还编演了他的戏剧。据说泰戈尔在演讲中发现中国人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强烈的“全盘西化”倾向，非常失望。他本身对印度和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价值及补救西方的意义素有肯定。

他的诗歌成就是首要的，其中充满着对印度民族文化的热情。其政治论文不多，但这本《民族主义》颇有代表性。这是他于1916年访问日本、美国时的讲演稿合集，主要是个案研究及比较了日本、西方、美国与印度的民族主义。他对民族主义总体上是批判性的，其经验根据是英国民族主义在殖民印度中的征服与压迫行为以及西欧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根源。与压迫者英国及陷入战争的欧洲诸国相比，日本与美国似乎代表了世界文明秩序的未来。那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先进样本，而美国则有着超越欧洲征服性民族主义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吸引力。尽管印度还未独立，但泰戈尔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开放性与和平性有着积极期待。泰戈尔是国际和平与正义的支持者与活动家，对一战与二战都有着犀利而坚定的批判，对1937年的日本侵华行为也有谴责。

和平的诗人如何面对那个“战斗的世界”？如何在民族主义的批判性叙事中寻求人类的和谐共处之道？1916年的泰戈尔更多是一位和平与正义的祈福者，却不能够左右也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日本、美国及印度自身民族主义的后续发展。1944年尼赫鲁之《印度的发现》实质上奠基了战后印度的民族主义，而无论是泰戈尔的批判民族主义还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均无法在建国与制宪意义上与尼赫鲁民族主义匹敌。印度在独立后“重新帝国化”，以英帝国的印度秩序继承者及印度民族的复兴者自居，在南亚区域展开霸权秩序建构，与中国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1962年冲突是一个标志性事件，2017年的洞朗对峙更是。

日本在二战中的作为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长时段表现，使得泰戈尔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和平主义”成为无法落地的道德理想，印度民族主义对其国家精神的长期宰制亦远远超出其预料。重读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我们除了感受他的和平主义精神与浪漫化的道德政治构想之外，是否也需要再深一步去探索真正的多元文明共处之道？“一带一路”能带来怎样的不同前景和方案？西方民族主义及其扩展版如何得到结构性的价值修正？“征服精神”如何被真正的“自由精神”与“和平精神”所驯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接力思考的。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