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读《诗经》：令人相见的《草虫》

作者：柯小刚

来源：“道里書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初七日丁亥

           耶稣2017年8月28日

昨日在惠山所拍，其时草虫声声

诗经·国风·召南·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夷。

无竟寓书《草虫》诗

能感、能降、令人相见

——读《诗经·草虫》

柯小刚（无竟寓）

根据2015年在同济大学的讲稿整理

见收拙著《生命的默化》（即出）

《草虫》感情的直白和强烈，使它成为现代人最喜欢的诗篇之一。然而，这种喜爱是深具反讽意味的。正是在对激情的颂扬中，现代人丧失了激情。对于现代人来说，《草虫》感情的深挚强度已经成为一种传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反讽性的变化？因为现代《诗》解强调《草虫》这类诗篇说的不过是男女相思相见，但放弃了进一步思考男女相思相见的根源。

情失其源，则其流不远，以至于干涸，乃至只有借助毒品才能使人重新“充满激情”，这恐怕是现代早期的激情鼓吹者始料未及的结果。当现代人一味争取爱的权利时，忘记了爱首先是一种能力。当爱的权利得到保障时，爱的能力却已丧失。这时候，当他们重新面对《草虫》这类诗篇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先备受批判的古典诗经解读远不只是所谓“强加于爱情之上的道德化解读”，而是深入感情源头的本源之思，以及对爱之能力的深层教养和培护。

古人深深了解男女之情的根源所在，所以从男女出发，谈及《草虫》的夫妇之情与礼（《毛诗》之礼、朱子《诗集传》之情）、君民之情与义（鲁诗、《左传》及《诗经原始》的君臣之义），至情至性，天道人事，流行无碍。这便是诗教：因情设教，从人情自然出发建设社会伦理、国家生活。

相反，现代诗解貌似颂扬男女爱情，反对礼教，鄙弃天道，实际降低了人类爱情之于人类生活的建设意义，也减弱了爱情体验的深度和强度。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伴随着现代人对爱情的颂扬，现代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反倒日益淡薄。而且，与之相应，伴随着人道主义的日益流行和公民社会的完善，公司、社会和国家领域的人际关系反而变得越来越淡漠。

七夕又称乞巧节。无竟寓临孙过庭书谱“信可谓智巧兼优……”乞愿道里读者智巧兼优。

王夫之《诗广传》论《草虫》云：

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则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情而宅天下之正，故君子之用密矣。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物类相感在同与不同之间。完全不同则风马牛不相及，完全相同则难以相互吸引，甚至相互排斥。陆佃《埤雅》辨草虫阜螽云：“《尔雅》曰‘阜螽，蠜；草虫，负蠜’，盖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故阜螽曰蠜，草虫谓之负蠜也”（《埤雅》卷一）。

故郑笺云：“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之二虫一在草间，一在阜上，同又不同，故能相感。男女一在外，一处内，一阳一阴，同又不同，故能相感。天下之动至賾而莫不贞夫一，君子之心纯一而能遍体万物，故能与万物同其情而各复其性。

草虫和阜螽的关系非惟见于首章之起兴，而且贯穿始终。后两章虽不闻虫鸣，惟见登山采蕨采薇，而俯仰之间，犹在草、阜之间耳。“陟彼南山”是阜上之仰观，“采蕨”、“采薇”是草间之俯察。登于阜上而俯身采草，俯仰之间犹草虫阜螽相感之意也。故《左传》载子展赋《草虫》，赵孟谓“在上不忘降”也。能登高仰观而俯身草野，鸣草虫而趯阜螽，则可为“民之主”也（襄二十七年传）。“民之主”并不是人民选举的意见领袖，而是“能群”的君子。在选举中胜出的意见领袖是僭主，是巧言令色的刁民代表。能群的君子则是能让人民“见止”“覯止”“心悦”“心夷”的能群之人。

《草虫》全篇要点有三：其一相感，“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其二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其三相见，“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即覯止，我心则夷。”贯穿三点的则是“君子”。君子能感、能升降、能令人相见。

孔子谓诗“可以群”，董仲舒云“君者群也”。君子是能令人相见而发生人性公共生活的人，是能让人民在相见中有进退揖让的节度而过着礼乐生活的人。

庄有可《诗蕴》论《召南》云：“‘召’之为‘感’何也？《诗》曰：‘无言不讎，无德不报’。召，无有不应者也。《召南》也者，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万物皆相见也。”可见《草虫》集中体现了《召南》的政治哲学意蕴。【参庄有可《诗蕴》，王光辉点校，参柯小刚编《诗经、诗教与中西古典诗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

无竟寓临《书谱》局部“信可谓智巧兼优……”乞巧之节，乞愿道里读者，无论男生女生，皆得智巧兼优。

《草虫》的政治哲学仍有强烈的当代批判意义。民主政治的本来意义在于建立人性相感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的建立有赖于那些下降到人群中去的君子。升降、相感、相见：《草虫》的三个要点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维建来说缺一不可。然而，当代民主实践越来越堕落为党团、族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角逐，丧失了“令人相见”的公共性，非常令人遗憾。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讲的话，今天同样应该对现代主权者“人民”讲：人民啊，你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鲁诗说深察《草虫》之志，完全行走在人类政治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深处。鲁诗家刘向《说苑》载孔子对鲁哀公说：

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善恶之所以谓“道”，以其能以类相感也。善善相感则政治，恶恶相感则政乱。草虫相感是物类繁衍的基础，夫妇相亲是家庭生活的前提，君民相感而“能群”是政治所以可能的条件。所以，对于汉代诗经学来说，从《草虫》读出人类生活的深远关怀是像“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一样自然感发的思想，而不是像现代人臆想的那样“把政治伦理道德的含义强加于自然事物和男女爱情之上”。

能感的关键在下降，《易经》咸、泰之义也，可于“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见之。蕨、薇至微，而能登高俯采，“在上不忘降”之象也。《采蘩》《采蘋》皆在水滨，而《草虫》采蕨采薇则在山上。比之周南，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关雎》的河州采荇到《卷耳》登山的变化。“在上不忘降”，故感人尤深。

咸卦之义，能降则能感，不能降则不感。不感则否隔不通，不能相见。能群的关键在相见而心降。眼与心都是离卦之象。《说卦传》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帝道是人类公共政治生活的原初自然形式，不是后世僭称的“专制帝王”之义。

“帝相见乎离”：事物相见，廓然大公，文明开化，政治生活才得以开显。“离”就是相互关联（附丽）和相见（太阳、眼睛）。“文明”就是事物相见、相参而形成的条理、秩序、制度、文化。“礼”就是相见的节度：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燕礼、乡饮酒礼、冠礼、婚礼、射礼、丧礼……无不含有人物相见、进退揖让的节度。在礼中，人与人相见，人与物相见，乃至物与物也方始相互敞开，从而成其为物。《中庸》云“不诚无物”。诚者，礼之心也；物者，礼之具也；礼者，人之天也，天之人也，天命人之性而人修道之教也。

所以，《草虫》以其言情之深，可知人类文明之本。情愈深，则及物愈切，喻道愈根本。当然，同时，情愈深，及物愈切，蔽道也愈痼弊。喻道蔽道不在《草虫》之诗，在读者之用心。故船山云：

悉知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而况《草虫》之忧乐乎？故即《草虫》以为道，与夫废《草虫》而后为道者，两不为也。

即情为道、废情求道，皆非正道。男女相思之情、相见之欲的根源，在于万物气化，各从其类，感而遂通。“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草虫与阜螽同又不同。正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鹊与鸠同又不同。君子与民同又不同。相比之下，关关雎鸠、呦呦鹿鸣则是更加纯一的同类。所以，召南之气略杂于周南、小雅，而能“日辟国百里”（《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如何在较大范围的政治中“好善道”，可能是召南之诗尤其是《草虫》篇向后世读者提出的永恒问题。

七夕前夕，灯下写《诗经·草虫》（局部）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