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蒋　庆 　先生（著名儒学家）

主持人：徐国栋 　教授

时间：2005-03-26 19:00

地点：夏门大学法学院B137讲堂

 

 

徐国栋教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国海内外知名的儒学家蒋庆先生。（掌声）大家从他的传统衣着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我们中国的儒者啊！像我们已经被全盘西化、被西方全盘攻掠的时候，我们的蒋庆先生依然保持了我中华风骨。这种中华风骨不仅仅是外观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文化上被西方全面攻占的时代，一个个堡垒陷落，一个个价值倒塌。长期以来，我们中国处在一个文化寄生虫的地位，在近代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各种外国的思潮风驰电掣，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换来换去，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可以设想，没有哪一个西方思想会有一个稳定的地盘，会有持久不衰的永恒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说我们坚定地信仰什么。所以，这样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再铸国魂的时代，需要再铸我民族精神的时代，这种工作是非常艰难的，而蒋庆先生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民族魂”的铸造者。我们拿什么思想来统一我们的国家？拿什么来作为我们民族心灵存在的依据？一个民族恐怕不是一个种族的共同性的联系，而且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共同性的联系，所以这个工作非常艰难，而我们的蒋庆先生就在这个方面工作着。

 

请大家注意一下，他是在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并非儒学出身，而是出自我法门，出自我西南法门。他是我大学同学，我一直认为，当着他的面是这么说，背后说的时候可能更多：他是我们西南78级的，我们西南78级素以优秀著称，而他是西南78级里面最优秀的。但是，可能他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多物质上的代价，那么他现在也是在承受着这种代价吧。

 

另外，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蒋庆先生还是我们中国当代唯一一个民间活着的书院的掌门人，我们应该把这种掌门人叫做“山长”，他在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先生悟道的贵州龙场创建了一个传统的书院，叫做“阳明精舍”。我们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可以看到王阳明这么伟大的名字在他的家乡已经不为人所知了，他家乡的那个“阳明医院”竟然被当地人以当地方言理解成了“养命医院”！（笑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精神上的破产，一种多么大的文化上的悲哀！蒋庆先生在一个很恰当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儒学在中国普遍复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开始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寻找自己的精神价值的时候，又在一个恰当的地点，也就是说在王阳明先生悟道的那个地方创建了“阳明精舍”。我相信这个精舍会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中华文明、对我们的精神面貌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那么，我还想说些什么？我曾经对今天听众的情况很不乐观，在二十分钟以前，我得到一个电话说只有前面六排坐了人。现在来的人之多，还有人站着，这种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经常地批评厦大人没有文化，没有功利以外的那种兴趣、那种意识，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然而，今天的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应该承认我对厦大学生的估计有所偏差，我非常愿意看到我的这种偏差是实际存在的，我为今天大家为这样的一个题目而来，而且来得这么整齐，为厦大感到自豪！

 

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庆先生为我们演讲！（掌声）

 

 

蒋庆先生：今天非常荣幸到厦门大学来演讲，因为徐国栋教授是我的老同学，他邀请我来演讲，这是一个缘分，如果没有徐国栋教授的邀请，那我也可能没有机会在厦大和大家见面。这次讲演的题目，最初定为《儒学的真精神》，后来徐教授跟我讲再“兼论”一下“夏大校训”。今天这个演讲我想了一下，原先拟定的题目是《儒学的真精神》，但光讲“真精神”还不够，还要讲一点“真价值”。为什么呢？按照中国的儒学传统，主张 “体用不分”、“体用合一”，“体”就是精神、就是实质，“用”就是功能，就是效用；光知道“体”还不行，比如说通过我们这次演讲，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一百多年来对儒学的很多误解我们清楚了，我们因此知道儒学并不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描绘的那种被妖魔化了的儒学。但是，光知道儒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还不行，就是说光知道儒学的“体”还不行，还应该知道儒学的这种“真精神”有什么“用”，儒学的“体”对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功能效用，或者说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所以这次演讲的题目我稍稍改动一下，再加上一个内容，就是《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在正式演讲之前，徐教授跟我说是不是给大家讲一下厦门大学的校训。确实，厦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八个字是儒家经典中的原话，而且这八个字确实很概括地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刚才我问你们的徐教授，他说这个校训夏大建校的时候就有了，我还以为是夏大现在才确定的呢！我想现在搞教育的人多崇尚西方思想，还不一定有水平选出这八个字来作为厦大的校训吧。徐教授说这八个字是陈嘉庚先生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校训，由此可见陈嘉庚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陈嘉庚先生确定的这八个字确实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

 

接下来，我简单地从儒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夏大校训。夏大校训的第一句话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大家都知道是《易经》“乾卦”的“象辞”，“乾卦·象辞”是从“乾卦·卦象”上来解释“乾卦·卦义”的，它的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讲：天道的运行充满着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那么我们人、我们人中的精英人物——君子——就应该效法天道这种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来做人；也就是说，我们人也要像天道的运行那样刚健有力自强不息。这个“天行健”表达了《易经》“乾德”的精神，“乾德”的精神是什么呢？“乾德”的精神就是作为“天地之大德”的“大生广生”的“生生”精神，就是天地万物充满生机活力的刚健不息的自强精神。我们知道，四时交替，暑往寒来，日月东升西落都是天道的运行，这个天道的运行自然形成，生生不息，永远如此，不靠外在力量的推动，而任何外在力量也不能阻挡天道的运行，所以说天道运行展现了“乾德”“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因此，《易经》把“自强不息”作为“乾道”的德性，作为天道的精神，要求我们人去效法这种“天地之大德”，能像天道“乾德”一样在生命中展现出“自强不息”的刚健活力。我们在座的诸位是知识分子，相当于古代的士大夫，我们应该效法天道“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到社会上去做事才能担当起家国天下的责任，这在古人叫做“发乾德之幽光”。另外，儒家讲“天人合一”，我们每个人效法天道“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做人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儒家说的“上达天德”，而“自强不息”就是“天德”。所以，夏大“自强不息”的校训对夏大的同学来说是很高的要求，是“天道”“天德”的要求，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实现了“天道”“天德”的要求，我们的生命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获得了超越神圣的价值。这需要大家努力。

 

下面解释夏大校训的第二句话：“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大学》“三纲领”中的第三条纲领，《大学》里面的“三纲领”是《大学》开头的那几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第一条纲领，“亲民”是第二条纲领，而“止于至善”是第三条纲领。按照传统儒学的研究术语这段话叫“《大学》三纲领”，在《大学》中“三纲领”统摄“八条目”，“八条目”在这里我们就不说了。总之，“纲领”非常重要，体现了《大学》最重要的思想，《大学》讲的是儒家生命形态中的“内圣外王”之道，第三条纲领又是“三纲领”中最重要的纲领，所以，“止于至善”这条纲领最集中地概括了《大学》的根本思想。那么，“止于至善”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止于至善”表达的是一个人做人的最高人格境界或者说最高人格理想。《大学》的第一个纲领“明明德”，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包含了光明的德性，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充满了善的神圣的本性，这种光明的善的神圣本性就是我们生命的“明德”。但是，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包含了光明的德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命的这种德性，更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把这个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或者说充分实现出来，所以《大学》的第一条纲领要求我们要“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使动用法，意思是指要使“明德”“明”，即要使我们生命中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实现出来，使它能够明显显现。这是第一条纲领“明明德”。第二条纲领是“亲民”。古代儒家对这个“亲”字有不同的解释，朱子说是“新”，王阳明先生说是“亲”，这虽然是辞语上的考证，但涉及到对《大学》根本精神的理解，我觉得王阳明先生的解释比朱子的解释好，我采纳的是王阳明先生的解释，是“亲民”，而不是“新民”。那么，“亲民”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爱民”，就是为民众谋福利，就是要亲近、亲爱老百姓，亲近、亲爱社会与众人，就是要做出实际的事功来为民众服务，这是第二条纲领“亲民”。从《大学》的思想系统来看，“明明德”、“亲民”合在一起就是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格风范或者说人格理想。我们知道，儒家追求的最高生命境界与人格理想就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中达到圣人的生命境界与精神信仰，用现在的话来说，“内圣”就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达到或者说体现出超越神圣的永恒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实现我们生命中最光辉的德性——“明德”。“外王”就是说我们要在社会上建立“博施广济”的事功，最大限度地为民众谋取福利。我们不光是使我们内在的生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完事了；你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还不够，这只是“内圣”，你还要“外王”，你还必须在你的内在生命之外去创建伟大的功业，去为广大民众的福利做出你最大的贡献，这个叫“外王”。当然，这个“外王”事业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一样，社会角色不一样，他所从事的事业也就不一样，但只要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中做到孔子所说的 “博施广济”的事功，就做到了“外王”。比如，你是学法律的，你做个公正严明的好法官；你是搞政治的，你做个民众爱戴的好官员；你是搞科研的，你做个按照自己良心从事发明创造的好科学家；你是教书的，你做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等等，这些都是 “外王”。这样，按照《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做到了“内圣”和“外王”这两个方面，就是“止于至善”。什么叫“至善”？“内圣外王”合一就是“至善”，“明德”“亲民”合一就是“至善”；什么叫“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内圣外王”合一的最高生命境界，实现“明德”“亲民”合一的最高人格理想。也就是说，既“明明德”又“亲民”就是“止于至善”。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个体生命实现了“明德”这个“内圣”的最高的价值，同时又给社会、人类作出了“博施广济”的“外王”事功和贡献，就达到了“至善”，即就是“止于至善”。所以，“止于至善”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或者说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生命形态。我想当初陈嘉庚先生把“止于至善”作为厦大校训应该和我的理解差不多，他是要求厦大的学生除了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内在生命要达到很高的“明德”“内圣”境界外，大家在学校中刻苦学习完成学业后还要到社会上去做“亲民”的“外王”事功，为中国的富强和中国民众的福利服务。如果夏大的学生达到了“内”“外”这两个标准的话，就做到“止于至善”了。当然，“止于至善”不仅仅是对我们厦大同学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在“明德”与“亲民”的合一中实现“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达到“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不过，这是相当艰难的，这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我愿与在座的同学们共勉！

 

以上我简单解释了夏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两句话八个字的含义，夏大校训可以说概括地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与我们今天的讲题正好相合。夏大校训的八个字可以说是儒学千古不灭的“八字真言”，具有非常博大精深的学理内涵，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大家以后可以去细读《易经》、《大学》等儒家经典，一定会获得更深刻的生命体会。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夏大校训的两段话不是平列的关系，“自强不息”是我们生命源自天道的刚健的生命活力，我们只有在刚健生命活力的推动才能去追求并实现我们生命“止于至善”的最高人格理想。所以，夏大校训的两段话在义理上是有机联系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陈嘉庚先生选用儒家这两句话作为夏大校训的深义所在。下面，我就开始今天演讲的正题，《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按道理，在中国讲“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是不用解释的，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历史实事，也是历代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一个思想共识。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面临衰微，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儒学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这才有必要对儒学进行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学派，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墨家学派、道家学派一样，也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学派、社会主义学派、保守主义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学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儒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学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学派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学派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而所谓重新整理和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者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构成儒学核心内容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礼》与《乐》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总之，儒家整理、解释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而其它学派虽也出自中国文化，但均有所偏失，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我们说儒学代表了正统的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虽然后来中国化，但在本源处毕竟是外来文化，这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学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与其它学派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儒学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它学派，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其它学派则是中国文化的“偏”和“客”（道家是“偏”佛家是“客”）。因此，当我们谈到儒学的时候，我们谈到的就是主流的中国文明，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的这一历史文化定位一直都没有发生过问题。然而，晚清以来，中国出现了反传统的浪潮，首先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夷六艺于古史，等孔圣为诸子”，随后胡适等新派人物变儒学为哲学，降经学为史学，表面上欲与国际学术接轨，实际上极力否定儒学的崇高地位与历史权威，力图改变二千年来儒学的历史文化定位，这样才把儒学看作一个学派。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造成了很大影响，一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看法。现在我们应该拨乱反正，全面地正确地来理解儒学，还儒学的本来面目，恢复儒学历史上形成的崇高地位和正统权威。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要正确认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而不是一个学派。

 

 

儒学博大精深，致广大而尽精微，外至六合之大内至心术之微，无所不包，内容非常丰富，故古人有所谓“义藏理窟”之说。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从十个方面来讲一讲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也就是说讲一讲儒学的主要思想内容，让大家对儒学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一）道德首出，仁为根本──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儒学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三达德”（仁智勇）、“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絜xié矩之道”（将心比心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以及正心诚意、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等，讲的都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儒学主张以德正心、以德修身、以德立教、以德治国，以德治天下，对道德推崇备至，可以说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之所以如此推崇道德，是因为儒学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道德是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均存在于道德中，孟子所谓“人禽几希”就是因为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道德，如果人不按自己的道德本性生活，人就降到了动物的存在，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与价值。此外，在社会生活层面，道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社会生活中缺乏道德，人类良好的群体生活就不可能，人类相处的规则就会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动物社会”，也就是变成儒学经常说的“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的“无道”社会，这样的社会必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一定会崩溃，人类不可能过上稳定和睦的社会生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非常推崇道德，把道德看作是维系人类群体生活的纽带和建构社会生活的基石。有人说儒学有“道德情结”，是“道德至上主义”，这并没有错，推崇道德确实是儒学最根本的特征。

 

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所以“五常”、“三达德”、“四端”都把“仁”放在首位（“四端”中不忍之恻隐之心即仁）。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徒有形式而没有实质性的精神价值，实质性的精神价值就是“仁”。（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朱子认为“仁”相当于《易经》“乾卦四德”中的“元德”，“乾卦四德”是“元亨利贞”，《易经》说“元者善之长”，所以“仁”是众善之长，即居众道德之首。那么，“仁”是什么呢？《说文解字》说是“相人偶”（一种人群相处才产生的相互关系，一个人独居不会产生“仁”，如鲁宾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不存在“仁”的问题，后来掳获了“星期五”，产生了人际关系，才存在“仁”的问题。），孟子说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张子说是“民胞物与之情”，朱子说是“浑然温和的天地阳春生育之气”，是“天地生物之心”，王阳明说是“良知真诚惨怛的万物一体之情”，总之，“仁”既是天地生化养育万物的生生之源与生生之德，又是人类慈爱悲悯的深厚情感。如果丧失了这种生生之德与“仁”的情感，天地就会闭塞、万物就会死寂、人类就会变为木石，社会就会冷酷，温润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无法维系（因为人类社会最终要靠仁爱的情感来维系，而不能靠权力、法律、金钱、物质来维系。），这样人也就不成其人。所以孟子说“人者仁也”，无“仁”人就不成其为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才把“仁”提得这么高，放在人类道德之首。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美国，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反对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法律关系，又反对苏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他渴望的是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这也是儒家所渴望的人际关系。梁漱溟先生言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因此，儒学反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即反对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商品关系、金钱关系、科技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违背了“仁”的原则。儒学要建立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温情的社会，而不是被权力、法律、商品、金钱、科技支配的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社会。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小说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西方反乌托邦小说如《美妙的新世界》等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科技关系与权力关系，而儒学站在“仁”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这种异化变质了的人类关系。

 

（二）社会教化，礼为基础──对士大夫而言，儒学强调个人要对天道性理的高深超越价值与生命良知的深邃精微哲理进行深刻的体认和领悟，这在古人叫“为学上达工夫”。这一工夫非常难，如阳明先生弟子罗洪先石莲洞中打坐十年，体认阳明先生龙场悟道所悟良知为何就可见这一工夫的难度。然而，对一般老百姓，儒学则强调社会教化，社会教化就是通过外在道德力量的熏习或者说道德习惯的遵循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转变人。这是因为儒学的高深道德学理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这就是孔子说的百姓“可由之”（可以按照道德习惯与圣人教化去做），而“不可使知之”（不可能使他们了解高深的道德学理）。那么，怎样进行社会教化呢？那就要通过“礼”来进行，“礼”就是长期遵循道德而凝聚成的社会习惯或习俗，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善良风俗”。由于“礼”是道德的外在化和形式化，“礼”与道德就有所不同，道德的约束力完全在人的内心，而“礼”虽不像法律完全靠外在力量约束，但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对人也具有某种外在的约束力，所以“礼”是居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一种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形式，其原则产生于道德而非法理。因此，用“礼”来治理社会成本最低，“礼”就是自发产生的道德秩序，一个“礼治”的社会在实质上就是一个“德治”的社会，所以“礼治”在古代就是儒家所说的“无为之治”，即不通过国家政府人为硬性规定的强制性政令与法律制度治理社会，而是靠自然形成的道德习俗与风教来社会治理。儒学重视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所以“礼教”（用“礼”来进行教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

 

（三）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儒学是入世法，注定要进入世间治理社会国家，所以儒学一定会遇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儒学并不反对用法律治国，但反对法律至上，即反对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而传统的法家正是主张法律至上，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因为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就是只用强力或暴力治理国家，法律的后盾就是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监狱、军队等暴力。这正是儒学所反对的“任力不任德”的“霸道”，必然会导致严刑峻法，产生残酷暴政。另外，孔子当过鲁国的大法官（鲁司寇），不是不懂得治国需要法律，但是，独任法律治理国家会因为法律的强制力产生于功利的计算，会败破人的心术，所以绝不能把法律放在治国的首位。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此意。因此，儒学主张治国必须以道德为主，法律只能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居于治国的次要地位。当然，从社会教化的角度讲，法律并不只有消极的作用，而是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明刑弼教”，即公正的法律可以起到辅助社会教化的作用，法律成了实现道德教化的积极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学是主张在“德治”为主的前提下来包容“法治”，而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儒家完全否定“法治”。

 

（四）王道理想，贯通三才──儒学讲“王道通三”，《中庸》讲“王三重”，“三”是“天地人三才”，“通三”是贯通或者说同时包含“天地人三才”。“天地人三才”是讲人类三重最高的价值，即超越神圣的天的价值，历史文化的地的价值，人心民意的人的价值。这三重价值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人类所有生活都不能违背的常理常道（永恒不变的普遍原则）。具体落实到政治上，王道理想的“三才之道”就形成了儒学“王道政治”所特有的“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即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则合法性就要打折扣，如具备一重或两重就不能完全合法。合法性是解决人类政治秩序权威与服从的根本性问题，是卢梭所说的“把统治变为权利，把服从变为义务”的权力正当性问题。人有理性，要追问服从权威的正当理由才会自愿服从，动物无理性故无此问题。合法性是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叫“政道”，一切政治制度的建构设计都必须为合法性服务，即为“政道”服务，都是为了实现或证明合法性。政治制度的具体安排在中国古代叫“治道”。“政道”是目的，“治道”则是手段，如西方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民同意”是“政道”上的目的，是合法性，而三权分离制衡的制度安排则是“治道”上实现“主权在民”的手段。“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周全最完满的合法性，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和精神”，而西方民主政治只体现“民意一重合法性”，是一种不周全的只以人为中心的“民意一重独大”的合法性，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偏至精神”与近代以来的世俗化精神。此外，“王道政治”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都主张“任德不任力”，都主张不仅个人行为必须遵循超越神圣的三重道德——三重合法性，国家行为也必须遵循超越神圣的三重道德——三重合法性，所以，“王道政治”不仅是儒家的超越神圣理想，即王道理想，也是人类历史中具有超越神圣价值的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

 

（五）建中立极，理一分殊──建中立极，就是说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必须有一个最高的价值本源，在西方哲学上叫“本体”，佛教叫“一真法界”、“所知依”，道家叫“无”或者“自然”，“中”和“极”则是儒学所建立的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最高的价值本源，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有了这个最高的价值本源，才是一个合理的充满意义的人类世界与宇宙，因而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宇宙万物的存在才合理，才不会荒唐，人类的生存才能得到意义与价值上的安顿。但是，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又充满着多样性，又各各不同而相互区别，这样，虽然人类社会与宇宙万物在价值本源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理”，即“中”和“极”，但具体到每一个事物又有每一个事物各自的“理”，即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各自的规定性，使每一个事物与另外的事物区别开来，从而使我们对复杂多样的万事万物得以准确如实的认识了解与安排证成。这样，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既有统一的最高价值而得到合理的安顿，又有各自的具体价值不相混同而各证性命。这就叫“一多无碍，总别互摄”，是儒学“理一分殊”的思想，儒学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形容这一思想。按照“理一分殊”的思想，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既遵循统一价值又承认各别价值的社会，而按照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看法，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分殊”的社会，而不存在“价值统一”，即只有“分殊”而无“理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不能在更高的价值上相互沟通统一，即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等领域各自独立不能沟通，因而使现代性的社会不能为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建中立极”，即不能为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建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本源，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在本源上将无意义无价值而不合理（无理），人类生活陷入了无意义与荒唐。现代社会只有“分殊”而无“理一”，导致了“价值多元”，“价值多元”又必然导致“价值相对”（即墨子所说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没有一个统一普遍的价值“中”和“极”），而“价值相对”又必然会导致“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如果得不到解决又必然导致“价值虚无”，整个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不再有人类共同认同遵守的统一价值，人类和诣的生活将不再可能（因为人类生活必须有统一价值才能维系），世界处于“诸神之争”的永恒纷乱状态。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所谓“现代性”只有“分殊”而无“理一”，所以，儒学“建中立极，理一分殊”的思想对解决“现代性”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虚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在今天发扬光大。

 

（六）内圣外王，止于至善──前面解释夏大校训时讲到了“止于至善”，但所讲的角度不一样，这里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内圣外王，止于至善” 是儒学所推崇的人格理想，“内圣”是指个体生命上达天德，体认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外王”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成就了“博施广济”的事功，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按照王阳明先生对《大学》思想的解释，“内圣”就是“明明德”，“外王”就是“亲民”，“内圣外王合一”就是“止于至善”（达到最高的善）。阳明先生认为佛道两家人物只有“内圣”而无“外王”，即佛家只追求自己生命的涅盘无生，道家只追求自己生命的长生久视（梁漱溟先生言佛家怕生，道家怕死，儒家不怕生也不怕死，要看怎样生怎样死。），二家均不关心家国天下的治理与现世世界的福利；而法家、纵横家虽关心家国天下的治理与现世世界的福利，似乎合乎“外王”的要求，但道德败坏，人品卑污，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没有体认，更无特守，在为人做事中往往违背人类的普遍道德，所以，法家、纵横家达不到“内圣”的要求。从中国历史来看，只有儒家的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既体认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而成就了高尚的道德人格，同时又建立了“博施广济”的事功为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福利，即做到了“内圣外王”合一。所以，古代圣王“内圣外王”的人格典范历来都是中国人追求效法的榜样，是中国人最高最完满的人格理想。不管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内圣外王”仍然是中国人最高的人格理想。达到了“内圣外王”就是“古今完人”，就实现了“三不朽”的永恒生命（“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做到了其中一项就足以使生命达到永恒，实现生命的最高意义与价值。其中立德是内圣，立功立言是外王）。王阳明先生是效法古代圣王做到了“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古今完人”，现今贵州龙场阳明洞阳明祠堂有块“兼三不朽”匾，“三不朽”做到其中一项就可以不朽，而阳明先生三项都同时做到了，所以说阳明先生是“古今完人”。圣王虽往，“三不朽”的要求虽高，但圣王的典型还在，“三不朽”的理想还在，只要经过我们的努力，“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人格理想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七）不求来世，当下圆成──儒学有很强的宗教性，宗教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西方宗教学家蒂利希所说的“终极关怀”以及“终极福报”，即关怀人类宇宙的最高价值本源和个体生命的超越神圣意义以及生命最终的完善和回报。但是，儒学的这一“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与其它宗教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不同，具有当世性，即在人活着的当世来解决人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问题，而不像基督教、佛教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具有来世性，“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都放在来世解决，如基督教的拯救与做义人放在末世审判上帝之国来临时解决，佛教的出离（出离生死苦海）与改变生命的物质形态（天、人、畜生、饿鬼等）放在来世灵魂不死的六道轮回中解决。但是，在儒学的宗教观中虽有灵魂不死的信仰，但却缺乏基督教、佛教那样明确的来世救赎，所以人的生命的完善、生命意义的获得、人通过道德努力而得到的回报（福报），可以在当世得到解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的宗教关怀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求来世，而是在每日每时的当下生活中追求并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当下生活中达到生命的完善和回报。（实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就是回报、福报，就是“圆成”，比如儒家说的“当下成圣”。）

 

这一问题涉及到宗教学上讲的“德福不一致”问题：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未者必有德，而“德福不一致”会造成人心灵深度的焦虑不安，人无法在心灵深度焦虑不安中生活。怎么办呢？基督教通过灵魂不死的末世审判、佛教通过灵魂不死的因果报应把“德”“福”回报的时间拉长来解决，即通过灵魂来世的回报实现“福德一致”，化解心灵的不安与焦虑。而儒学不把“德”与“福”分开，而是把“福”纳入“德”中来解决“德福不一致”问题。因为虽然儒学认为人死有灵魂存在，但没有来世的救赎与果报，因而不会有来世的“福”，人的“福”就在当世，就存在于当世的“德”中，所以儒学认为“德”就是“福”，“福”就是“德”。比如，颜子是孔门德行第一，但早死，表面看有德无福，“德福不一致”，但颜子因德行第一“优入圣域”，成了圣人（复圣），进入孔庙配祀孔子，得到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祀奉膜拜，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这样，颜子没有通过来世的灵魂形态得到生命永生的“福”，而是因为今世道德修养的圣洁崇高“配祀”孔子得到了生命永生的“福”，即得到了道德生命的永生而非灵魂生命的永生。（依儒学，道德生命是形而上的无质碍的超越时空的天命之性，而灵魂生命则是形而下的有质碍的气之精者，故道德生命的永生才是真正超越绝对的永生，儒家士大夫追求的正是这种永生，尽管儒家不排斥“神道设教”意义上民众灵魂生命的永生。）此外，儒家还讲“三不朽”，只要在今世达到“三不朽”中的一项就永生不朽，不需要等到来世，当世就可以达到永生。所以，儒家的生命追求是“不求来世，当下圆成”，“圆成”就是生命获得了终极的意义与完满的价值，在今世达到了永生。

 

（八）历史末济，现世拯救──《易经》的最后一卦是“未济”，代表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这种儒学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永远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与机会，而不像基督教的历史观是“有济”的历史观，即整个人类历史是上帝的计划与安排，有一个创世纪的开始到最后上帝之国的来临，然后人类历史终结。正因为儒学认为历史不会终结，儒学认为对人类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拯救就在现世的历史之中来进行，而不是在历史之外的彼岸世界来进行。这样，人类历史向好的方面发展还是向坏的方面陷落，完全取决于人类的行为，即人类选择了善的行为，历史就有好的结果；人类选择了恶的行为，历史就有坏的结果。拯救历史的希望就寄托在人类现世的行为上。所以，儒学肯定人类在历史中有希望，不是在历史外有希望，这就是我常说的儒学肯定历史中有“向上一几”。而历史中的这“一几”（可能性）完全取决于人类行为的善恶，人类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所以，儒学认为人类只有努力改善今世的道德状态，才能创造出人类美善的历史与未来。而西方文化注重“来世拯救”或者说“彼岸拯救”，不承认历史中有“向上一几”，所以西方人认为社会不可能道德（尼布尔言道德的人不道生的社会），历史的动力是恶（亚当·斯密的人类私利、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等），是“恶”推动了社会与历史发展。但儒学认为历史中有善，社会是可能道德的，善与道德自古以来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历史之中是有希望的，关键在于人类选择了什么样的行为，即人类只有在现世的历史中自己拯救自己。

 

（九）保合太和，世界大同──儒学的最高理想就是天地宇宙的“太和”与人类世界的“大同”，“太和”就是最大的和谐，“大同”也是最大的和谐。但是，“太和”“大同”不是铁板一块的齐一（一模一样完全相同），而是在承认事物差别不同的基础上达到的和谐。《易经》说的“各正性命”又“保合太和”，《春秋经》说的“一统中的多元”，就是这种大和谐。和谐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一个充满冲突、矛盾、争斗、对抗的宇宙与世界是人类不堪居住的宇宙与世界，而且，也是一个注定要崩溃的宇宙与世界。因此，追求和谐不只是儒学的理想，也是人类共同的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说，追求天地宇宙的和谐（“太和”），是宗教的信仰，是人类超越心灵的企求；具体说来，追求天地宇宙的和谐（“太和”）则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今天生态学、环保学的最高理想。所以，儒学中具有深厚的生态学、环保学资源，今天应该吸取。此外，追求人类世界的和谐（“大同”），就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即《礼记·礼运》篇所追求的“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也就是《春秋经》所说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天德流行”的社会，因为“士君子之行”是符合道德的善行，有了符合道德的善行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世界。

 

人类还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人是一种希望的存在，没有希望人类的存在与历史将无意义，没有希望的生活是人类痛苦不堪的生活，所以人类注定要在历史中追求希望，实现理想。而反观动物，动物则是按自身的自然规律生活，不会追求希望，也不会去实现理想。所以，追求“太和”“大同”就是追求希望，儒学“太和”“大同”的理想为人类提供了希望，因而儒学就是为人类提供希望的学说，这是儒学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当今极端世俗化而缺乏理想的社会，在冷战结束后理性的乌托邦消亡的世界，人们麻痹在眼前短暂的物质欲望中丧失了生命的激情与意义的追求，不再有希望和理想。因此，儒学追求“太和”“大同”的希望，将激发起人们的生命激情与道德理想，将赋予人们平庸的现实生活以超越神圣的意义与价值。所以，“保合太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与希望既是儒学的重要特征，又是儒学改造世界的重大功能。

 

（十）自力立教，良知希望──按照中国人的划分，对人类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方式，一种叫“他力教”，一种叫“自力教”。“他力教”是通过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如基督教通过上帝的拯救、佛教净土宗通过佛的愿力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自力教”则是通过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如佛教禅宗通过明心见性的觉悟、儒家心性之学通过心性的修养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儒学的历史观中没有上帝的拯救，也不靠佛的愿力，不主张通过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主张通过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儒学不属“他力教”，而是“自力教”。那么，人靠什么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呢？靠人的良知。照王阳明先生的说法，良知就是天道天理，是人的心体性体，是人的明师天则，是人的道德本源。人类一切为善去恶的行为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人有良知，良知能够使人知是知非，推动人类去过“为善去恶”的道德的生活。虽然在现实中人的良知有时会被私欲障蔽，使人的良知不能呈现而做出不善的行为，就像有时乌云会遮蔽太阳使太阳的光芒不能照射出来一样。但是，私欲只能暂时障蔽良知，如乌云只能暂时遮蔽太阳，一旦云开雾散，良知冲破私欲的障蔽，人类行为又会由良知作主，人又会按照道德的本性生活。那么，良知是靠什么冲破私欲的障蔽呢？良知冲破私欲的障蔽不是靠良知之外的力量，如基督教所理解的靠上帝的力量，按照阳明学的说法是靠良知自身的力量，即靠“良知的自我振动”产生的动力促使“良知的自我觉醒”来呈现良知，也就是说，靠“良知自我振动与自我觉醒”产生的力量来冲破私欲的障蔽而实现“为善去恶”的道德生活。所以，儒家的良知学说是典型的“自力教”。因此，由于儒学中没有上帝拯救的“他力教”，人类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历史的善恶完全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而不寄托在任何外在的力量上。儒家相信，良知障蔽，人类就会出现恶的历史；良知呈现，人类就会出现善的历史。所以我们说，没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良知才是拯救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与唯一力量。

 

 

儒学不仅具有高深超越的学理，同时又是入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功用，所以历史上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用称为“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用表现在儒学成功地解决中国人的生命、社会、政治诸多问题上。在今天，中国人在生命、社会、政治诸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儒学才能解决。下面，就从几个最主要的方面来进行论述。(与《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一文同，略。)

 

 

以上我们讲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以及儒学在解决当今中国问题上的功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博大精深的价值内涵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深远功用。因此，当今中国在文化上的当务之急就成了复兴儒学与弘扬儒学问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在此，我谨与在座的同学和老师们共勉。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徐国栋教授：我觉得这场报告的信息量非常大，很精彩。对我个人来讲，我对厦门大学的校训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要求很高，要把个人的事业融入到社会事业中去为社会做贡献。我觉得我们很多厦大的校友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理想，尤其表现为对母校的热爱和回报。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蒋先生表示感谢。（热烈掌声）

 

   （本文载《大家的声音——深圳读书论坛演讲录》一书，2005年10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