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天开还是当仁不让？

——与葛兆光先生商榷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西元2017年7月14日

日前，葛兆光先生发表了长文《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对大陆新儒家进行了毫不客气的点评。葛先生是做思想史研究的，对相关文本的研读非常细致，可见为了写作此文花了很大的工夫。

但文本的细读不等于准确的意思领会，尤其是当阅读者已经带有自己先入为主的价值立场的时候。从文章可以看出，葛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西方普世价值的信徒。这也就能够理解，当大陆新儒家“拒斥西方、排斥异端”，批评自由、民主、人权学说的时候，葛先生是何等地痛心疾首。

这种不可避免的情感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历史学者的冷静判断和学术上的价值中立。所以葛先生此文其实并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研究论文，而是处处体现着价值分歧的政论文章。

职是之故，本文无意在细节处与葛先生辩难（因为基于价值分歧所造成的误解实在太多），只想指出这种根本的分歧所在。

历史学者长于资料收集，但他们的知识短板恰恰在于理论思辨。除了怅然若失的哀叹之外，从葛文中我们看不到有深度的诸神之争的理论交锋。也许葛先生认为普世价值早已不证自明，无需再进行学理辩护。

正是昧于自己陈旧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一点上，葛先生与港台新儒家是同路人），加上身在此山中，使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葛先生对于这场大陆新儒家借助传统经学义理反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历史转折点事件的思想史意义缺乏了起码的敏感性。

换言之，随着现代性弊端的慢慢显现和中西方古典学的复兴，现代普世价值早已左支右绌、漏洞百出，它的理论破产是迟早的事。就学术无禁区而言，从学理上反思自由民主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更不是要开历史的倒车，而是要为人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出路。

葛先生作为旧信仰的坚定维护者，和港台新儒家一样，早已习惯了把儒学定位在现代社会之精神俘虏的角色上，已经out了。正是在他们不思不虑、看似坚定不移的地方，大陆新儒家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开启了新时代的思想曙光。旧世界的终点，也正是新世界的起点。

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只是历史的研究者，而后者则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学家无力反思的地方，并不等于思想家同样无力突破。越是伟大的思想越是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作为先知先觉者不被理解乃是常态。思想家在乎的是思想的尖锐与深刻，这就需要研究者不仅要广泛地占有文本材料，还要具备接近高度的慧解领悟能力，否则只是死于句下的文字考订而已。

西谚说“仆人眼里无英雄”，而我们现代的历史学者恰恰最喜欢安于做一个吹毛求疵的仆人，致力于解构历史的伟大，在一堆鸡零狗碎的历史瓦砾中，满足着自己的好奇心和拒绝崇高的虚无感。

历史学者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用小人之心去揣度历史。于是在葛先生看来，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就是邀君希宠、攀附权力。这种诛心之论具有高度概括、简便归纳的好处，但往往臆想的成分多，实证的资料少，很容易掩盖问题的精微之处。

比如中共与大陆新儒家同样反对西方普世价值，但其学理基础却完全不同。中共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反对的只是西方的假自由、假民主，自信社会主义才是真自由、真民主。这不过是现代普世价值笼罩下左手对右手的反对罢了。

大陆新儒家则完全跳脱出现代普世价值的藩篱，以古典反思现代，无所谓真假，即便真自由、真民主同样问题多多，价值上不可欲。由此可见，大陆新儒家与中共虽然表象看似一致，但在价值诉求上并不完全是同路人。葛文有意无意将两种反对混淆，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

如果把百年来儒学的兴衰比作抗战的话，清末的废科举、民初的废经学可谓九一八事变，五四新文化的彻底反传统则升级为七七事变。从民国到港台的新儒家正处于战略防御与相持阶段，以政治儒学为标帜的大陆新儒家则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

大陆新儒家在学术上确实曾经受惠于港台新儒学，但值此儒学战略反攻之际，正要当仁不让于师，岂能再以老眼光、老思维裹足不前？

准确地说，大陆新儒家的志向不是异想天开，毋宁是开物成务、参天赞地，这才是儒家没有被现代性阉割过的健康心态。

（首发于多维新闻网2017年7月13日，标题改为《大陆新儒家为何反对西方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