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专访之十二】

【独家】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

受访人简介：蒋庆，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民间书院阳明精舍山长。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儒学的时代价值》《再论政治儒学》《广论政治儒学》《政治儒学默想录》等。主编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采访人：任重（ 主编）

受访时间：2017年6月5日

【提要】

◆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

◆近代以来的“去经学化”逆流，最终导致中国沦为一个“无特定文明”的国家

◆经学永远是儒学历尽劫难后浴火重生的生命源头

◆对如实地理解经学乃至整个儒学而言，信仰是先决条件

◆儒学在本质上是生命体认之学，而不是理性概念之学

◆“以儒学解释儒学”，而不是“以哲学解释儒学”

【正文】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走向现代的儒学》，文中杨教授认为：

“时下，常常可以看到某种回归经学、将儒学研究经学化的倾向，这种趋向无疑值得加以思考。历史地看，经学的基本前提是以儒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或真理系统。在经学的传统中，对于作为经典的儒学文献，往往只能解释，不能批评。在此，经学即被视为思想的正统，其义理不允许有任何异议。经学的立场往往导致儒学的独断化、权威化。历史上，独断化、权威化曾使儒学失去了内在生命力，如果现在依然回归经学、以儒学为正统或以儒学为本位，同样也将使儒学本身失去生机。从以上方面看，今天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儒学的重新经学化，而是经学的立场往往导致儒学的独断化、权威化。历史上，独断化、权威化曾使儒学失去了内在生命力。”

对杨国荣教授这一论述，您怎么看？

蒋庆：杨教授提出的问题，首先涉及到经学的本质问题，其次涉及到经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最后才能如实地对回归经学的问题与儒学研究经学化的问题进行评判。

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

在我看来，经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学问，也不是单纯教学意义上的国学分科，经学作为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蕴涵着中国无数古圣先贤历史地确立的中国人必须普遍遵循的根本价值观。

所谓“经”，就是“常道”，即普遍永恒的价值，故古人所说的“道”，就是今人所说的价值观，只是古人所说的“道”比今人所说的价值观更具有超越性与神圣性罢了。

具体来说，经学所体现的“道”，存在于中国古圣王（包括孔子）所确立的儒教经典中，而所谓经典，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漫长历史所确立的文明载体。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与国家漫长历史所确立的经典已经先在地规定了这一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特性，如果离开了经典，这一民族与国家就丧失了其固有的文明性质，就不再是一个文明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也就成了一个人类文明格局中的“无教民族”与“无教国家”，即处于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上“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

因此，所谓“经学”，就是规定一个民族与国家根本文明特性之学，即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根本文明特性只能通过“经学”体现出来；也就是说，离开了“经学”，就截断了中国人及其国家的根本文明特性之学，因而也就使中国人及其国家丧失了其固有的文明特性。

一句话，中国人及其国家的根本文明特性必须也只能通过“经学”来贞定与体现。极而言之，没有了“经学”，也就没有了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人及中国。而所谓“经学”，正是通过其根本价值观——“常道”——来贞定与体现中国人及其国家的根本文明特性的。

明乎此，我们就清楚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了。

在我看来，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中国历史上所有儒学及其流派都产生于经学，班固谓诸子乃“六经之支与流裔”， 马一浮谓中国一切学术皆出于“六艺”，即是此意，更不用说诸子中的儒学一门以经学为基础而起源于经学了。

因此，即便是超迈千古，以良知之是非为是非的阳明子，在龙场悟道后仍不能完全以良知为归止，仍要寻找经学上的依据，否则心中不踏实，其所悟的“良知之学”很可能是“禅学”而非儒学。

鉴于此，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写了《五经臆说》一文，指出《五经》的文字不可弃，犹如得鱼必须靠筌，离开《五经》之筌，终不可得鱼，即终不可得道，从而说明自己所悟的“良知之学”是儒学而非“禅学”，因为“良知之学”得之于作为筌的《五经》，是以《五经》作为其义理基础的。

由此可见，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没有离开经学的儒学，离开了经学，不以儒学的根本义理为基础，就不再是儒学了。

知道了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我们就可以如实地对回归经学与儒学研究的经学化倾向进行评判了。

在我看来，当前儒学界出现回归经学与儒学研究经学化的倾向，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大好事，其对未来中国儒学的复兴与儒家文化的重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近代以来的“去经学化”逆流，最终导致中国沦为一个“无特定文明”的国家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在涉及到经学时，存在一个巨大的逆流，就是在一切学术中“去经学化”。

首先，将“经学西方学科化”，即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打散经学的四部立体架构，将经学内容分属于不同的西方学科，即《诗》入文学系，《书》入考古学系，《礼》入民俗学系，《易》入哲学系（子部中的儒学亦入哲学系），《春秋》入历史学系等。如此，经学不再是高于其他学科的“常道之学”，丧失了立体统一的指导性价值基础，不再具有自己独立的学问体系与目录架构。从表面上看，经学被西方学科收容而得以零散地保存，但实际上从此经学被肢解，沦落为在西方学科内借以栖身残喘而无家可归的“流浪之学”。

其次，将“经学史学化”，即章太炎之流以古文经反对今文经，认为经学不过是史学而已，并无所谓“微言大义”与“万世法”；章太炎之流又将“经学子学化”，即通过将“孔子诸子化”来降低经学的地位，消解了经学的神圣性从而解构了经学。

再次，将“经学材料化”，如新派人物郭沫若等，为了接受西方的某种流行理论，肢解《五经》的经文与传统解释，在《五经》中随意寻找符合某种西方流行理论的零散材料，以证明某种西方理论的正确性与适应性，能对中国历史进行合乎某种西方理论的所谓科学解释。

再就是古史辨派，为了颠覆整个中国文明，不惜彻底否定中国的经学与经学史，认为经学不过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累层地编造的虚假把戏，既无真实性也无神圣性，从而将“经学虚无化”，自此研究经学遂成为某些古史专家获取名誉地位的智力游戏。

除此之外，近代中国还有很多“去经学化”的逆流，比如胡适研究《诗经》，认为《诗经》根本不是“经”，因为《诗经》没有任何经学上所说的神圣性，只是一些世俗的民间歌谣而已。又比如周予同研究经学，目的是要揭开经学的画皮，让人们能看到经学的狰狞面目。近代中国这类例子太多，此处不胜枚举。

总之，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在一切学术中“去经学化”，经学遂被完全逐出中国的学术领域，几千年来崇高神圣的经学在中国已不复存在，结果导致了由“经学”所贞定的中华文明的式微断绝，“经学”所体现的“常道”——中国人的根本价值观——已不再能规范中国人的心灵，中国遂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独特的“无经之国”。

然而，“经”是“教”的基础，“教”是一个具有特定文明属性的文明体，“无经”即意味着“无教”，“无教”即意味着“无特定文明”，故近代以来的“去经学化”逆流，最终导致中国沦为一个“无特定文明”——华夏文明——的国家。

经学永远是儒学历尽劫难后浴火重生的生命源头

明乎此，现在中国出现的回归经学与儒学研究经学化的倾向，即意味着中国的学术开始回归中国自身的文明本源，学者们开始拥抱中国华夏文明的历史原点。

我相信，只要经过儒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完全可以截断中国近代以来“去经学化”的狂悖逆流，逐渐抚平经学的创伤，精心培养经学的元气，力争形成适应当今中国需要的“新经学”。

夫如是，才能最终使中国在未来成为具有特定文明属性的“有教”“有经”“有道”的正常的文明国家，而不是永远迷失在文明精神分裂的状态。

（图片说明：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经学研究》创刊号《经学的新开展》，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出版）

因此，现在中国出现的回归经学与儒学研究的经学化倾向，说明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正处在复兴的关键时刻，故我们理应积极响应而参与其中，为中华文明的回归与重建作出我们的努力，而不能像杨教授那样仍然陷于“五四迷思”，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去经学化”逆流进行深入反省，而是继续像“五四”人物那样认定经学会导致儒学的独断化、权威化而拒斥经学。

我认为，虽然中国一百多年来“去经学化”的浪潮澎湃汹涌，但并没有彻底断灭经学的生命力，现在中国出现了回归经学的强大势头，这说明中国的儒学复兴与儒学研究扭转了中国百年来“去经学化”的逆流，顽强地开始回归中国文明的原点，即开始重新寻找中国文明的自性。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回归经学是当代中国儒学研究中文明自信的体现，即回归经学是以中国固有之经为经，而非以他经为经。同时，回归经学也是儒学经过百年摧残后，在近十年来的复兴中儒学界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就义理说义理，而是在经学中寻求儒学义理的经典基础与价值源头，这正是儒学走向成熟的体现，而不是儒学出现问题的征兆——像杨教授所认为的那样。

另外，回归经学并非如杨教授所言会使“儒学失去内在生命力”，恰恰相反，回归经学意味着儒学在遭受百年打压后今天又奇迹般地爆发出顽强的内在生命力，即儒学开始通过顽强地回归中华文明的经典源头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经学的存在使儒学孕育着异常强大的内在生命力，经学永远是儒学历尽劫难后浴火重生的生命源头。

对如实地理解经学乃至整个儒学而言，信仰是先决条件

：杨国荣教授还认为：

“对待儒学的开放态度，具体展现于情感认同和理性把握的互动。情感认同和理性把握关乎前面所说的价值立场与理性认知，一方面，在对待传统儒学的问题上，总是涉及情感上的认同，后者既表现为对以往文化成果的敬意，也与价值取向上的正面肯定相关;另一方面，对儒学又需要加以理性的把握。情感认同和理性把握的统一，可以视为对儒学作合理把握的观念前提。仅仅侧重情感认同，往往可能重新导向经学意义上的卫道意识，现代新儒家在某种意义上便展现了如上趋向;仅仅强调理性认知，则容易将儒学仅仅看作认知意义上的对象，而忽视其内在的价值意义。可以看到，扬弃经学立场与注重情感认同和理性把握的统一，构成了儒学理解过程的相关方面。”

对这一论述，您怎么看？

蒋庆：杨教授所说的情感认同和理性把握的互动，即是价值立场与理性认知的统一，杨教授希望通过价值立场与理性认知的统一，来扬弃经学立场，即拒斥经学意义上的卫道意识。这一问题涉及到上述问题，上面已言，经学是儒学的基础，离开经学就不可能有儒学，而对待经学不像对待其他理性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理性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无须先在地涉及情感认同与价值立场，而对待经学则必须先在地涉及情感认同与价值立场。

这是因为，经学是中国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的中国人的学问，中国人对圣贤传承下来的属于自己的学问当然会发乎情地首先产生情感认同。另外，经学的义理基础是“道”，即是涉及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价值，这种“道”的价值具有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与永恒性，是理性认知所不能把握的，如《诗》《书》之上帝、《礼》之魂魄、《易》之太极、《春秋》之天人感应以及朱子之性理与阳明之良知，都不是理性认知所能把握的，必须靠建立在信仰上的证悟才能把握，而信仰上的证悟就涉及到杨教授所说的情感认同与价值立场。

是故，对如实地理解经学乃至整个儒学而言，信仰是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对经学乃至整个儒学产生信仰，就不可能获得对经学乃至整个儒学中超越、神圣、神秘与永恒之“道”的证悟，用今天的话说，即不能对经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根本价值如实地理解（所谓证悟，就是如实地对“道”进行“冥符真极”的理解）。

其实，杨教授所说的情感认同与价值立场就是信仰。因此，在对待经学及儒学的问题上，以及在如实理解经学及儒学的问题上，不应该是价值立场（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理性把握）的统一，而是价值立场（情感认同）优先，即在价值立场（情感认同）处于优先地位的前提下，理性认知（理性把握）才能如实地理解经学及儒学。

因此，在如实理解经学及儒学的问题上，应该以信仰统摄理性，以价值指导认知，而不是信仰与理性平列，也不是价值与认知统一，因为儒学不是理性之学与知识之学，而是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而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必须以信仰与价值为首出才能获得如实的理解，即必须价值立场与情感认同优先才能获得如实的理解。这，正是如实理解经学及儒学的不二法门。

是故，没有必要在信仰与理性、价值与认知之间寻求平衡，因为信仰与理性、价值与认知永远都会处在对立冲突状态，希望二者达到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硬要努力为之，除了在如实理解经学及儒学上徒增滋扰外，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

：有人认为，杨国荣教授文章暗含的预设是将儒学归属于哲学，您怎么看待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儒学在本质上是生命体认之学，而不是理性概念之学

蒋庆：中国文明的学术传统中没有哲学，因而中国儒学的学问体系中也没有哲学，哲学是希腊文明学术传统中的产物，是所谓纯粹追求智力的“爱智之学”，而非如儒学是“价值之学”。

在现在的中国，儒学的教学与研究多归入哲学系，可谓不伦不类，这显然是蔡元培肢解中国四部学术架构后的产物，这一流弊一直沿用至今。

当然，哲学在古希腊文明中尚有某些非理性的色彩，如柏拉图的哲学，但在西方近代以来，哲学大多理性化，具有了纯粹理性的色彩，演变成了所谓“理性哲学”。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受西方学术的影响非常巨大，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学界所说的哲学基本上是指这种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哲学基本上成了理性的代名词。

前面已言，儒学在本质上是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理性在理解儒学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限制，不能进入到儒学的义理之中如实地理解儒学，形象地说，理性在理解儒学的功效上只能走到儒学的门口，而不能进入儒学的堂奥，即不能见到儒学堂奥中的百官之富、宗庙之美。

因此，建立在理性上的哲学，也只能走到儒学的门口而不能深入到儒学的堂奥如实地理解儒学。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与哲学是不相应的，通过哲学是不能了解儒学的。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老师楠本正继作为留学德国的康德专家，晚年觉悟到通过西方的哲学是不能真正了解儒学的，因为儒学在本质上是生命体认之学，而不是理性概念之学，即不是所谓哲学。

当然，退一步说，也不必完全否定哲学在理解儒学上具有某种功用，哪怕是很有限的功用。

我们知道，儒学的根本精神是超越永恒之道，但在儒学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儒学形成了文字，变成了知识，对作为文字知识的儒学而言，哲学的理性精神或许是有益的，因为哲学长于理性，理性可以对固化了的文字知识进行批判性思考，会尽可能排除知识性错误，让儒学之道在无蔽状态下显现出来。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要充分牢记哲学在理解儒学上的有限性，因为儒学之道在本源处是“价值之学”而非“知识之学”，“价值之学”是理性不及的，即是哲学不及的。

另外，在儒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高度警惕哲学可能对儒学的解构性破坏。

我们知道，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一种反思性的学问，而反思性的学问是建立在理性的无穷追问与不断怀疑上的。

所谓理性反思，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理性的批判考量，即进行理性的追问怀疑，然后通过个体的自主理性作出自由的选择。因此，理性反思对现存的传统、习俗、道德、宗教都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与解构性，当初苏格拉㡳说没有反思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无疑直接威胁到了当时希腊的传统习俗与道德宗教。

因为对大众而言，传统习俗与道德宗教只能遵守信奉，不能批判反思，因为批判反思无穷的追问必然导致不断的怀疑，而不断的怀疑必然导致道德价值与宗教信念的破灭，最后必然造成对传统习俗与道德宗教的解构性破坏。

而在西方传统中，哲学扮演的都是这种批判反思的角色，起着破坏传统道德宗教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哲学具有的理性反思精神注定哲学要与传统的道德宗教处于长期甚至永久的对立冲突与紧张排斥中，施特劳斯已指出了这一问题实际上将永远处于无解状态，任何调和的努力都没有用。

具体到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的习俗礼法之学与道德宗教之学，具有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与永恒性，即是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常道”。对这一“常道”，哲学的理性反思与批判精神无疑对其所具有的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与永恒性存在着巨大的威胁，因为哲学不断的追问与怀疑必然会对儒学的义理系统造成解构性的破坏，最终会消解儒学所具有的超越、神圣、神秘与永恒的特性。

因此，在对待儒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要严格划定哲学的边界，或可权且运用哲学的理性批判之长处理儒学的知识性问题，同时又要严防其反思精神可能对儒学义理造成的解构性破坏。

“以儒学解释儒学”，而不是“以哲学解释儒学”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西方哲学未传入中国前，儒学内部也存在着自我批判与理性反思的能力，也在不断地通过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与理性反思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从而完善儒学自身的义理系统。

因此，为了“以儒学解释儒学”，即为了守住儒学的文化特性，在儒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严格划分儒学与哲学的畛域，使儒学与哲学自住自位，各守分际，各自按照自己传统的定位与定性来运思。

这样，既可使哲学回归哲学，守住哲学的西方文化特性，又能避免以西方哲学来解释与建构中国儒学（这是百年来中国学术上“以西解中”的儒学歧出传统），进而建立起“以中解中”的“中国儒学”。

尽管百年来中国儒学已被西方哲学殖民化，但摆脱西方哲学对中国儒学的殖民，把儒学从西方哲学一统天下的霸道解释中解放出来，应该是当今中国儒学界努力追求的目标。

前面所说的以哲学作为知识性儒学的“增上缘”而有其功用，现在看来最多也只能视为当今儒学研究的“权法”，而儒学研究的“究竟法”，只能是“以儒学解释儒学”，而不是“以哲学解释儒学”。

                                  丁酉夏芒种蒋庆受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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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吹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