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公羊学异义

作者：黄开国

来源：《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年三月廿四日丁丑

            耶稣2017年4月20日

作者简介：黄开国(1952-)，男，四川大英人，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儒学、经学研究，四川成都610068

内容提要：公羊学自汉代以来，被历代公羊学家所不断发挥，但其中多有异义。如关于公羊学形成过程中有哪些先师，《公羊传》是否为公羊氏一家之学，董仲舒有无王鲁说，何休以周历解王正月是否正确，庄存与是否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龚自珍、魏源是否有以经议政等，通过列举了较为重要的十一个异义，并对其中一些异义作出了解答。

关键词：公羊学/历代/异义

【正文】

笔者在二十余年的研究春秋公羊学中，发现历代在与春秋公羊学相关的人物史料、理论解读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异义，其中一些异义事关春秋公羊学的基本理念，现予以罗列，以就教于各位。

一、《公羊传》源出七十子中的子夏、曾子诸人

《公羊传》的最初源头，《孝经·钩命决》、东汉的戴宏的《序》、何休的解诂《春秋公羊》也以《公羊传》源自子夏，可证《公羊传》出于子夏可能是东汉春秋公羊学的共同看法，后来成为经学界的流行观点。

但元代的郝经三传皆本于曾子的说法，对春秋公羊学出于子夏提出异义。郝经认为，子夏独传孔子《春秋》以授公羊高，不可相信。《公羊传》记载了多位先师，却没有一次引及子夏，若子夏为传公羊传之源，不可能一次都无子夏的记载。郝经的这一辩驳有一定说服力。他还进一步指出，子夏说出于纬书，为谶纬之说，根本不值得相信。《公羊传》无子夏的记述，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并不能以此否定子夏对《春秋》的传授。

进而，郝经提出的三传皆本于曾子之说，依据是《公羊传》五次引及鲁子，而鲁子乃是曾子的传抄之误。《公羊传》不是五次，而是六次引及鲁子，鲁子无疑是《公羊传》称引最多的人物。但是，在《论语》、《孟子》等典籍中，皆无鲁子的记载，而《论语》、《孟子》中曾子被数次言及，所以，郝经怀疑此鲁子当指曾子。而曾子被误为鲁子，是因二字字形相近。但是，误曾为鲁的可能性不大，非郝经所说的以鱼为鲁之误可比。同时，一处出错有可能，六处皆错则不大可能，尤其是曾子为七十子中的著名人物，若非《公羊传》所记确是鲁子，出现六处以不知名的鲁子误代曾子，这是难以想象的。郝经的论证虽然不一定能够成立，但是，曾子确与《春秋》有一定关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1]363

纬书说只传子夏，郝经说出于曾子，而无关子夏，都是片面之词。仅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俞序》来看，孔子弟子除了子夏、曾子外，还有子贡、闵子骞、公肩子与《春秋》有关：“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1]356所以，在七十子中传《春秋》者非一，至少有子夏、曾子、子贡、闵子骞、公肩子数人，而《春秋繁露·俞序》提到的七十子的弟子中世硕也是《春秋公羊》的重要传人。司马迁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2]由此可见，先秦传《春秋》者除董仲舒所说七十子及其后学外，后来还有孟子、荀子、韩非、公孙固等人及其弟子的一大批人才。不能将春秋公羊学在先秦的传承仅仅局限于子夏、曾子等个人。

二、《公羊传》是齐学先师的成果

《公羊传》关于先师、师友的记载共有15条。《公羊传》所记先师有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诸人，但不及子夏、曾子，而《春秋繁露》所记《春秋》先师，则有子夏、曾子、子贡、闵子、公肩子、世子、子池、子石诸人，除世子即世硕，子池不详，子石尚有争议外[1]364，子夏、曾子、子贡、闵子、公肩子都是七十子中的人物。

这些《春秋公羊》齐学先师，朱彝尊认为可能同为子夏的弟子。[3]但是，从子夏到公羊寿约三百五十年的时间，其间所记的《春秋公羊》先师不可能是同一辈，这些先师之间可能存在辈分的不同，但《公羊传》中虽有子公羊子等公羊先师记载，但却无传承世系的说明。《公羊传》的传授序列，最早出于东汉的戴宏，何休《解诂》也据以为说，《公羊传》的传承就变成了公羊高至公羊寿是父子间的五代相授，此说存在明显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已经指出《公羊传》并非尽出公羊子。晚清的崔适在《春秋复始·序证》卷一，也怀疑《公羊传》出于公羊氏一家之说。疑古派的健将钱玄同更认为“是东汉人所臆造”[4]。徐复观也认为戴宏的公羊传承是“凭空”杜撰[5]。但戴宏为什么要造出以公羊氏系的传承世系，崔适与徐复观都无说明。

这与《公羊传》的命名有密切关系。《公羊传》的得名始于公羊寿与胡毋生的著为竹帛，公羊寿与胡毋生有师生关系，胡毋生尊其师，而起名为《公羊传》。但是，《公羊传》并不是公羊氏的家学相传，而是战国《春秋》齐学的传本。在战国时的齐地甚至齐地以外所有治《春秋》齐学的人，都是战国《春秋》齐学的传人，子公羊子只是传人之一，有幸的是西汉初年传《春秋》齐学的公羊子有弟子胡毋生，胡毋生又有幸做了博士，得以将齐学所传《春秋》正式著为竹帛，而取名《公羊传》。但是，《公羊传》并不是公羊氏一家之学，而是《春秋》齐学的成果，是公羊子、北宫子、沈子等先师一起创造出来的。本来如齐学的《齐诗》、《齐论语》一样，应该取名《齐春秋》，但是，因公羊寿之故而取名《公羊传》，这就造成了名实不符的情况，容易使人据其名而视为公羊氏一家之学，不知其为《春秋》齐学之实的误解，戴宏正是出于这样的误解，才造出了《春秋公羊》的传授世系。所以，不能将《公羊传》视为公羊氏的一家之学，而要看成《春秋》中的齐学著述，是战国齐学儒生在《春秋》上的共同成果，正确的命名应当如《齐诗》、《齐论语》一样，称之为《齐春秋》。

三、董仲舒的生卒年

《史记》、《汉书》没有明确地说明董仲舒的生卒年，后人依据二书关于董仲舒的记载，而作出各种判断。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所附的《董子年表》，以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为年表的开始，以董仲舒的卒年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尽管苏舆说得很清楚，董仲舒的生卒年月无可考，只能确定生于汉景帝之前，卒于汉武帝之时，但一般人都据此认为董仲舒的生卒年在公元前179年至104年。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卷六以董之卒年为公元前118-114年之间[6]；李威熊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推断仲舒大概生于高后朝(公元前187-180年)”，卒于公元前118-114年)[7]；华友根先生的《董仲舒思想研究》第一章认为，董仲舒的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190年至115年，这些说法都以董仲舒的年龄在70余岁。钟肇鹏先生在《董子生卒年考》中认为，董仲舒的生卒年在公元前194年至114年，年龄在80岁左右[1]1124；王永祥先生的《董仲舒评传》认为，董仲舒的生年在公元前192年，卒年在公元前106年至104年之间，年龄80余岁。周桂钿先生的《董学探微》认为董仲舒的生年在公元前200年-198年，卒年在公元前107年以后，年龄有90余岁。[8]美国康涅狄格学院桂思卓的博士论文《From Chronicle to Canon》①第二章，也认为董仲舒年龄有90余岁，将董仲舒的生卒年定在公元前196年至105年。这些关于董仲舒年龄的说法之间相差二十来年，其中生年最早在公元前200年，最晚在公元前187年，相差13年；其卒年最早在公元前114年，最晚在公元前104年，相差10年，但都有一定的证据支持。但都未为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辨。

四、董仲舒有无王鲁说

董仲舒曾根据三统说，对《春秋》新王的三统指出说明，这就是绌夏、亲周、故宋。就《春秋》新王改制的方式言，则是董仲舒的王鲁之说。而对董仲舒是否有王鲁说，是有异义的。陈恩林教授在《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一文中认为，王鲁为董仲舒的误读。王鲁应作“主鲁”，是说孔子修《春秋》以鲁为主，即《史记·孔子世家》说的据鲁：“(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其实，并不存在所谓董仲舒的误读。司马迁在《史记》称三代，是就夏、商、周而言，而绝没有以鲁与商、周为三代之说。鲁为周的诸侯国，不可以与夏、商并称三代，若据鲁为以鲁为主，就绝不可能与亲周、故宋形成所谓运之三代，这与司马迁的三代之说是不合的，司马迁也绝不可能犯以鲁与周、宋并称三代这样的错误。司马迁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有深切的体悟，此处的据鲁就是董仲舒的缘鲁以言王义，即以《春秋》当新王，在此意义上，据鲁与故宋、亲周，才形成了新王与周、宋的新三统，在此意义上就可以说运之三代。正是在王鲁的含义上，司马迁才会将据鲁、故宋、亲周三者并列，若直言三代，就用不着在宋、周的前面加上故、亲的修饰语，也只有在王鲁的意义上，故宋、亲周的故、亲之义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所以，并不存在所谓董仲舒的“误读”“王鲁”，更不能证明董仲舒没有王鲁说。司马迁的春秋公羊学出自董仲舒，用司马迁之说来证董仲舒之误，似乎也是一种不合事理的倒置之论。

《春秋繁露》也可证董仲舒确有王鲁说。《三代改制质文》不仅明确讲到王鲁：“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奉本》与《俞序》等也有王鲁之义，只是说法不同。在《奉本》中称之为“缘鲁以言王义。”[1]639在《俞序》中，也两次提到孔子著《春秋》，因行事加王心，也就是缘鲁以言王义，都是说孔子著《春秋》，借鲁史以寄托改制的王法，这正是对王鲁说的发明。

五、董仲舒贵元重始

董仲舒的贵元重始之说是通过对《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解释，而发挥出来的。《公羊传》解释《春秋》的这几个字，提出了以文王之正为理想的大一统，董仲舒将对这几个字的解释，不再仅仅以大一统为说，同时提出了贵元重始说。贵元重始说，也是对王道的探索，但与奉天法古不同，贵元重始说是探究王道的开端，以保证王道在一开始就得以正确地贯彻，而不至发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

董仲舒贵元重始说最重要的概念是“元”。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关系到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诸多问题的认识。徐复观认为元是元气，具有根源之义[9]；金春峰也认为元是元气[10]；蒋庆先生元是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11]；冯友兰认为：“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种物质性的实体。即使把‘元’解释成‘元气’，而这个‘元气’也定是有意识和道德性质的东西。”[12]75并以为“董仲舒所说的‘元’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天’”[12]74。周桂钿否认元为元气说，但认为元是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而将董氏哲学说成是“元一元论”[8]38，还有人将元说成是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是至上神[13]。这些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将元视为一个哲学观念，或认为元就是天，或认为元是较之于天更根本的最高范畴。

其实，董仲舒所说的元绝不是一个哲学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他所说的元，是指元年之元，也就是君主年号顺序的第一、开始之意，而不是将元像天那样，视为有意志的至上神，具有对万物的决定作用。董仲舒有人副天数之说，有天为人之曾祖父，天生人有贪仁之性，君主为天子等说，而在元与人的关系上，董仲舒绝没有类似的说法。但是，由于董仲舒特别看重元年对王道的初始意义，所以，对元作出了极尽夸大的论说，而使人们发生了误解，出现了许多人将元视为比天更高的范畴的认识。

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董仲舒是第一个对元作出深入发挥，并赋予极其丰富政治含义的经学家。董仲舒以始训元无疑有开始、起始、开端的时间含义，但始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有确定含义的始，这就是王道之始。他认为孔子改一年为元年的所谓“始”，不过是重视王道之始，这是董仲舒的以“始”训元的最根本内涵。这说明董仲舒关于“元”的观念，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不是讲宇宙论、本体论的问题。

六、疑窦丛生的何休生平

关于何休的生平事迹，《后汉书》的《张曹郑列传》、《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吴延史卢赵列传》、《儒林列传下》中都有言及。对照《后汉书》关于何休的这些零星记载，就会发现其中多相互矛盾，不值得完全相信。清代王先谦注《后汉书》，已经就何休闭门著述17年提出疑问，孟祥才也就何休卒年提出质疑，但极为简略，且有误说之处。

第一，关于何休的生卒年。《儒林传》所载何休卒年是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而党锢最终解禁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就是说何休去世于党锢最终解禁之前2年。但何休的卒年绝不是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而是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党锢最终解禁之后。孟祥才根据党锢最终解禁后，何休出来先后任司空掾、议郎、谏议大夫的经历“可能是四五年时间”，而推断何休的卒年当在中平五年，是范晔将中平五年误作光和五年。中平五年为公元188年，但孟祥才先生的误作公元185年。[14]这一推测较《后汉书》的记载更为可信。若何休的卒年在中平五年，何休的生卒年当为公元135年到188年，而不是公元129年至182年。

第二，关于何休闭门著述17年成《公羊解诂》，前人早有所怀疑。何休是在第二次党锢时受到禁锢的，从第二次党锢发生的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算起，17年后也应该是公元184年，为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党锢最终解禁之年。闭门著述，加之被党锢，何休是不可能出来做官的，何休被司空征召，若在闭门著述17年之后，只能在公元184年的党锢最终解禁之后，但《儒林传》说何休的卒年是公元182年。若肯定《儒林传》关于何休卒年是公元182年，何休被废锢后就不可能有17年的时间闭门著述。徐彦在疏《公羊春秋解诂序》时，可能就发现了闭门著述17年说有可疑之处，而只说何休精学17年。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以《儒林传》所载何休卒年为基点，则否定闭门著述17年。若肯定何休的卒年在党锢最终解禁并为官后的几年，从何休被禁锢的公元168年到184年的党锢最终解禁，正好是17年时间，故闭门著述17年是有可能的，不可轻易否定。

第三，《儒林传》说党锢最终解禁后何休被辟司徒，而今存《公羊解诂》，何休自称为“汉司空掾”，而不是司徒掾，据此可以肯定何休做过司空掾。一般而言，一个人不可能被司空、司徒同时所辟，何休自称司空掾，可以肯定的是何休党锢最终解禁后出来做过司空掾，而不是《儒林传》说的司徒掾。

此外，《后汉书·史弼传》还记载，在议郎任上，何休曾积极地推荐清廉正直的史弼为相，而得罪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宦官侯览等人。[15]这一记载也存在时间的误差，据史弼于“光和(公元178-184年)中，出为彭城相，会病卒”[15]，史弼当死于公元178年到184年之间，即使以史弼去世于184年，也是党锢最终解禁之年，《儒林传》记载何休是在党锢最终解禁之后为议郎的，如果确定何休有推荐史弼一事，则《后汉书》关于史弼的死期的记叙就提前了；若是史弼的死期记载没有差错，何休解禁后做议郎时就不可能有推举已经去世的史弼之事。此外，据《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死于党锢最终解禁之前的13年，照《儒林传》的说法何休是在党锢最终解禁后为议郎的，此时侯览死去已经有十余年之久，说何休为议郎推举史弼而得罪侯览，也是值得怀疑的。

七、何休《公羊解诂》的学派性

何休早年曾师从《春秋公羊》博士羊弼，研治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何休属何家？《后汉书·儒林传》等无说。在以家法教授的东汉，从何休解诂《公羊传》所用的版本来说明何休的学派，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东汉经学十四家之学，各有其经典版本，严、颜两家同为《公羊》学，其版本也大致相同，但也有相异之处。据惠栋的《九经古义考》考辨，何休所用《公羊传》系颜氏一派的本子，所以，何休之学应该是颜氏之学。但是，王国维在《书〈春秋公羊解诂〉后》认为，何休是兼采颜、严两家[16]。王国维之说，不仅据《石经》，而且参考东汉末年的经学风气，说明何休的本子兼采严、颜两家，更有说服力。

冯登府的《石经考异》，认为《公羊解诂》的本子是胡毋生的本子。江藩也持此说，今人段熙仲先生在《春秋公羊学讲疏》中，赞同冯登府与江藩的看法，并根据《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公羊解诂自序》、徐彦疏、汉熹平《石经》残石的材料，进行了详细的论说，以说明《公羊解诂》的本子既不是颜氏本、也非严氏本，也不同于《石经》本，并提出不同于董仲舒之说的七证，断言何休是胡毋生的本子②。

钱穆则认为以何休之说与董仲舒的异同，及其《公羊解诂》与《春秋繁露》、《石经》文字的异同，而断何休为颜氏，还是严氏，为董仲舒一派，还是胡毋生一派，固然都能提出各自的某些依据，但是，都不可能令人信服。不能简单地以董仲舒、胡毋生、颜氏、严氏之学，来推断何休之学，自然以何休《解诂》的版本为胡毋生本、或是颜氏、严氏本，都难以令人信服。[17]钱穆之说，最为通论。

综合这些不同意见，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可以认为何休《解诂》的版本，应该兼采东汉时颜氏、严氏两家的本子。所以，从何休的《解诂》中，可以看到有与颜氏不同的地方，也有与严氏不同的条目。而何氏《解诂》的兼采两家，并不是没有主次之分的，而是以颜氏为主，兼采严氏。故惠栋只看到其颜氏之同，而王国维的四条证明材料有三条是与颜氏相同。段熙仲的证明与《石经》不同，也说明《解诂》是以颜氏本为主，因为《石经》据严氏本为历代名宿大师所公认。徐彦疏《解诂序》的“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也是据颜氏本为说，颜氏本为十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何休的《公羊解诂》也是十一卷，这些都可以证明《解诂》确实是以颜氏本为主。但何休又没有完全拘泥于颜氏本。何休这样做是希望提供一个超越颜氏、严氏派别之争，又高于二者的权威版本。在具体解说时，何休也没有完全谨守颜氏学。这说明何休并不是死守家法的人，这是何休的《公羊解诂》能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原因。这与他在《春秋公羊解诂序》中表示的，要消除春秋公羊学内部的纷争，来共同面对古文经学的意愿是相一致的。在东汉末年，郑玄是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师，而何休则是一统春秋公羊学内部纷争的主将。

八、何休非董仲舒四传弟子

严、颜之学皆出董仲舒，何休在《解诂》中尽管没有提到董仲舒，但无论是从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何休《解诂》的内容来说，何休的思想都与董仲舒有密切的联系。正是何休之学与董仲舒一脉相承，以至有人以为何休为董仲舒的四传弟子。宋代的章如愚在《群书考索》卷六，论及《公羊传》的传授时就说：

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时寿乃与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传董仲舒，以《公羊》显于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传。

这里的引言所说，子夏至胡毋子都云云等语本于戴宏序《公羊传》之言，董仲舒出自胡毋生则是徐彦的误说，而四传至何休则为章书所提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时，在《春秋公羊传注疏校勘序》中也引以为说：“何休为胶西四传弟子”[18]2192。董仲舒曾为胶西王之相，此处胶西指代董仲舒无疑。但是，此说如同《公羊传》在先秦传授的说法不可信一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以董仲舒卒于公元前104年，到何休出生时已经有两百多年。董仲舒的二传弟子眭弘，在汉昭帝时被杀，而严、颜两家之学，皆出于眭弘，严彭祖、颜安乐是董仲舒的第三代弟子，何休若是董仲舒四传，也就是开宗立派的严彭祖、颜安乐的弟子。颜、严之学皆立于宣帝，宣帝即位在公元前73年，即以何休出生在公元129年，也有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了，何休绝不可能成为严彭祖、颜安乐的弟子。所以，说何休为董仲舒四传是没有一点时间观念的误说。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阮元等人肯定何休与董仲舒思想的一致性，否则，绝不会出现如此误说的。

九、何休误解王三月

何休为东汉春秋公羊学的大师，但他解《公羊传》却有误说，二千余年却无人指出。董仲舒开始提出通三统，但他的三统说有两种含义，第一是所谓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这是孔子改制的三统。第二是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三统。三统是不断循环的，但夏、商、周的三统与《春秋》的三统是不同的，董仲舒讲夏、商、周的三统，是从三代改制的历史来说的，而讲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则是就孔子改制而言的，二者的区别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是十分明白的。

何休在训解《公羊传》时，也论及夏、商、周三正的三统。他在解释隐公三年，“春，王二月”时说：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18]2203

周的历法以十一月为正月，周的二月即十二月，为商的正月，周的三月即一月，为夏的正月，所以，周历的一、二、三月，是为周、夏、商的三正。这个解释本身没有问题，但用来解诂《春秋》，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春秋》的三统究竟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还是因循夏、商、周三正的三统？按照春秋公羊学的理论，答案必定是前者。所以，不能用夏、商、周的三正来解诂《春秋》三统的三正，当何休以夏、商、周的三正来说《春秋》的通三统时，就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三统相矛盾。因为孔子著《春秋》，是改周之制，变赤统为黑统，在历法上是当行夏之时，是夏正的建寅与周正的建子、商正的建丑构成三正，这是两种不同的三正。

周王的三统以周历为准，故三正是一、二、三月，此时三统的顺序是：赤、白、黑。《春秋》当新王是以夏历为准，三正为一月、十一月、十二月，三统的顺序是黑、赤、白。尽管《春秋》确实实行的是周历，而非夏历③，与春秋公羊学的《春秋》正黑统之说不合，但从春秋公羊学来解《春秋》，就应该以正黑统为说。从正黑统说，《春秋》的历法就应该是孔子说的行夏之时，何休明确讲孔子作《春秋》是“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18]2352。夏正正月为第一个月，则《春秋》每年的一、二、三月，就应为夏历的一、二、三月，而夏历的二、三月绝非三正、三统之列。只有从周王的行周之时说，一、二、三月才是黑、白、赤的三正、三统。所以，何休解释《春秋》中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黑、赤、白的三正、三统为说，这实际上是将周王的三正、三统与孔子改制的《春秋》新王的三正、三统相混淆了，也就否认了《春秋》的改正朔，是行夏之时，《春秋》正黑统之说也不能成立。从通三统而论，《春秋》的三正既然为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就不应该说王二月、王三月，而当说王十一月、王十二月，但《春秋》却无王十一月、王十二月之说，而有王二月、王三月之说。这只能说明《春秋》并没有春秋公羊学所说的通三统、正黑统云云，由董仲舒首创的通三统、正黑统等说，并不是《春秋》的固有之义，连董仲舒也没有以通三统来论说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何休用通三统解释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必然会陷入理论失误的泥潭。

十、庄存与是清代春秋公羊学的开创者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清代春秋公羊学的开创人物是庄存与，但也有异说。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以孔广森为清代治春秋公羊学的第一位人物：“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第33课“近儒之《春秋》学”中也说：“治《公羊》者，以孔广森为嚆矢。会通礼制，不墨守何氏之言。”若以孔广森是清儒治《公羊》者的“头一位”、为“嚆矢”，清代春秋公羊学的开创者就应当是孔广森，而非庄存与。梁启超此说被朱维铮先生所发挥，他在《晚清的经今文学》中专门论及“孔广森和庄存与”，并从庄存与的书晚于孔广森的著作等方面来证明清代春秋公羊学的开创人物应当是孔广森，而不是庄存与。

从年龄说，庄存与的年龄长于孔广森三十九岁，二人还存在师生关系。孔广森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中虽然没有称庄存与为师的记载，但是，他与庄存与之间的师生关系确属事实。庄存与在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曾任会试的副考官，孔广森正好在此年中进士。在科举时代，主考官与录取的考生都有师生关系。阮元在《味经斋遗书·庄方耕宗伯经说序》中，也明确以孔广森为庄存与的弟子。不仅如此，在孔广森的著作中，也明确有受到庄存与影响的自道。

朱维铮教授从孔广森与庄存与著作出版的早晚，来说明孔广森是清代首先治《公羊》更是站不住脚的。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出版时间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最早见于《皇清经解》，出版时间不能早于道光五年(1825年)。二者在时间上有50年左右的前后误差，这是事实。但从著述时间论，根据蔡长林的博士论文考证，庄存与入值上书房，可能早在乾隆二十年左右，而不是《清史稿》所载之乾隆三十三年也。[19]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在给成亲王等人授课时就已经成书了，其时间当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左右，这较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大约要早30来年。判定谁是清代第一位治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应当以谁的著作在先，而不能以刊刻时间为断。所以，决不能以庄存与著作与当时学术界风气格格不入，而刊刻在后，就说孔广森是清代治《公羊传》的第一人，而否认庄存与是清代春秋公羊学的开创者。

十一、龚自珍早年无今文春秋公羊学

就龚自珍思想的发展而论，在与刘逢禄见面之前，龚自珍基本上没有春秋公羊学的观念，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有些论著为了说明龚自珍早有春秋公羊学的三统说等观念，不惜曲解龚自珍早年著作的含义，牵强附会，硬说龚自珍早年就有春秋公羊学的思想观念。汤志钧在《近代经学与政治》就提出三点论据，来证明春秋公羊学的观念为龚自珍早年的思想。汤志钧的第一点论据是：魏源、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都说过龚自珍治《公羊》之类的话。但是，如何理解这些话，是值得讨论的。况且，这些论说只是讲到龚自珍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而没有说龚自珍早年就有今文经学的观念。所以，依据魏源、梁启超等人的这些说法，根本证明不了龚自珍早年就有今文经学。汤志钧的第二点论据是说龚自珍早年有经世之意，一定会读《春秋》、读《公羊》，则明显是带有推测的说法。历史上讲经世致用的人很多，这些人未必信《春秋》、信《公羊》，王安石主张变法，不可怀疑是讲经世致用的人，但他诋《春秋》为“断烂朝报”。至于《乙丙之际著议》讲三代损益，此说出于孔子，历代受儒学影响的思想家讲三代多有其说，但未必就是春秋公羊学；其讲世有三等，龚自珍说得很明确是指治世、乱世、衰世之别，与春秋公羊学的据乱、升平、太平渐进发展的三世说，二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将其说成是春秋公羊学的观念，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汤志钧先生的第三点论据是说龚自珍对庄存与、刘逢禄之事、之学“应有所闻”，皆为推测之语，同样不可为据。而龚自珍早年的“三王之道若循环”，出于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并非出自《公羊传》，董仲舒无说，何休《解诂》也无说，刘逢禄的著述也无此说。而文质之说始于孔子，文质递变与三统循环是不相应的，绝不是三统说，据此说龚自珍有“讲三统循环论的迹象”，也是不能成立的。以龚自珍后来接受了春秋公羊学来证明早年就有其学，更是颠倒了时序。

十二、龚自珍无以经议政

龚自珍早年的著述中，本来没有什么春秋公羊学的观念。为什么相关论著多曲以为说？学术界之所以要坚持这一误解，出于所谓龚自珍有以经议政的观念，而这一说法出自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二十二节几次论及龚自珍、魏源与今文经学的联系。

梁启超对龚自珍的论述，成为人们论说龚自珍的不刊之论。现在关于龚自珍的论著也都异口同声地说，龚自珍是今文经学，他的经学的特点是以经议政。而龚自珍批评时政，批评现实政治，主要见于早年的著作，时间在龚自珍见到刘逢禄，接受春秋公羊学之前，但梁启超既然说龚自珍以经议政，人们存有今文经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的观念，清代讲今文经学的主要是春秋公羊学，所以，龚自珍的以经议政，理所当然的是以春秋公羊学的观念来讥切时政。而在龚自珍春秋公羊学的著述《春秋决狱》、《五经大义终始论》中却看不到龚自珍的讥切时政，批评现实政治的内容，于是就在龚自珍的早年著作中去“寻找”春秋公羊学的观念线索，既然龚自珍早年有春秋公羊学的观念，早年又有讥切时政的内容，龚自珍的以经议政不就得到证明了吗？而有了龚自珍的以经议政，似乎其后廖平、康有为今文经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才有一个合理的中介。但这些说法在龚自珍的著作中找不到根据。

注释：

①此书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章所用该书的成果，系西南大学周兵教授所翻译的内容，载德州经济开发区2009年出版的《董子研究》(第一辑)。

②详细的论述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章第三节所附《春秋公羊解诂》所据本考。

③可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美东研究员的国家九五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成果《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02期。

上一页12345下一页跳转全部展开

原文参考文献：

[1]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卷六[M]//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上册.钟肇鹏，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5).

[2]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二[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序)[M]//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1988：438.

[5]徐复观.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哲学的完成[M]//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9.

[6]杨树达.汉书窥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342.

[7]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M].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2-3.

[8]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19.

[10]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49.

[11]蒋庆.公羊学引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77-278.

[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3]李荣亮.董仲舒“天”的重新诠释——兼对“元”的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5).

[14]孟祥才.《后汉书·儒林传》所记何休卒年献疑[J].中国史研究，2002(3)：174.

[15]范晔.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M]//四库全书·后汉书：卷六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7-168.

[17]钱穆.东汉经学略说[N].益世报·读书周刊：第六十七期，1936-09-24.

[18]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