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的法治顶层设计

作者：韩星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十八日辛未

           耶稣2017年4月14日

依据传统文献，周公旦最早提出了“明德慎罚”思想。周公总结商代圣王们的德政时说：“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周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给西周各诸侯树立了一个政治典范，这或许有拔高商汤的地方，但应该有基本事实依据。

从金文资料来看，“明德慎罚”在西周整个统治中是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金文中凡载有“明德慎罚”的铭文，大都汇集在三个时期：成康、共懿和宣王时期，即历史上大乱之后的三个所谓治世、安定和中兴时期。这是符合一般历史规律的。一般而言，世乱多用刑，重刑重罚，结果适得其反，导致大变;大变之后，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重教化轻刑罚，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复苏。

周公在其命书中大量谈论教与罚的使用方法，阐述其“明德慎罚”的主张。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周书·康诰》中。在《康诰》中，他对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此文是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康叔于殷时对康叔的训诫之词。所谓“庸庸，祗祗”，是指任用那些该任用的人，尊敬那些该尊敬的人，这属于统治者修身明德的范畴;“威威”，是说惩罚那些该惩罚的人，属于“慎罚”内涵。周公在这篇告辞中，以文王为榜样告诫康叔一定要把“明德慎罚”作为自己处理政务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去统治、分化、怀柔以至于刑事镇压殷遗民。周公同时指出，只有继承周文王的德行，王权才能保住。同时强调“明德”就在“慎罚”之中，“慎罚”体现了“明德”，“慎罚”就是“明德”的内容之一。“明德慎罚”即以“德”为本，以“罚”为补，是周公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实为西周政治文化的指导原则之一。

《孟子·梁惠王下》引《尚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这里，君主的权力为天神所赐，而君主的义务则是治理人民(作之君)与教化人民(作之师)，君主集政治与道德于一身。所以君主必定须“明德慎罚”“敬德保民”。文王为政，能够崇尚德政，慎用刑罚，不侮鳏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显示于民，最终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长久。君主作为神授其权的天子，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作道德上的表率，才能使人民效法，百姓安宁，国运恒久。这种政治理念正是古典儒学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的滥觞，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治道思想多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

如何将“明德慎罚”贯彻到治道中去?周初统治者提出的基本主张是：第一，在德的基础上罚与教统一。周公认为教化与刑罚的目的都是勉励人民立德，教化是道德教化，是以教化者首先须有“德”，因而《尚书》之“明德”首先强调君王之德。第二，先教后杀。周公认为在教与刑并用的情况下，应当先以教化，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如经过教化仍犯，则为故犯，须以刑惩之。如在“群饮”即酗酒的问题上，周公认为，商人饮酒以至于丧国，周人应以此为戒，经过反复教育，而仍“群饮”者，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第三，义刑义杀。“慎罚”的核心是“义刑义杀”。《尚书·周书·康诰》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古代“义”、“宜”相通，“义刑义杀”就是“宜刑宜杀”，这是周人从殷纣王滥用酷刑、杀害无辜中吸取教训，告诫执政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滥用刑罚，要依据法典用刑。周公还主张要根据罪人的认罪态度，对刑罚的轻重进行调整。第四，因地制宜制定刑法。要根据不同诸侯国的历史文化特点采取不同量刑的刑法。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公指示受封于殷故地的康叔和受封于奄国的长子伯禽，根据这些地区都曾是殷商王朝中心的情况，要“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种根据社会治乱情况来决定量刑轻重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德慎罚”是要求君主行政时正确地掌握赏罚大权。这种赏罚大权是夏殷王朝以及所有的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必要前提，但是从政治思想的高度，根据巩固政权的需要来研究如何正确地行使它们，是直到周人才开始的。周人是以往事为借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制定出来的。

“明德慎罚”思想的提出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商朝末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统治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据《尚书·微子》载，当时是“小民方兴，相为敌仇”。这种残暴统治必然激起众叛亲离，以致牧野之战，商军溃败，纣王自焚，商朝灭亡。西周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单靠天命天罚和重刑镇压不足以维护长治久安，必须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给民众恩惠，并审慎地使用刑罚，才能争取民心，维持长久统治。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