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视野下的近代革命与建国

作者：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教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多维CN》2017年4月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廿二日乙亥

           耶稣2017年4月18日

辛亥之事只能叫起义，不能称之为革命

革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承载着中国古典政治观的天命信仰。《易经》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杂卦》解释：“革，去故也。”革命即去除旧的天命，鼎立新的天命，故革命与受命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简单地说，革命就是天对其人间代理者的重新任命。革命的前提先要承认有一个天命存在，且前面那个朝代曾经膺受过天命，如此才谈得上天命之轮替。革命除了破，还有立，这就是受命。奉天承运、受命于天，往往是一个新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也即正统性的重要标志。

但就近代革命党而言，一来他们信奉的是现代民主政治观，不相信天命；二来在他们眼中满清乃是鞑虏入侵、窃据中国，自然不会承认它是一个受过天命的正统王朝。如果清朝连天命都没有，那你革的是谁的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辛亥之事只能叫起义，不能称之为革命。自称革命党却既不信天命又无命可革，完全名实不副，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奇谈。

关于革命党之悖论不光是名称上的咬文嚼字，凸显的更是传统中国在现代转型中所遭遇的古今困境。现代人喜欢谈通三统，力图借助古典资源来贯通古今。但通三统是有前提的，即所通之三统一定都属于华夏正统，而不能是偏统抑或僭统。

历史上的汤武革命之所以成立，就在于三代皆是正统，分别代表了忠—敬—文三教，也即三种治道。相比之下，秦汉之变就不能称之为革命。因为短暂的暴秦虽然统一了中国，但由于不行王道，未受天命，十五载而亡，只能算是个闰朝，就像历法中的闰月一样，不算正统。故在正统的序列中，汉朝继承的乃是周朝，而不是无道的暴秦。

近代以来我们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慢慢丧失了传统的天命观和正统观，所以对革命的本义也渐渐遗忘了。如今国人的文化自信在一点点恢复，政治观和历史观上的拨乱反正便是其中之重要一环。如果我们将近代史纳入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程，将其视作古今连续体中又一次的周期性震荡，以传统的“天命—王道—民本”政治观来审视这段历史，也许会得出和现代史学不一样的论述。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血缘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都不同

在儒学的视野下，革命无非是逆取顺守的改朝换代，而建国无非是革故之后的鼎新，二者都不过是对治道的更新与修复，而不是彻底的否定或替换。当然，作为现代革命家的孙中山与毛泽东无疑不会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定位，但作为历史叙述，对于他们主观的思想诉求与客观的行为后果需要分开处理。

换言之，作为思想家的孙、毛有着明显与传统格格不入的现代特征，但作为政治家的孙、毛，其事功却可以纳入传统史学的视野之下予以衡判。前者是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观的孙、毛，后者则是作为历史工具的客观的孙、毛。下面我就尝试着以此方法来谈一下孙中山和毛泽东。

孙中山的思想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其民族主义有四重含义：第一是对内驱除鞑虏；第二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第三是中华民族整合，因为孙中山后来是反对五族共和说的，他主张学习美利坚民族，打造一个化合为一的中华民族；第四是赓续道统，他称自己的思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个道统的延续。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血缘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都不同，他还有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向度，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

其民权主义虽然引入了西方当时流行的民主理论，但同时强调权能二分，人民有权而政府有能，政权（即主权）在民而治权在官，这实际上也就是代议制民主下的贤能政治。与密尔不同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五院制设计里增加了中国传统的考试和监察二权。考试权来自科举，实际上是对被选举人做了一个资格筛选，以此来保证人民投票选举官员的质量。

换言之，人民有选举权，但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有被选举权，这两种权利的适用范围和获取条件是不一样的。这样就把科举制和选举制做了一个结合，既实现了民主所要求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又保证了参选的公正性和高素质。

另外一种监察权则来自历史上的御史台、都察院，负责纠核贪官、整肃风纪，本来是一个司法机关，有直接的案件调查权，相当于我们的中纪委、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但后来在1947年宪法里却被张君劢改造成了软弱无力的上议院，只有不痛不痒的弹劾权，实在是憋屈。

不止于此，考试院在1947宪法里也被弱化，成了单纯的公务员考绩和职业资格考试机关。所以整部1947宪法虽然打着尊奉国父遗教的名义，但实际上已经严重背离了孙中山的思想，这一点就连作为宪法起草人的张君劢在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中都承认了的。现在台湾的五院体制，经过李登辉以来的宪政改造愈加面目全非，早已是五权其皮三权其骨。

民权主义除了主权在民、治权在官、五院并立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地方自治，准确地说就是县级自治。孙中山认为，直接民主只有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才能真正实行，这个合适的规模在中国就是县域，县级再往上由于人口和地域规模太大只能行间接民主。县级自治既有利于民主的落实，又不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这一点与西方的联邦制和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不一样，反倒是有点像我们西周的封建制。

其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一个是针对城市的，一个是针对农村的。此外或许还可以加上他晚年提出的扶助农工，颇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毛泽东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传人和超越者

以上就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但在客观事功上并没有完全实现。按照其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战略规划，孙中山的时代一直处于军政、训政阶段，所以他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具体来看，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都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即便是民族主义，四条里面也只实现了第一条，至于反帝、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以及赓续道统则全部没有实现。

如果我们权且称之为革命的话，孙中山的革命宏图很大，但革命成就很小，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起步，可称之为初步革命或未完成的革命。那么他后面的工作是谁来接续的呢？我认为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

蒋介石的出局不仅因为他在大陆的失败，还因为他最后搞出的那个1947宪法对孙中山思想的篡改，这一点前面已经提过。毛泽东虽然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不同，但在共产党的历史论述中孙中山被称为革命先行者，称其事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自己领导的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这三种性质之革命的区分和接续，共产党将自己表述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传人和超越者。

具体来看，城市里的公私合营和农村的土地改革是对民生主义的继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对民权主义的继承，反对帝国主义则是对民族主义的继承。当然，继之而起的社会主义改造又迅速超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之更激进、走得更远。

例如消灭资本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是对民生主义的超越；文革的群众运动式大民主是对民权主义的超越；对外输出革命、梦想世界大同是对民族主义的超越。超越的同时也有背离，比如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忽视民族性，孙中山民族融合的思想没有接续，反倒进行了民族识别，56个民族大家庭的观念越来越突出，中华民族的观念却逐步弱化，这恰恰是背其道而行之。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观下，赓续道统的思想也被放弃，反而走向文革彻底的反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里既有继承也有抛弃，关键就在于他们两人在建国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虽然孙中山也说“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但他的大同世界并不要消灭国家，大同的前提恰是要建立民国。所以孙中山有一个明确的建国思想，他甚至为此规划了军政、训政、宪政这样一个三阶段的步骤。

但在毛泽东那里，建国好像并不具有目标性，它只是一个中间过渡阶段，甚至是一个手段。毛的革命理想是要推动世界革命、走向共产主义，远比建国更豪迈高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的建成恰恰是要以国家消亡为前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晚年的不断革命论了。

只要在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之前，革命运动就不会停息，建国就不是终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虽然是毛泽东主持修订的，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他毫不吝惜地打破自己亲手建立的体制，就跟他最终的理想有关。反观孙中山，革命是以建国为目标，而建国又以宪政为鹄的。

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可以概括为三民主义，即保民、养民、教民

那么儒家眼中的建国是怎样的呢？《周礼》讲的很清楚：“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最后一句至为重要，“以为民极”就是要为民立极。故宫太和殿的匾额上写的就是“建极绥猷”四个字。

何谓极？极的本义是屋脊的顶梁，引申为中正之准则，也就是日用伦常之道，它就像北极星一样为民众指引生活的方向。共产党宣扬的是公仆政治观，领导干部都是人民公仆，所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现实中的人民既需要物质利益上的服务和保障，更需要精神文化上的教导和指引。前者解决的是安身问题，后者面对的则是立命问题，安身立命合一才是完整的人生。

借用孙中山的词语，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可以概括为三民主义，即保民、养民、教民。

保民就是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之免于恐惧和死亡威胁，这需要对外有军队的保护，对内有警察维护治安，有法院主持正义。

养民就是负责发展生产、提高生活，“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老百姓普遍安居乐业。

教民就是要兴发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化性起伪、化民成俗，使民向义知方，明礼义知廉耻。

此三民主义乃是与三才之道相匹配的。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故天道主保民，地道主养民，人道主教民。汉代的三公制以司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司马乃军事长官，类似天道有生杀大权，故曰保民。司空乃行政长官，取法大地之养育万物，故曰养民。司徒乃教化长官，执掌人道之敬敷五教，故曰教民。天地人三才之道贯而通之便是王道，保、养、教三民主义归根结底只是民本。

习近平接过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相继传递的第四棒“中国梦”——富而好礼、文化复兴

相比传统政治观，现代政治单纯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了为人民立极的维度，只有保民养民而没有了教民，这就是政—教分离断裂的后果。按照公仆政治观，人民是主人，官员是仆人，在理论上主人一定比仆人聪明，仆人只能提供端茶倒水煮饭叠被一类生活起居的服务，又怎敢教化主人呢？

与之不同，儒家乃是一种父母政治观，与父母官相对应的就是子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谓民之父母。人民好比不懂事的孩子，而孩子的成长需要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所以既需要父母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父母文化上的教育，如此方才教养兼备、身心健全。

如果按照儒家的“三民主义”政治观来看近代历史，孙中山完成了接力跑的第一棒——对内驱除鞑虏，但这还只是破；毛泽东则完成了第二棒——对外独立自主，实现了保民的任务；接下来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是第三棒——富民、养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习近平的“中国梦”则是第四棒——富而好礼、文化复兴。保民的时代以政治建设、军事建设为中心，养民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民的时代则要以文教建设为中心。

如前所述，为人民立极是建国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没有为民立极建国就不能算完成。而现代政治中恰恰缺少了这一环节，只有下半截的安身，却丢掉了上半截的立命。一方面是国家福利制从摇篮到坟墓的供养，一方面却是多元文化论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和价值错乱。经济发达造就的只是一个猪的城邦，人民的生活缺乏精神上的引领，这正需要复兴影响中国人数千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来加以弥补。

对于一个健全的人生来说，传统与现代缺一不可。古今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合作关系。传统是古老智慧的积累延续，现代是与时俱进的变化更新。后者代表着变，前者体现的是不变。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不变，也没有绝对的变。变体现的是活力，不变体现的则是定力。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只有万变不离其宗，才能在变中贞定自我、不忘初心。

如果说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组织代表了现代性的话，那么儒学作为传统思想代表的正是传统性，通古今之变也就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化交融、相克相生。故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追求单向度的现代化，而是现代化与传统化的双向互动、阴阳和合。为了现代化而抛弃传统，这叫激进主义；为了固守传统而拒斥现代化这叫泥古不化。

现代化与传统化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彼此制衡，就像汽车的油门与刹车一样，同样是历史前进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二者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实现现代化与传统化的古今共和，才能克服片面现代性的各种病症与危机，走出一条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阵痛，但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简单说主要有四个：一是土地公有制，二是以国企为代表的工业体系，三是人民解放军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四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高度整合力的现代组织。

当年梁漱溟先生看得很清楚，在组织民众和整合国家方面共产党是极其有战斗力的，对中国近代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今日提倡传统文化复兴，不是要彻底颠覆现代化的成果，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与完善。所以这些用前辈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遗产不能轻易丢掉，而是要好好珍惜、善加利用。

历史是一个时空连续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毛泽东再回到孔夫子，或许只有把这三者统和起来，我们才能实现从革命走向受命，才能完成中国的建国理想，才能进一步开辟未来的天下愿景。

（注：文中小标题系 编辑重新所加。）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