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中国梦是梦回中国，称王不称霸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西历2017年2月23日

陈明先生说，在何谓中国的理解上存在着本质主义和构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在我看来，这种矛盾却未必成立。因为你要构建总要有一个原则吧，按照什么原则去构建，肯定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原则问题。

中国梦不是中国籍的西方人的梦，而是对中国之为中国的苦苦追寻

 七常委参观国博 习近平谈“中国梦”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大家很多都去关注这个“梦”是什么，恰恰忘了前面那个定语——中国。在我看来，中国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人的梦。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反传统和现代化洗礼，现在很多中国人早已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我称之为中国籍的西方人。这些西化中国人所做的梦骨子里仍然是美国梦、日本梦、欧洲梦，都不能算是中国梦。

真正的中国梦是要梦回中国。换言之，中国梦就是关于中国的文明记忆，就是对中国之为中国的苦苦追寻。中国梦不是外国梦，更不是夷狄梦，而是对华夏礼乐文明的渴望与梦想。所以这里一定要有一个本质性的属性规定。

官方把中国梦定位为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的本质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说到底还是要有个本质内涵。所以中国梦的核心不在那个梦字上，而在中国二字。于是问题就来了：什么是中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

今天不光中国亡了，天下也已经亡了

顾炎武像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国家三要素或四要素说，领土、主权、人口或者再加上政府就构成一个国家。那么是不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上13亿人口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再加上一个中央政府就可以叫中国了呢？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叫中国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何谓中国，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今天是没有中国的，或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资格被称作中国。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在政治意义上继承了昔日中国的地位，在地理意义上占据了昔日中国的地盘，但从文化意义上看，按照春秋公羊学的讲法，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夷狄。清末的时候康有为讲保国（领土）、保种（人种）、保教（文化），百年后的今天回头看，我们的种似乎还在而且更多了，国也大体保住了，但最核心的教却没有了。没有了教的中国人，种不再是原来那个种，国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国。

其实今天不光中国亡了，天下也已经亡了。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的时代，不正是率着资本这只野兽在食人吗？有中国才有天下，反过来也可以说，有天下才有中国。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差序格局，是一个有道的世界；而中国是以天下为视野的文明中心，是一个有德的国度。打个比喻，中国好比一盏灯，天下就是被这盏灯照亮的区域。如今灯都灭了，一团漆黑，哪还有什么天下呢？所以我们确实已经堕入了一个按照丛林法则生存的万国时代。

中国是一套关于文明的评价标准，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朝代

宅兹中国铭文

正是出于对当下现实世界的失望和批判，我对中国的理解还是要强调其本质性的一面。在我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上的中央之国，但更是文化政教意义上不偏不倚、王道荡荡的中庸之国，为政以德、大中至正的中正之国，建极绥猷、协和万邦的中和之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道之国。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没有一个是以“中国”直接作为自己的国号的，因为中国是通名不是专名。中国是一套关于文明的评价标准，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朝代。中国代表的是三代之治的王道政教理想，而不是任何历史王朝的不完美落实。中国所承载的是一种理、一种道，而不是一种势、一种器。只有有了这样一个本质属性，才够得上中国这一称号。

近代以来我们被夷狄上打败了，但这只是清朝被打败了，不等于中国被打败了；且这只是军事上的失败，不等于文化上的失败。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在反思失败原因的时候，却把二者混淆了，以为清朝之败即是中国之败，军事之败即是文化之败，七十年之败即是三千年之败，于是得出中国文化不行了的结论。

我们近代的失败是败在清朝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私心上，败在其拒绝彻底中国化上

电视剧“走向共和”剧照

其实清朝被打败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器物落后，另一个就是人心不齐。相比之下，后一个原因更为主要。对比后来的朝鲜战争就会发现，那时的我们在武器上同样是没法跟美国比的，但就因为人心齐、士气高、有组织，不是照样把美国人打败了吗？可见器物不是关键，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但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清朝体制有其致命缺陷。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清朝虽然文化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儒化，但政治上一直没有放弃满-汉双轨制，用钱穆先生的话说，依旧没有改变其部族政权宰制中原的私心。对广大汉人和汉族官僚的提防心理使其始终无法完成国家的全民有效整合，加之后来八旗军与绿营的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了其军事力量的弱化。

与之相反，清朝所要面对的敌人则是在武器发达程度与国家整合能力上都已现代化的西方列强，其强弱胜败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清朝能在整合人心上下功夫，就像荀子所说的那样——壹民附民，破除满汉分隔，君民一体、一致对外，或许还有胜算的可能。但后来的洋务运动不在人心上做功夫，只在器物上争短长，不免舍本逐末、事倍功半。

清末的立宪运动倒是有了整合人心的眼光，可惜却再次被满清部族政权的私心给断送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指责康有为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时候已经暴露出保中国和保大清之间的冲突。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清政府采取的策略恰恰是保大清优先于保中国。清政府可以割地、赔款，可以变法、改制，甚至可以去儒化，只要能保住大清王朝的政权怎么做都行。清末废科举、改法律、引进西洋制度，没有任何的阻力，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在我看来，对于清朝而言，既不是中体西用的问题也不是西体中用的问题，他们真正奉行的乃是“以满为体、中西为用”，只要能保住满体，中用西用哪个管用就用哪个，二者皆是统治工具，对于统治者来说用谁都是一样的。正是这种部族本位的满体主义最后逼出了孙中山、章太炎他们的民族主义革命，只能在满清政权之外寻求国家整合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近代的失败是败在清朝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私心上，败在其拒绝彻底中国化上，而不是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上。换言之，不是因为清朝的部分儒化而恰是因为其不能彻底儒化才是近代失败的根源所在。

如果清朝政府能像当年的北魏拓跋氏一样，积极主动地且全方位地融入儒家文明，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人融为一体，就像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所主张的那样，也许我们的近代史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惜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机遇。

自由民主要么无能、要么副作用极大，或过或不及，直到今天依然交替威胁着我们的国家稳定

香港“占中”事件

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要打倒礼教、冲决罗网、自由民主、破家救国，又走上了另一条歧途。他们试图以反传统的方式将中国旧有的家-国社会结构彻底格式化，还原为个人本位的原子状态，是谓自由；然后再用政治的方式将原子化的个人人为地组合成团结有力的现代国家，是谓民主。殊不知，自由民主既可以是一种向心的凝聚力，也可以成为离心的分裂力。走向离心的自由民主带来的将是一盘散沙的混乱和分裂，而走向向心的自由民主虽然能整合国家民众，同时却又不免极权主义的笼罩性压抑。

两种自由民主要么无能、要么副作用极大，或过或不及，直到今天依然交替威胁着我们的国家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在近代反传统的过程中取消或弱化了包括家族在内的各级中间性的伦理组织，使我们的社会被简化为单一且不稳定的个人——国家两极结构，于是在价值取向上只能在个体自由与国家集权之间不停地摇摆，攻乎异端而不得中道。

血缘民族主义带给我们的是狭隘的封闭与对立，而非宽容的友爱与融合

西安反日“打砸抢”事件

至于说民族国家，乃是近代西方在宗教信仰大分裂和帝国体系崩溃之后诉诸血缘民族主义作为维系国家政治统一纽带的产物。理想类型的民族国家只能由单一民族组成，但现实中很难做到，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少数民族，只要比例不是很高，就可被视作民族国家。

中国虽然有56个民族，但其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人口占到92%，已经符合现实中民族国家的标准。不过我们中国并不以民族国家自我标榜，一则与我们的民族政策有关，二则在我们的文明基因中存在着比民族国家更高的政治理想。

与民族国家理论相伴而来的就是民族自决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民族自决的方式脱离原来的母国独立建国。但这种民族自决带来的国家分裂真的好吗？在今日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未来是走向分化还是走向融合？政治版图上的碎片化分裂是进步还是倒退？与此同时我们或许更要追问：到底什么是民族？民族是一种确定无疑、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存在吗？抑或是一种历史融合、通婚同化的产物？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合理性依据在哪里？

从我们中国的历史来看，民族乃是一种在历史当中不断生成、不断变化、不断融合的动态存在，它只有暂时性的边界，而没有一个永恒的封闭性的边界。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民族融合的过程。

最早的黄帝与炎帝从战争走向联合，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后来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党项、契丹，都已经成为今天汉族的一部分。可一旦你以所谓科学的方法进行民族识别、划定了民族的边界，其实就把民族融合之路给人为地堵死了。如果将这种血缘民族主义贯彻到底，人类将分化为不计其数的城邦小国，而在那些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更会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就像我们今天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看到的一样。

可见，血缘民族主义带给我们的是狭隘的封闭与对立，而非宽容的友爱与融合，这与人类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不管是东南亚的东盟还是欧洲的欧盟，都已在现实中力图寻求一种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更大规模、更高级别的新型政治共同体，以此来解决单个小国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这种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民族国家理论的死亡。所以与其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寻求独立建国，不如在原有政治共同体内寻求最大程度的民族自治。这样既可以为本民族赢得自主的空间，又避免了小国林立的促迫窘境，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

中国永远不称霸，是因为中国要称就称王

“一带一路”

对照着民族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形态，那中国是什么呢？回到中国的本质，中国既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与之相对的多民族帝国，而是文明的高地、文化的中心、王道的标杆、天下的枢纽。今天我们讲中国梦，萦萦在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普照四方、志在天下的中国。只有天下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封闭狭隘，又可避免帝国主义的野蛮霸权。

这就牵扯到中国该如何崛起的问题。然内外有别、治道有渐，欲平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正京师。中国果为中国，则其崛起当张大王道、近悦远服，真能成为一种正义的崛起、和平的崛起。反之，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更化，还是现在这样一种新夷狄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崛起不光对世界是一种威胁，对于中国自身也是危险的。

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可惜外国人老不相信。若是他们理解了何谓中国就会明白，中国确实不会称霸，因为一旦称霸就不再是中国了。但中国不称霸不等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毫无作为。中国永远不称霸，是因为中国要称就称王。中国贡献给天下的应该是协和万邦的王道，而不是假仁假义的霸道，更不是恃强凌弱的强道。

天下体系之所以不同于万国体系，就在于国际政治不再是一个依靠丛林法则的野蛮世界，而是一个礼法井然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下的国际关系不一定是平等的，但一定是公正的。大国和小国依据其自身条件承担着不同的国际义务，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所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是要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任霸主，而是要彻底改变过去几百年以来欧美列强所确立的那个不公正的、不合理的、霸道的国际体系规则。

另外天下体系要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天下体系要去通的乃是天下兆民而不是各国的统治集团或者资本家阶级。如果天下体系成了各国既得利益集团的联盟俱乐部，那就偏离了以民为本的王道。

比如现在的香港和台湾，大陆的统战没少对这两地进行利益输出，但为什么香港的反大陆化和台湾的反服贸协定这么激烈？其实就在于我们统战老是统上层精英集团、不去统下层普通百姓，以致失掉了两地的民心。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把王道走歪了。

（此文系作者于2014年在江苏太仓举行的“回到康有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