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作者：舒大刚 舒星（舒大刚，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孔学堂入住学者；舒星，四川大学出版社编辑。）

来源：《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

儒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有体系、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儒学自诞生以来，特别是经汉武帝的表彰后，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和主干，成为中国人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维系祖国统一、文明繁盛的精神力量。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儒学或西出流沙，或远渡重洋，谈谈儒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影响了古代东方乃至西方世界的社会变革和学术创新。儒学作为具有系统理论、丰富内涵的经典之学、治平之学，是指导历史中国发展演进的正统思想和实践伦理，也是具有世界价值和当代意义的古典学说和东方智慧。我们无论是要研究既往的历史，或是要建设当代文化，儒学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学术成果。可是，自从民国初年儒家“经学”被废止以来，儒学学科被肢解、被分散，不仅体系不存、神圣不再，而且时时被歪曲、被丑化，直至被彻底地遗忘、被无情地抛弃，儒学的主体精神和核心价值被清除出主流意识，渐渐地被整个民族集体失忆，至今仍须唤醒。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于儒学的学术研究逐渐展开，儒学人才的培养也得到恢复，成果也日就月将，渐入佳境，并日积月累，蔚然可观。但是由于儒学长期没有自己完整的学科，也没有自己系统的教材，在目下的各类图书编目和项目分类中，也看不到“儒学”的名称和类目。致使儒学研究一直处于自发、偶然、单一、粗放的阶段，儒学人才的培养也处于随意、随缘、随便的状态，培养的人才虽然不乏行迈学高、聪明特达之士，但也不少知识偏颇、技能跛脚之人。这极不利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和中国气派的人才培养。“儒学学科建设”和“儒学教材编撰”，就成了当今提升儒学研究水平和儒学人才质量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

自春秋时期孔子行教以来，儒学便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内涵、治世功能和学派特征，具备了系统的信仰系统、价值尺度、学术体系、知识结构、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汉书·艺文志》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明确揭示了：儒家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伦理教化（“司徒之官”）的传统，具有系统的经典构成（“六经”）、理论体系（“仁义”）、实践价值（“顺阴阳，明教化”）、道统传承（“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学术传授（“宗师仲尼”），在历史、文化、文献、学术、功能、教育等方面，都自成体系、内涵丰富。

从文化传承和学术渊源上看，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司徒金文又作“司土”、《尚书》《周礼》作“司徒”，是古代社会掌管土地、人民和教化的官职。《尚书·舜典》载舜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此处的“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教”即义、慈、友、恭、孝；后来扩大为“五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和“五常”教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重视五伦之教是儒家一贯提倡的道德伦理，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即使不曾做过司徒之官（据《史记》他只做过鲁国的司空、大司寇），但他作为二帝三王文化的“集大成者”，也一定是继承和弘扬了这一传统精神和核心价值。《庄子·渔父》就借子贡之口说：“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整齐）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称赞孔子有修养、有道德（“性服忠信”）、有行为风范（“身行仁义”）、有文化追求（“饰礼乐”）、有人文关怀（“选人伦”）、有特定社会功能（“上忠世主”“下化齐民”），还有最后的学术归趋：“将以利天下”。与《汉志》“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正好前后响应。孔子也以自己的人格奠定了后世儒者的基本风范和道德趋向。后世儒者大多能以天下为己任，救斯民于水火，致明君于尧舜，成就了一个个“立德、立功、立言”的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不朽功勋，促进了国家的治理与天下的和平。浓浓的现实关怀，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正是儒学有别于宗教神学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可望重塑当代伦理的魅力所在。

儒家具有自己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理论源泉和智慧活水——“六经”。孔子继承、整理和传播了“二帝三王”的文化成果《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世儒者又有《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等组合）。“六经”是上古历史的记录，也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老子云：“‘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庄子也称之曰“旧法世传之史”（《庄子·天运篇》及《天下篇》）。“六经”上述二帝，下纪三王，是考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道王功，传承上古文明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史”。“六经”经过孔子整理、阐释和传授后，又成为启迪智慧的历史教科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经”。“经”与“史”的统一注定了“六经”内涵的丰富和博大。《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集中了文学、历史、伦理、美学、哲学、政治学诸领域的学术和智慧，形成了自足完善的经典体系和知识系统。汉代儒者传《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东汉传“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唐代传“九经”（《易》《书》《诗》加《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和《周易》《仪礼》《礼记》）；五代后蜀始刻的“蜀石经”完成古代儒家经典的最后定型——“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宋儒又析《礼记》之《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组合为“四书”，从而形成了儒家经典的多个传承模式与流通文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恰以“六经”为标志形成了承上启下的轴心关系，前此2500年的历史因之得以记载和传承，后此2500年的智慧据此得以启迪和照明。如果我们不是完整地、系统地研究儒家经典，就不能全面地、真实地认识中华文明的传承序列和承载模式。

在 方面，儒学更是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在今天分属于多个学科的诸多学术问题和成就（如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在儒家经典以及儒学论著中，有较为丰富的特别反映和精辟阐述。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天命（天道）”“鬼神（阴阳）”“礼乐（仁义）”的信仰体系；“过犹不及”“中正”“中庸”“中和”的辩证观；“仁智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仁政德治”“博施济众”的治理模式；“尚和合”“求大同”“天下和平”“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士人、君子、圣人”和“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一切的一切，都经儒家的提倡、推广，触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形成了积极向上、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忠恕勤”“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对涵养当今社会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经二千五百年的发展，儒家积淀了丰厚的文化成果，具有庞大的文献积累。儒家以经典教育为本位、以著书立说为特色，在历史上产生的学术文献数以万计。孔子修订、阐释“六经”从而形成了首批儒学文献；再“以《诗》《书》《礼》《乐》教”而后形成儒家知识群体“弟子三千”。在《左传》“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人生观激励之下，后世儒者纷纷借“著书立说”“代圣人立言”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于是催生出许许多多解释儒家经典的文献（著录“六艺略”或“经部”），阐发儒学理论的儒家诸子文献（著录在“诸子略”或“子部”），记载儒学发展演变的传记、碑志、学案、礼典、家乘等文献（著录在“史部”），展示儒者个人的文学、艺术以及思辨才情的诗文词赋（著录在“诗赋略”或“集部”），真可谓琳琅满目，汗牛充栋。放眼世界，传世的古典文献以中国为盛；而考诸中华，传世古文献中又以儒家居多。这些数量庞大、内涵丰富的儒学文献，遍布经、史、子、集四部，内容则包括经解、义理、考据、辞章。它们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儒家智慧的记录，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骨干，自然是我们研究中华古典文明不可忽略的。加强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既是当代及未来学人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也是一个十分漫长、十分艰辛的过程。

儒学在长期的传承师授过程中，创新体制，积累经验，具有举世无匹的教育成就和教学经验。孔子首开私人办学的历史先河，首创通过教育来传播文明、启迪智慧、点燃希望的康庄大道，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第一位职业教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形成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性近习远”“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激励”等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他有弟子三千，达徒七十二，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后经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继承和发展，更加积累和丰富了儒家的教育经验。西汉文翁在成都设石室精舍传授儒家“七经”，首开郡国立学传播儒学的先例；汉武帝开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并在全国推广文翁经验，大兴郡国之学；还下令全国举明经秀才，开启了汉家文治之端。后之继起者，无论是后汉、三国，或是两晋、南北朝，或是唐、宋、元、明、清，都毫无例外，“教学为先”成为中国理想社会“建国君民”的优良传统。历代王朝继承和发展西汉以太学（或国学）、郡国府学传播儒学的教育设施，还创造和更新了以明经或科举选拔人才的选人制度，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优秀人才，也启迪和影响了西方现代的文官制度。

综上所述，儒学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在历史上影响也是巨大的和积极的。即使核以当下的学科设置标准，儒学独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是十分显著的和成功的。如果从其学说成果、历史影响和文化积淀而言，儒学的丰富性、学科性较之目前所设一百余个“一级学科”中的个别学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经典是中华士人考古知新的源泉，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财富，儒家文献是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重要载体，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康庄大道，至于儒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更是当代中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成功典范和学习榜样。在儒学的陶冶下，历史上曾经造就出大批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为人类历史文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财富。如此丰功伟绩自然是从事中华学术研究不能忽视的，而如此丰富的内涵当然也不是目前效仿西方分类体系而形成的文、史、哲、经、法等等学科所能含括的。

可是，由于儒学长期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自觉实践，各地区、各学校所进行的儒学研究、儒学普及和儒学人才培养，目前尚处于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自发阶段，还未形成有组织、有计划、有阵地的儒学研究和儒学传播，也未形成有系统、有规模、有标准的儒学人才培养。就目前儒学人才培养的模式而论，大陆多在“中国哲学”“中国历史”或“法学”等专业下进行，台湾多在“中国文学”专业下进行。由于专业背景不同，各校对儒学人才培养的理念和侧重也有所差别，教学内容和培养标准也随之有异。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系统、全面的“儒学教材”和明确可行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的散漫性，导致了知识传授的片面性、人才衡量的不规范性。这必然影响儒学传统的真正继承和儒学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当然会影响儒学的当代复兴和未来发展！

近年来，独立的“儒学学科”建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儒学教材”编撰的需求也越来越紧迫。在“国学”的大门类之下，全面恢复儒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建设独立完整的儒家学术体系，围绕“儒学原理”、“儒家经典”、“儒学历史”、“儒学思想”、“儒学文献”、“儒学文化”等方面，编撰出系统的儒学教材，构建起足以展示儒学在“经学”、“德行”、“政事”、“义理”、“考据”、“辞章”等领域真实面貌的话语体系，为培养儒学专业之基础扎实、知识全面的优秀人才，树之风声、蔚为典型，无疑是当代学人的学术使命和神圣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