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里,收藏有人称“救时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亲书的“藩篱”碑碣。该碑碣长85厘米,宽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题款“大唐开元三年”,左下题款“姚崇题”,中间楷书“藩篱”两个大字。这是时年六十五岁的姚崇在开元三年(715年)回陕州硖石故里时挥笔留下的,是目前全国唯一发现的姚崇手迹。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导致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例程序,开展进一步的公众咨询和民主协商。修例本于港府善良动机以处理涉台嫌犯移交及一体解决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未签署移交协议条件下的个案移交法律基础问题。
                反对派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且专业性讨论修例法律细节的意愿,而是抓住修例对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冲击性,无限制地放大恐惧感,制造谣言,进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误导与动员。当然,仅仅依靠反对派自身的蛊惑与动员是绝无可能造成今日之对抗态势的,国际势力在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敏感时刻积极介入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因素。
                如果说长程的历史总是遵循“正—反—合”的辩证逻辑的话,那么,在整整一百周年之后,世变时移,是不是也该轮到一度被置于“新文化”对立面的“儒学”,在更高的层次上与“五四”握手言和了呢?
                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建设,重视良好家风的培养与传承。作为家风的重要载体,家训历来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古代众多著名家训中,廉政文化是所强调的重要方面之一,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传统祭礼的历史传承对当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时期,浙江省浦江县“义门郑氏”在“以礼治家”思想的指导下,遵循行于今不悖于古的礼仪原则,依照朱子《家礼》制定《郑氏家仪》。在祭礼的施行过程中,不仅表达了后人对祖先的崇拜,同时也对族人的言行、思想进行规范和管控,实际上祭礼已经成为郑氏家族加强家族管理的重要···
                苏州吴中叶氏,源出春秋楚国叶公沈诸梁。东汉末年,叶氏子孙、光禄大夫叶望因避乱从青州渡江,居住于丹阳郡句容,成为江南叶氏始祖。叶望曾孙叶琚,任钱塘(今浙江杭州)县令,爱民如子。叶琚次子叶俭为晋散骑常侍、折冲大将军,东晋建武元年(317)任括苍(今浙江丽水)太守,后迁居松阳卯峰怀德里。叶氏传到第九代叶逵,就是吴中叶···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泉州安溪湖头人,清初著名理学家、易学家。
                同性婚姻是否应当合法化?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不幸的是,伦理讨论似乎不受待见,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们乐得三缄其口。《中外医学哲学》本期所登载的三篇主题论文及十五篇回应论文生动显示,伦理讨论富有学术成效,其实大有可为。
                同性婚姻是否应当合法化?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不幸的是,伦理讨论似乎不受待见,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们乐得三缄其口。《中外医学哲学》本期所登载的三篇主题论文及十五篇回应论文生动显示,伦理讨论富有学术成效,其实大有可为。
                翻开中国近代史,“师夷长技以制夷”七个大字便会跃入眼帘,这句话开启了国人“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探索国家出路的先声。然而,它既非陶澍、林则徐等经世名臣之言,亦非郭嵩焘、曾纪泽等出国使臣之论,而是出自湖南邵阳偏僻山区的知识分子魏源之笔。是什么样的家族培养出如此目光敏锐、思维超前的思想家呢···
                反传统与西化固然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关键内容,但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算作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基调?同样,人所艳称的所谓个性解放、反专制、反抗帝国主义云云,尽管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应有之义,但在何种意义上与颠覆传统形成有机的联系,依然是考验史学界的重要课题。
                我们通常说,五四运动为中国请来了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一位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其实,还有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也是那个时候请来的,这就是“和女士”(human rights,人权)。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却偏偏忽略了她。也是因为这个不该有的忽略,两位先生的烦恼一直得不到解决。
                廉,素来为人所敬。即便贪墨之人也会堂而皇之地冠以“廉”名,从而以假乱真,欺世盗名。
                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更是塑造起一个对中国历史的想象传统,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从根子上、从基因上就是败坏的,四千年的吃人史和劣根性,体现为辫子、缠足等令人厌恶的象征符号,并进一步被延伸为“亚细亚社会”或“东方治水社会”,因此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和涤荡。
                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情地抨击孝道,一方面又深情地躬行孝道,我们将此现象称为“孝道悖论”。孝道悖论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孝道问题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
                “五四精神”要求科学与民主。要实现本真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则须引进西方抽象传统。抽象传统即凝聚、消辟两种势用中坚执前者,用儒学术语表达则为“坤先”。这就是说,西方传统要求阴盛阳衰。因而,无须惊奇,在近、现代中国,西方传统影响的实际效用是促成“阴盛”。中西文化接触之后果并不是把中国社会导向西方化,而是造成中国社···
                清代有位著名作家蒋士铨,才华横溢,擅长诗、词、文、曲,一生创作诗两千六百余首,词二百七十余阕,文集十二卷,杂剧、传奇十六种,结集为《忠雅堂集》四十三卷。
                “资水如带,凤岭如屏,四面尽环淑气;孝子在周,忠臣在汉,千秋无愧宗风”
                兰州碑林中有一通内容为“欲增福寿惟善行,要好儿孙须读书”,落款为“黼堂”的石碑,在碑林里并不很显眼,来访者往往一眼而过,但实际上这是民族英雄朱贵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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