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史上,由孔孟原始儒学所开出的“人禽之辨”,具有源头性价值和始基性意义,不唯催生了孝道与礼制、仁心与善性、德治与仁政等一系列人伦正道,而且,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学和伦理学双重视域的视角和方法,在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解决中西文化的现代性差异方面,“人禽之辨”比之司空见惯而多有遮蔽的“中西之辩”···
孔子的孝观念将赡养、孝敬、谏诤、承志等作为内涵要求,将“养心”作为子女尽孝的精神实质。孔子把孝牢牢地锁定在血缘亲亲感恩之上,把子女对父母的“亲爱”推到社会的“仁爱”,贯通了从孝到仁的内在理路,指明了个体道德自觉和境界提升的实践路向,探索出一条建构仁爱社会的途径。科学辩证地认识孔子的孝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自邵雍至朱子,成卦解读的确立标志着太极本体观与一元二体观在易学领域的形成。对邵雍成卦理论的继承在朱子自己的易学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复观以港台新儒家闻名于世,与20世纪的三大思想流派均有牵涉,一直备受各方的关注与研究。本书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以理想政治及其辩难来界定政治哲学,并从理想政治“是什么”和“如何可能”两大视角六大方面,详尽阐述了徐复观的政治哲学思想。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汉注采择极为精审,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从群书引《论语》内容发掘《论语》的“汉人旧义”。20世纪敦煌文献出土,使今人可以看到,刘宝楠的“汉人旧义”,有大量与新出土之说若合符契。同时,刘宝楠《论语正义》的问题,主要是大量引用先秦两汉子书、史书中的说理之言,解释《论语》语录,因此,出现许多似是而非、···
章学诚之经史观,核心即六经皆史之经史观,周孔之分之圣人观,即器明道之方法论,学于众人之知行观。章学诚看似尊史抑经,实则为尊经前提下纳史入经,经史并重。由此,经立基于制度实践之史,史则随时撰述提升为经。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
实际上,在苏轼心目中,不仅孔子是其终生致敬效法的“圣人”和“吾师”,孔子和儒家所标举的仁义礼乐更是其秉承弘扬的“道统”,而佛教和老庄则是其常加抨击的对象。尽管苏轼、苏辙兄弟试图调和三教之关系,但其思想的立足点显然还在儒家。与此相应,苏轼的“政教观”“文教观”和“情教观”,也是植根于孔子的德治和人格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
学界早有一种看法,认为乾嘉 和荀子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惜乎没有太多的具体论证,因而未受重视。刘师培曾有言道:“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卿,皆传六艺之学者也,是为汉学之祖。”[1]刘氏此处汉学与宋学相对而论,其汉学概念即主要指的是乾嘉汉学。[2]其论颇有创见,但实亦渊源有自。实际上···
《论语》“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的“约”和“乐”应以本义来解,句意应解读为不仁者不能够长时间约束自己,也不能够长时间保持内心的和乐。“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是对有恒的正面描述,该句应解读为从无而做成有,以虚而达到实,以约束自己的工夫达到内心舒泰的境界,做到有恒真的是很难呀!本文通过考据···
我讲这么几点意思。因为“湖学”要从胡瑗在湖州进行教育改革说起。胡瑗的教育改革,后人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明体达用”,他的学术也被归结为明体达用之学。胡瑗在湖州的时候,设立了两个斋:一个是经义斋,一个是治事斋。这两个斋的设立已经表现了他明体达用的思想倾向。回顾明体达用思想,它在今天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的意义,我想有这么···
族邑自治时期的社会规范形成儒家思想的基础。宗法共同体内部裁断维护血缘组织稳定,家国同构式的君主诉求主观的德性审查、中庸调解、差异化调解。而法治所诉求的观念,根本基于普遍授田制后地方宗族向中央政权的治权让渡。秦以降由于国家自身治理能力受限,不得不兼容两种文教,而同时智识群体拒斥对既行政制的正视,导致了长期延续的···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要自觉地走出传统经学而转入新理学。这种自觉,基于他对传统经学的整体把握,也基于他立足时代背景下所拥有的历史意识。旧瓶新酒说、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分,都体现了这种自觉和追求。新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接续,其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后者大不相同,因为后者在本质上仍属于经学系统。清学和汉学则更具经学的···
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是中国历史上集立德、立言、立功于一身的“完人”,其思想不但影响了明代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个格局,而且流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叶之后的中国思想发展进程。其知行合一学说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内容与人生哲理?对我们当今社会生···
孔子留下的大量应验预言,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对孔门弟子前途与命运的预言;其二,对国家政治走向的预言;其三,对个人前途的预言。孔子预言之所以应验,其与迷信无涉,亦非“鬼神之知”,反而是人文理性之表现,是仁智合一之体现,是德性意识与理性意识的展现。
直面政治资本对道德资本的傲慢,《孟子》首章设置并敞开的主题是义利之辨。它包括逻辑依次递进、含义逐渐展开的三个要点:一是坚守义以为上的原则,将道义当作最高原则;二是遵循先义后利的次序,将道义放在第一位,将利益放在第二位;三是追求义利双成的目的,不因道义而排斥利益,最终实现道义与利益的统一。
“性朴论”是存在和成立的,且意义重大而深远;但在逻辑上,依然不可以把“性朴”看成是与“性恶”同等层级的概念,因为“性朴”原本即是作为“性恶论”的前提、要素和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荀子和荀学这里,“性朴论”是“性恶论”的一部分,而“性恶论”又是荀学人性论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真实的荀学人性论体系其实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以“性朴”···
本文基于华夏治道的天下观分析了大一统的几种历史形态。以夷夏之辨为中心,提出国史上的三种大一统形态:周制、秦制和唐制,并对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论进行了研究。“修文德以来之”的儒家理想最终在唐朝制度下得以确立,而以后的元清两朝皆奉行不悖,这才使得儒家文教能够超出中原农耕文明而及于草原,也打破了“拉铁摩尔诅咒”。
“历史结合点”的提出,是萧萐父先生在继承侯外庐“早期启蒙说”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其现实关怀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转型的内在理路和根据。这种认识既克服了历史虚无主义,又立足现代接引传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积极融入世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能动性选择。
“形上之气”这种说法的出现与牟宗三等将“形上”、“形下”的涵义界定为超越与经验的区分有关。但是对形上、形下概念的如此界定与蕺山自己对“形上”、“形下”涵义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在蕺山以“有形”论“形下”,“无形”论“形上”的自身语境下,根本不会存在“形上之气”这样的说法。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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