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晶】《孟子》王道政治的自由观念——以“义利之辨”为核心

孟子在回答梁惠王的文本中提出了儒家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理想，以“义利之辨”作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原则，将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勾连在一起。借助于对孟子文本的诠释，指出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内部含有由道德自由导向政治自由的逻辑关联，同时也可通过仁义内在和天道为本突破主体二重性困境，从而使王道政治不仅是理想政治的模型，并且得以落···

【杨朝明】“御车马”与“御天下”——读《孔子家语·执辔》

驾车要均马力、和马心,治国要均齐民力、和安民心,“以六官总治”达到“事治而功成”的目的。为达到政治管理效果,孔子把治国之术分为政治管理框架的御政之术、进退缓急的权力运行过程、施政效果保障的治国之要三个层面,并指出应把握“治国之要”,懂得“治世之待”,才能实现善治。

【程苏东】从贵族仪轨到布衣文本：晚周《诗》学功能演变考论

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之士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人阶层的重要倚赖，另一方面也开始随着士人传习、论学的需要而发生传习方式、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多个层面的变化，而这些转变的背后透露出《诗》文本权威性来源的隐微转移以及晚周时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张锦枝】论朱子的心主性情说

朱子的“心主性情”说是朱子心性情论的核心观点。朱子思想中，心、性、情三者互相牵制，己丑之悟后以“心主性情”论取代“性体心用”说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强调心对于性、情的统摄和主宰作用。心主性情包含了性是心之理和心主宰性的双重意义。同时，朱子对心之虚明知觉的概念十分警惕，保证性对心之主宰的制约，以期在心主性与性范导心之间取得···

【贝淡宁 汪沛】疫情之后，多极世界的全球化将兴起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国都积极应对，但具体措施却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将这次疫情看作一场对国家的考验，东亚国家的答卷似乎比不少西方国家更胜一筹。

【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绪论

在人伦实践层面，中唐以来，在佛教、道教影响下，北宋儒家始以礼乐教化为成圣之途。理学的兴起，通过对礼的本体论、人性论基础的重塑，将儒家礼仪生活与成圣之学贯通圆融，奠立了元明以后主流礼观念的基本形态。

【张明】黔中王门孙应鳌学行及著述考略

孙应鳌系王阳明在贵州的再传弟子，是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代表黔中王学的最高成就。清代著名学者万斯同赞云：“奋起荒徼，以学行知名，为黔中人士之冠。”贵州学者莫友芝亦称：“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目前，孙应鳌已经成为黔中王门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孙应鳌学行和著述的考证，可为当前黔···

【赵雯萱】明清“三教合一”与大理“三教寺”

“三教寺”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民间社会中较为常见，但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生态各有所异，既有宗教逻辑不清晰而导致的自发境况，也有特定历史时期话语意义转变中对神灵的置换。

【康晓光 张哲】行政吸纳社会的“新边疆” ——以北京市慈善生态系统为例

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相应的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这种秩序格局是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

【曾亦】严父莫大于配天：从明代“大礼议”看朱熹与王阳明对“至善”概念的不同理解

朱熹与王阳明对于《大学》中“至善”概念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本文则选取明代“大礼仪”这个特殊视角，结合程颐、朱熹关于宋代“濮议”的意见，考察了理学与心学在处理儒家孝道问题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后果，从而揭示了双方在经学见解上的差异对其心性概念理解上的不同。

【敦鹏】儒家的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

古代中国对分配正义思想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基于人的尊严，主张每个人的生存需求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

【肖永明 王志华】明代儒学气学传统的回归及走向——以“太虚”诠释为中心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

【喻平】论宋代法律体系中的“故事”

宋代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故事”具有多重属性，“详练故事”“力行故事”是对君臣的高度政治褒奖，熟练掌握与遵行故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素养。皇帝和官僚集团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会检校与参详故事，从故事中寻找施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故事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宪法、行政法意义。

【万 红】从《理学宗传》的批注看孙奇逢的学术倾向

从这些批注对诸儒学术的判断及对诸儒学术思想文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及其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孙奇逢不只程朱陆王之间并无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的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儒家道统完成者的学术志向。

【刘登鼎】王船山对“物”的领会及其现代启示

万物与人处于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之中，人一方面要领会万物与人的浑然一体，另一方面又需要积极的“制器尚象”来干涉自然界，以获取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船山通过对道体的深切领会，提出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方法，这对于生活在现代技术大行其道，自然环境极度破坏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胡金旺】王船山《尚书引义》中的君臣观

船山认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制约与负责的平等关系。臣子并不是君主可以任意驱遣的家奴，与君主是宾友的关系。君主的德性对国家的治理是难以始终依赖的因素，而相位的设置以至于制度的建设才是国家治理最可靠的保障。这是船山对政治统治过度倚重统治者德性的一种纠偏。

【邓国元】王阳明思想“最后定见”辨证——兼论“四句教”与“致良知”之间的思想关系

关于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发展，钱绪山、王龙溪和黄梨洲有不同的概括与说明。这些不同的概括与说明不仅揭示了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时也呈现了人们对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差异化理解。面对阳明思想变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绪山、龙溪和梨洲等人的差异化论述，阳明思想的最后阶段，即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无疑是最需要···

【邓国元】王门“天泉证道”探释——以束景南先生“王门八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阳明“无善无恶”说的基本意旨在于揭示心体“廓然大公”的本质，以及彰显良知本体形而上的超越性。“四句教”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基本思想立场，是阳明“天泉证道”中“彻上彻下”的教法宗旨。

【邓国元】钱绪山对阳明学“四句教”的诠释——以“无善无恶”为中心的考察

在《复杨斛山书》中，通过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先存乎一善”“定理”观的反省，绪山指出阳明“无善无恶”的提出在于揭示至善心体的“虚灵”本质。“虚灵”是绪山诠释“无善无恶”的核心观点与独特创见。绪山在“无善无恶”诠释上的问题意识与具体观点，对全面理解阳明学“四句教”具有重要意义。

【张汝伦】理解之难——从《中庸》“喜怒哀乐未发”句看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句，尤其是前一句，历来为儒家思想家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命题，宋明理学家对其作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留下大量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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