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愚民”这把锁——《论语新识•泰伯篇》第九章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七壬子

         耶稣2016年9月27日

《论语新识》，刘强撰，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

8.9子曰：“民可使由之①，不可使知之。”

【新注】

①  民可使由之：普通民众，能让他们遵循着道义去行。可，能也。由，从也，循也。之，代指道。

【新译】

孔子说：“普通百姓，只能让他们遵循道义而行，却无法让他们明白什么是道。”

【新识】

本章谈民之性，兼及为政之道。自来歧解颇多，近代尤甚，故不得不稍作解说。

先说“民”。字源学、民俗学意义上的“民”，当与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民”相区别。《说文》：“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古文从母，取蕃育也，上下众多意，指事。《广雅》：“民，氓也。”土著者曰“民”，外来者曰“氓”。孟子则将此“民”解释为“众”，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篇》）孟子此言，堪为本章脚注。董仲舒干脆说：“民，瞑也。”郑玄注：“民，无知之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可见，当“民”与“众”相联系，确有“无知”之义。

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民”，则与“君”、“上”相对。如孔子多次提到君民之对待：“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使民以时”；“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等等。孟子也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降及近代，“人民”二字成为一至高无上的政治概念，具有道德优越性，故孔子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被扣上了“愚民”专制的帽子。宜乎孔子有“不可使知之”之叹也！

对于此句的误解，首先在“可”字的理解上。这个“可”字，既可作“可以”解，亦可作“能够”解。这里当从后者。也就是说，“不可使知之”之“不可”，非应然之谓，乃实然之谓。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换言之，孔子所言，乃一事实判断，非价值判断。“不可”即“不能”，含二义：一是民之智慧有限，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若智在中人以下，如何使其可知？故朱熹《集注》：“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二是从政从教者能力有限，如夫子本人，虽可做到“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然精力有限，理论和实践上皆不可能使家喻户晓，人人尽知其道。故程子说：“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其次在“由”字。“由”，或解作“用”，如何晏《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或解作“导”（道），如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的“道之”、“齐之”，实即“由之”；“有耻且格”则正好是“不可使知之”的正面表达。

窃以为，此“由”字亦可解作“行”，“之”字亦可解作“道”。整句意为：“民可使行道，不可使知道。”可使行道，盖指民性皆善，故可使遵善道、行善事；不可使知道，则指民智未开，故难以使其尽知义理之微，大道之妙。《中庸》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犹有不知不能之事，而况“民”哉？故《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也。”可以说，无论从义理还是实践而言，夫子此言皆可成立。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此章解释再翻新义。如郭店简《尊德义》有云：“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廖名春教授以为：“‘知’当本字讲，与‘强’字相通是不可能的，这因为‘知’和‘强’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另求别解，因此颇疑‘知’并非本字，而是‘折’的假借字，通‘折’字。”(《<论语>“民可使由之”章的再研究——以<郭店楚简·尊德义>为参照》，《华学》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类似的用例不是没有，如宋本《荀子·劝学篇》“锲而舍之，朽木不知”，在传世本中“知”改作“折”。又，《尊德义》另有一章：“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如此一来，则本章的意思便成了：老百姓只能去引导，而不能以暴力去强迫、去压服（折），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意相同。盖警示在上位者当重视“身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方能使百姓效法和遵从。不仅与“愚民”无涉，反而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生动体现。此说从文字学出发，又有出土文献为证，极具说服力；因其与上述解释并无根本矛盾，故可两存兼取之。

古今学者为解此惑，可谓不遗余力，竟有以“断句”做文章者。如宦懋庸《论语稽》将此句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台湾学者俞志慧则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有两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谓每况愈下矣！

实则夫子此言，正大光明，颠扑不破，何必曲意回护，强为解说？孔子是否赞同“愚民”，有其兴学立教、诲人不倦之事实为证；《论语》一书，在在教人成己成物，仁智双修；孔门弟子，大多来自民间，皆“民”也，而夫子照单全收，待之若子，何“愚民”之有！孔子所以绝不讨好取媚于民众，乃因其深知民众大多“谋食不谋道”之事实，其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正为启迪民智，培养“谋道不谋食”之士君子，这正是一种寻求“使民知之”所有可能性的伟大努力！然欲天下人人知道，人人行道，实是一不可能完成之任务，故有人说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夫子晚年亦自叹：“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夫子明知“不可使知之”，依然还要一往无前，推行教化，死而后已，此一种弘道传道之愿心愿力，千载之下，仍如日月高悬，感人至深！

 若说“愚民”，道家则或有之。如《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六十五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如此“绝圣弃智”，非“愚民”而何？

  若说“愚民”，法家更难辞其咎。如商鞅，不仅愚民，甚且“弱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不仅“弱民”，还提出“壹教”：“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赏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这种“壹民”思想，不正以“民可使知之”为前提吗？其结果只能是强制人民接受一种教育，因而成为一种更为可怕的“愚民”。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有关于“愚民”的妙论：

 从前的愚民，是不许人民接受教育，现代的愚民，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了印刷品的当。

今按：古今中外之独裁者，大多挟“人民”以自重，而行“愚民”之实，其结果只能造成一种所谓“人民优先”的“民粹主义”思想，从而绑架民众为其所用，可惜，民众往往偏听偏信，上当受骗，甚至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所不惜。宋儒吕祖谦说：“知之未至，适所以启机心而生惑志。”诚哉斯言也！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