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几认为，学人当兼具才、学、识三长，然后可言治史。才指天赋资质，学指学术素养，至于刘氏所最看重的识，是否即指某种洞幽烛微发覆起瓿的理性思维能力呢？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之本传记载，刘知几“领国史且三十年。礼部尚书郑惟忠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此为无可加者。”

刘氏所谓识，原来是指史家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之价值诉求的主观自觉，以及承担实践这一自觉的智慧和勇气。这种定义在知识学意义上能否成立当然见仁见智，这里也无须多加阐发，但就其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点，应该说确有所见，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今天已成共识。按照公羊学的观点，孔子正是出于对“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现实深感忧虑，才笔削《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这种实践是刘氏三长说之所本，而孔子“为万世立法”说的成立，更证明刘氏对“识”的阐述无论在知识学或者价值论层面都有足够的合法性根据存在。

仅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刘氏之“识”在今天有两点启发值得予以重视。其一是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文本首先应作为一个蕴含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来加以解读，同时应当设身处地，“对古人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理解之同情”；其二是将自己的研究视为由该文化所凝结之个体对此精神实体的反思、传承和创造，如陈寅恪诗“吾侪所学关天意”之所揭橥者。为什么陈氏能够对王国维的自沉做出不同流俗的说明？其对隋唐政治文化的研究又为什么能在贡献和影响方面超迈同侪？就因为他是一位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的中华文化“托命人”，岂有它哉！

完全不必拉什么名角出来为廖名春站台造势，我确实认为在当代治国学的同辈学人中廖名春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并且我也确实相信其所以有此表现，主要在于思想境界契近于古圣先贤，换言之，即是对刘知几三长说中的识有所体悟。这种判定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首先是他自觉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在对经学的释证上。学术分工本无高低贵贱的可言，对个体来说研析经史抑或子集，多半都是出于误打误撞的外在偶然。廖名春不是，他硕士读的是训诂，但他并不满足于在章黄门下游走，而是力争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曾跟我说起，在追随金景芳先生做博士论文后，思想上有一觉悟，自此确定了自己的治学方向。他一度曾协助陈鼓应先生办《道家思想文化研究》，在刊物上以发表关于帛书周易的成果而为学界关注。后来就是因为在《周易》学派上的归属上持论与倡导道家文化主干说的陈氏不合，终至分道扬镳。拈示这点，不是要评论学术是非，而是想表明廖名春的学术立场的坚定，有“护道”的自觉。“从语言到历史，以考据求义理”，反映的既是其问学次第，也是其心路历程。

其次是他对经学的正面理解或肯定态度；这恐怕乃是其受惠于金老先生之最关键处。他认为经之所以为经是由于它们记载有先王之道。这种先王之道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因其为全社会所认可接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支撑，因而是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根。这种理解在以前是常识，在今天却是洞见，因为五四以来的主流思潮倾向于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号称经学大家的周予同先生其毕生所致力者，即是“要把经学那纸糊的高帽子撕破给人看”！

最后是我隐约感到廖名春有一种“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担待或气概。由于办《原道》的缘故，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诸如怎样振兴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克服近代形成的对儒学的偏见这样一些问题。本书中对古史辨学派的清理就是这种讨论的结果。近来他又对国内学界存在的传统研究汉学化的倾向十分担忧。我们筹划着在《原道》上刊发一个类似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先生五十年代所撰的那种“宣言”，表达我们对于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他答应由他来撰写第一稿……

当代学者中才高八斗的人很多，学富五车的人也不少，而才、学、识三长兼具者却屈指可数。所以现在也仍跟郑惟忠当时所见到的情形颇为相似，文士多而史才少，叫人唏嘘慨叹。其实，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崇高，其所具有的才华也就会发挥得越充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越能传之久远。我衷心希望我们这辈学人能够将自己的知识、智慧与中华文化建设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着机会和挑战的时代，在经历了百年忧患之后，我们的民族再也不容有失！尽管并不是亨廷顿那样的“文明冲突论”者，但我相信，一个民族的复兴，虽然并不以文化的复兴为全部内涵，但却绝对是以文化的复兴为其最高象征。

当然，我也希望自己在这篇序言中所表述的对廖名春其人其学的理解，多少能够为本书读者诸君的阅读经验所印证。

谨以此为序。

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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