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是天道的呈现

——德阳文庙露天会讲发言辑录

作者：陈明、肖永明、刘国鹏、付长珍、陈珏、杨世文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廿一日己酉

           耶稣2016年5月27日

编者按：2015年9月26日至27日“张栻思想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在四川省德阳市文庙举行，研讨会设置了“露天会讲”环节，会讲主题为“斯文”。意在通过对此主题的关注与阐发，审视斯文之困境及其建设路径，以期为当下世界秩序之创设提供启示。26日晚会讲在孔庙大成殿前举行，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肖永明教授担任嘉宾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国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付长珍，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陈珏，四川大学教授杨世文等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斯文”的理解。现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刊出会讲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专家学者，晚上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在先贤南轩先生故里，在孔子诞辰2566周年的前夕，在文庙，在这个斯文之地，进行一场关于斯文的会讲。在848年前的秋天，在长沙的岳麓书院，34岁的张栻与从福建武夷山长途跋涉而来的37岁的朱熹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会讲，会讲最激烈的时候三昼夜不能合，留下了朱张会讲的佳话，也开启了学术上不同思想观点、不同学派学者会讲的先河。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讲是对先贤最好的纪念，相信这一次在文庙这个斯文之地，关于斯文的会讲会成为我们文化复兴过程中的重要实践，这个丹桂飘香的文庙之夜，也会长久的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五位会讲嘉宾，他们是：陈明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原道》主编；付长珍女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国鹏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珏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杨世文先生，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这几位会讲嘉宾的学术背景与研究领域各不相同，讨论的视角和观点也可能有很大差别，我觉得这种差别也正是我们会讲需要举行的原因，我们能从思想的交流与交锋中感受到会讲的魅力。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讲总共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请五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围绕斯文这一主题发表高见，每人十分钟。第二阶段，五位嘉宾相互之间有一个互动，就彼此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是自立，可以是补充，也可以是反驳，总的时间大概二十至三十分钟，第三个阶段我们请在场的各位朋友，各位专家学者就五位嘉宾所谈到的观点和内容进行互动和提问，可以要求指明哪一位专家做出回答。但总的时间也是二十至三十分钟。借用陈先生的一句话，我此次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好时间，那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任务。严格遵守刚才所说的时间。下面进入我们的主题，关于“斯文”，我们首先有请四川大学杨世文教授为我们解题。

“斯文”的传承

杨世文（四川大学）：参加这个会讲，我是诚惶诚恐，因为我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什么经验。今天在德阳召开有关张南轩的研讨会，今晚会讲的主题又是“斯文”，那么我想，把“斯文”定为今天会讲的主题，应该是有所考虑的。而且会讲在文庙举行，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庙历史悠久，保存非常完好，会讲在这里举行，意义当然非凡。那么什么是“斯文”？这跟孔子有关。《论语》中间有这样一个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带领弟子走到一个叫匡的一个地方，因为孔子这个相貌长得像一个人，阳虎，这个人是匡人的仇人，当地人就将他们围起来，要杀了他们。但孔子很镇定，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的意思就是：自从周文王去世以后，自己就担负着传承斯文这样的使命，如果老天爷要让斯文断绝，那么后来人就再也传承不了斯文了，再也见不到斯文了。如果老天爷不想让斯文断绝，那么匡人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孔子这段话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担当精神。那么什么是“斯文”？简单的讲，“斯文”就是文化。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而绵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我想除了中华文明本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之外，像张南轩这样的儒家士大夫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以斯文为己任，传道授业，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使中华文化的命脉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就是他们对中华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可以这么说，像张南轩这样的士大夫他们是中华文化历史上一颗一颗璀璨的明珠，他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传承中华文化这样一个责任。因为近百年以来，由于西学东渐，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还有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华传统文化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到了一个存亡继绝的境地，我们现在面临着如何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我们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要有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心，那么，王阳明曾经有这样两句诗：“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这是说自家实际上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是自己不珍惜，把她扔掉，然后到别人家去乞讨。我们观照近百年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战的过程，用王阳明这两句诗来表达非常恰当，就是我们传统的东西，宝贵的东西在近百年来被我们丢弃掉了，像德阳文庙这样保存完好的建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仅如此，传统的观念、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精神正在慢慢失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需要我们重新建立起文化自信。其次，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倍加珍惜，要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大学》里面讲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张南轩先生在他的文集中间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很多论述，比如说他讲要重视书院教育，要建立从小学入手到大学的培养过程，当然他所讲的大学与小学与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他所讲的小学，是要从洒扫应对进退，日常的生活，日常的礼仪这些小事入手，从小培养德行，建立良好的私德与公德。每一个人的私德关系到社会上的公德，私德和公德是合一的，我们有些学者过去讲，我们中国人只重私德不重公德，实际上私德和公德是分不开的，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影响到这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这就是传统文化。另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们要承担起这个文化传承、文化传播的工作，像德阳文庙这样能肩负起文化传承这样一个工作，这对斯文的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张载曾经讲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每个人的力量有大有小，实际上都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尽自己的心力。我大体上就讲这些。这只是个开场白，后面的黄钟大吕更加精彩，谢谢！

肖永明：感谢杨教授对斯文的出处进行了追述，把斯文的意义给我们进行了解读，尤其谈到了文化传承的三个入手处，我们接下来就请长期生活在美国的陈教授为我们谈一谈中国文化在美国、在西方传播的一些情况。

作为“中国斯文”的海外影响

陈珏（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谢谢各位，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在张栻、张南轩的故乡德阳，在德阳孔庙的大成殿前参加这场露天会讲，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会讲的主题是斯文，刚才肖院长和杨教授为我们解释了斯文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杨教授特别谈到现在已到了二十一世纪，但是中国文化，斯文仍然生生不息，长江后浪推前浪，使得我们每一个华人都深深感到它的力量。好，我呢，从1980年代开始就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八九年前才回到中国，所以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将自己过去二十几年来在西方看到的这个斯文的情况说一下。杨教授讲到中国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是纵向的、时间流的，中间是一个不断的发扬光大的过程。我想呢，从横断面看一看中国同样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化如何影响了西方，不仅是影响到了西方的一般的人，而且也影响到西方社会的知识精英，就我自己的感受，亲身的感受讲一些小故事来给大家分享。

第一个我想分享一个自己心理上的经历。二十多年前，我从香港出发到美国去，在飞机上我就问，当年我到美国去，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给我一个全额的奖学金，去干什么？去念博士学位，哪一方面的博士学问呢？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博士学问，当时在飞机上我就想，中国文化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那么我到西方去念，这些洋人的教授他懂不懂？我们华裔是古典文化，到了普林斯顿两个礼拜，最初的犹豫就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我发现在美国一流大学里的一流教授、一流研究生对我们的文化非常懂，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我们作为华人反而没有想到的，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神奇，这就说明中华文化的力量。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与此有关的我的亲身经历。几年前，哈佛大学有个非常出名的教授叫包弼德（Peter K.Bol），是普林斯顿的博士，他现在影响也非常大，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他研究的就是中国文学，他研究儒学，研究理学，特别是宋代，张南轩就是宋代的嘛。最近几年前出版一本影响非常大的书，，这本书他给他定了一个英国名字，又定了一个中国名字，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英国名字的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对作品的翻译，中文就叫《斯文》，英文的名字叫什么呢？《culture of ours》。他对“斯文”的解释就是“我们的文化”，这个解释对我们华人说出来不稀奇，但是从一个洋人，一个哈佛教授嘴巴里说出来就有一定的力量，他认为这个斯文不仅仅属于我们文化人，而且还属于全世界，洋人也能感受到他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这就说明中国文化在这个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间的生命力。我亲身感到我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到美国一个中西部，非常大的一个大学，叫明尼苏达大学，是美国中西部十个非常大的大学，这个大不是说规模多大，有三五万人。在这个大学，我当时是做助理教授，担任中国文化的课程，其中讲中国小说与中国戏曲。第一堂课我印象非常深，中国小说每学期课上有四十多个人，中国戏曲课有三十几个人，这些学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全是白人，我说英文怎么讲，居然这些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结果我就在我课程的海报上加上了一句话，是同样的一句话，只是换了一个字，这个在小说课啊加上的的：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it’s fiction.我们要理解中国文化，要透过英文翻译的中国小说。中国戏曲课我就改了一个字：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it’s theatre.通过中国舞台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我亲身经历，他们不懂中文的洋人居然也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力量，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例子。

再稍微说远点，美国社会今天的各行各业一些精英人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中国文化，接受到中国文化以后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我举一例子，我的一个老学长，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叫葛艾儒，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他在念博士的时候，他比我早得多，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研究张载，不是张栻，是张载，也是一个重要的儒家。他的博士论文的导师是美国在宋代研究领域的一等一的大佬，是华人，叫做刘子建，他是刘先生的学生，那么刘先生，因为他是白人学生，又学得那么好，当时在80年代，很早很早，刚刚大陆和美国建交的时候，也就特地把他推荐到北大，师从张岱年先生读了一年书。他后来回忆，当时张岱年先生年纪已经不小了，每一个礼拜一次，专门给他讲解、指导，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写得非常好，写完以后就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属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系列，里面出书的作者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如果他选择在大学做教授，他的地位以不在包弼德之下，但是他没有。中国文化使他给他一个强列的冲击，他觉得做教授很好，但是我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就投身与政界商界，结果做的成绩也非常大，他在90年做到美国住上海的商业总领事，后来又做到美国商业部助理部长。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使我亲身感受到美国很多知识界精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改变了他的人生，同时使之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个实际的交流。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葛艾儒的故事呢？他比我早得多，也不是太熟，前几年我们为纪念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主编，原来是剑桥大学讲座教授，后来由剑桥到普林斯顿任讲座教授，我特意想请他，当时他是美国商业部助理部长能够来发表讲话的，当时他特别忙，就让秘书帮他做了一个录音讲话，所以感受非常深。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能够打动非中国人的内心，使他产生极大的变化，我还想提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个洋人。这个人受到中国文化的感化比我刚刚讲得都大得多，这个人是我现在研究的对象，这人是荷兰人，叫Robert Hans Van Gulik，Van是一个贵族的代号，他们一家人都是荷兰人，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荷兰的海军上将。这个人的中文名字说出来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做高罗佩，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他是1910年生，1967年过世，可惜活的很短，但他的一生成就非常辉煌，他的学士、硕士年念的是中文，博士学位念的是东方学，他不仅懂中文还懂藏文、英文、日文。他读荷兰的莱顿大学，拿了学位也没有去做教授，他投身外交界，从秘书开始做起，后来一直做到荷兰驻日本大使。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官。如果他只是一个大使，今天绝对不会谈到他，大使早就被人忘了，现在西方有很多人知道他，华人也非常多的人知道他，因为他做了两件他业余爱好的事情：一件是研究汉学，第二件是写公案小说。他把唐代狄仁杰故事用英文写成一部侦探小说，名字叫《狄仁杰公案》，后来中央电视台放的狄公故事就是他写的，所以他的名声非常大。台湾出版的一个杂志写了一篇影响20世纪影响中国的60位洋客，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在《华生报》做了一次海选，20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100人，他也在其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写的狄公案小说，是用英文写的，在西方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看，通过他的小说来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改变了洋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他是一个桥梁，我深深的感到一个荷兰外交家，终身热爱中国文化，而且做出这样大的成就。高罗佩过世后，他太太是华人，决定把文物捐给重庆的三峡博物馆，条件是设置一个展厅，永远展示高罗佩的东西，结果三峡博物馆就同意了，荷兰驻华大使和重庆市副市长都来出席开幕式，为什么这样子？他的父亲母亲抗战时认识的，所以他要把这些文物回归祖国，这些文物是高罗佩收集的历代书法，他自己的书法也非常好，在书法界被认为是写得最好的书法家之一，那么这就说明中国文化是深深打动外国人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肖永明：陈珏先生对海外的汉学界非常的了解，娓娓道来，让我们拓宽了视角，也了解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情况的大概，看来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进一步追问，西方人他们自己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古典文化？在这里，我们刘教授长期生活在国外，他可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我觉得刘教授的介绍一定会给我们提供一面从异域来看他们自己文化的镜子，有请刘教授。

文明的普世共荣

刘国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德阳的父老乡亲，诸位德阳的同仁，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躬逢其盛，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讲形式，而且是在西南最成规模的文庙，我今天白天还在自己发起的“知止读书会”的微信群里与大家分享了研讨会的活动图片，包括在文庙这个空间举办活动的实况，就是想让大家意识到这个文庙保存至今是不容易的，尤其到今天还没有被毁灭。经历过像“文革”这样的人祸，能留下如此规模的一个文明遗迹，这很不容易。前几天我读到一篇文章，谈到一个外国人对文化和文明区别的探讨，当然，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非常难以区分，一百年来大家围绕它们打了无数的口水仗。今天谈斯文，我想它首先与文明、文化是有关系的。文化呢，大概说是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不同的人群和不同族群之间非自然成就的区别的差异性，而文明呢，强调的是不同人群和族群的非自然成就的一个相同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没有高下之别，可以说各有千秋，各有特点。但是文明，却可能有高下之别，我们熟知的四大发明其实是一种文明，可以为全世界所共享。近代以来，可以说我们的文明成就相对衰落了，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到现在已走在世界的前面，他们为世界可以说是贡献了很多普世价值，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也应该去学习，就像我们继承我们的典章制度，我们古已有之的高度的文明成就一样。我曾经在意大利的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读博，博士后在法国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新索邦），经常去国外做学术访问，我就结合我研究的领域——天主教来谈一谈西方文明有没有经历像我们今天文明断续的时刻？以及他们是怎样接续上自身文明的轨迹？大家都知道，西方的文化有三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的文艺、哲学，一个是基督教的信仰，一个是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军事和法律，这塑造了今天西方欧美社会的普遍形态。但事实上，大概在476年的时候，西罗马帝国被蛮族人，主要是日耳曼人灭亡了。而在此之前，罗马帝国曾经是西方最辉煌的帝国，在它最庞大的时候，整个地中海只是它的一个内湖，除了今天的德国，整个欧洲、北非包括西亚，全部在他的版图之内，这个已经是常识了。但是，到了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西半部，也就是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之手，整个文明世界在他们的视界里整个坍塌了，文明不再存在了，那么，今天欧洲的发展又是如何从西罗马帝国的灰烬中浴火重生的呢？这个秘密就在于教会。今天我们使用的公元纪年（格利高利历），是从耶稣出生那年算起的。比如，今年是2015年，也就意味着耶稣诞生到今天是2015年。耶稣是犹太人，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基督教这个称呼，但是他的徒弟们认为他就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基督，他死后很多弟子传播他的道理，就像《论语》当中孔子的弟子们把老师说的话记录下来，到今天成为我们的儒家经典。基督教最初在罗马帝国是遭到反对和压迫的，为什么？原本罗马帝国在宗教信仰方面是很开放的，任何的宗教都可以在帝国内传播，但是基督教认为这些信仰都不是真信仰，所以它反对所有信仰，结果罗马帝国就不干了，就把它迫害了几百年，一直到313年解除禁令，到了325年，结果基督教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西方的文明发展轨迹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西方文明突然坍塌了，在西欧的传承中断了，一直到529年，这个时候有个叫本笃的传教士成立了一个修道院，就像今天佛教的寺庙，就在罗马附近的卡西诺山。他们这些人的特点就是在一起过着今天僧侣一样的生活，不结婚，生活非常贫穷，而且要无条件服从修道院院长的命令，他们在一起就是把工作、祈祷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本笃开创了整个欧洲后来天主教会的隐修制度这样一个传统，他在修道院这样一个小天地里面把整个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继承下来。他们那时候在修道院里教授七门功课，叫七艺，包括语法修辞、天文、算术等，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并且成为今天大学的雏形。我说的大学不是汉代收一些博士的太学，是讲我们现代教育制度的大学，其实是来自于天主教修道院里“七艺”这个教育。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一个小小的群体，只要它有志于保存文明，那么文明是不会灭亡的，就像孔子说的：文王既没，斯文在兹，天不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老天爷都不丧斯文，你们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那种文化的自信与无畏让人敬佩，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天主教的佐证。

另外我想谈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赛先生与德先生影响中国文化到今天，中国人可以说是很自卑的，大概开放三十年来又不太一样了，自信心有所回归，文化有所回归，但是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很自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似乎被打败了，国家也在最困难的时候似乎要亡国了。但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曾经深深地影响过伊斯兰国家和基督教国家，亨廷顿说二十一世纪是文明冲突的时代，有四大文明圈，佛教文明圈，儒教文明圈，还有伊斯兰文明圈和基督教文明圈。那么我们儒家文明圈其实深深的影响过伊斯兰文明圈，因为当年默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被今天纳入圣训，他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就是说在七世纪，伊斯兰刚刚创立的时候，中国正逢大唐盛世，代表当时人类最高的文明成就。伊斯兰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就像我们今天对美国的向往一样，所以他们呼吁自己的年轻人到中国来学习，我们都知道唐代有很多胡官从西域来的，与此有关。还有近代起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在清代康乾时期，天主教会向中国派了很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要来传播信仰的，明末就开始就有了，像利玛窦等等，但传教的同时，他们还担当着中西文明交流的角色，当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成果翻译介绍回欧洲的时候，欧洲人惊呆了，一个不信神的国家居然可以治理得这么好，简直是不可思议。我想，这跟我们一直以来将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及其贡献有重要的关系。这还没有完，传教士将中国的文明成就传回欧洲之后，像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就以此来指责教会：你们整天就给我们灌输这个有神的信仰，钳制了我们的文化，窒息了我们的国家，你看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自制的国家，人家没有信仰也可以达到清明之治。当然他有些以偏概全，但他把中国做为一个样板楷模，并以此掀起了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而他还自己动手翻译了中国的戏曲《赵氏孤儿》，这都是文化史上一个常识，大家可以去考证。我就举上述这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站在异域文化的角度，给我们讲述一个文明传承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在现代化过程中，当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当我们文化中有形的、可见的东西被摧毁得差不多的时候，当我们想着身心有个安顿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想第一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启示，这需要一些仁人志士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只是在近代有所衰落，而不是说他真的是一无是处，我们应该有文化自信，文化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一样，有起有伏，我们应在衰落的时候不气馁，在鼎盛的时候不张狂，应该为了整个人类普世的共荣，使我们的文化大放光彩，因为我们曾经深深地影响过世界的进程，也影响过其他文明，那么，我们在发展我们的文化、继承我们的文化的时候也应该放眼世界，不应该只去恢复传统的精华和体会古人的境界，也要勇敢的去接纳普世价值，我就是简单的说这么多，谢谢！

肖永明：谢谢刘教授，刘教授的介绍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眼界，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和信息。在座的各位朋友更为关心的还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下的状况和他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这方面，今天我们嘉宾当中唯一的女性学者付教授，她会就此发表高见，有请付教授。

如何激活“斯文”的传统

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刚才刘教授和杨教授，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流动的传统，陈珏教授以世界的眼光分享了我们的传统其实是为现代人、尤其是西方开出了文明之花，刘教授主要是把“斯文”作为文明的一种类型，来分析了我们当下的问题。首先我也是把“斯文”作为一个文化传统来理解，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生活在现代，却无往不在传统之中，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像陈老师所讲的，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整个世界的，进而可以说，越是传统的越是现代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觉得“斯文”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其实已经作为文化的基因，流淌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当然，环顾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也不无伤感地看到，似乎我们这种“斯文”的传统已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华。

那么，接下来我主要想讲一讲，我们如何来激活绵长的斯文传统，以及我们应如何理解斯文作为传统的价值。首先我要对“斯文”这个概念做一个澄清，也就是说我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斯文”的，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就是个人层面、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里我借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的三个层面。首先，“斯文”是一种生活方式。从个人层面来讲，“斯文”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人格的境界，当我们描述一个斯文的人，会用这样一个评价：谦谦君子。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是一种人格的范型，也是一种文化的代码。我们中国人非常推崇君子人格，认为圣人境界遥不可及。连孔子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而君子才是我们现世人生中可以企及的目标。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从“仁且智”这两方面来把握。在我看来，“仁”主要指德性的品格，而“智”指涉的是知识和能力，也就是说德性加能力才等于君子。德性的层面比较好理解，大家会说这个人品德比较高尚，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君子的风范。除了德性品格之外，还要有知性的能力。《论语﹒为政》中说：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具有某种具体的功用。比如说，杯子只能用来盛水、盛酒，就是某一种具体的功用，那么要超越这种实际功用，要做一种通才，那就要有达观的智慧、理性的能力。我们看看最近的网络流行语，尤其年轻人特喜欢说“你很土豪”，“有钱就任性”等等，虽然其中不乏调侃的意味，但我仍感到这些说法与知性的要求是相背离的。因为知性就意味着理性的节制，而有钱就任性，恰恰就是一种放任，就是对理性节制的一种缺失。所以我觉得，斯文作为一种人格境界，知性能力的培养不可忽视，这在当今尤为重要。同时，斯文还表现为我们的敬业态度，也就是我们要有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不仅要完善知识和能力，而且要涵养优良作风；不仅业务精湛，而且儒雅有致。所以，从个人层面讲，“斯文”既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也是一种可欲的生活方式。

从第二个层面看，我认为“斯文”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一个斯文的国度，除了富庶之外，还是文明的。一方面，我们经常不无自豪地说，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弥漫着一种“富而不贵“的感慨。现在世界上的奢侈品几乎都卖给了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富，但是我们不贵，也就是我们缺乏一种高贵的心灵。这一点，我觉得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讲，其实有两方面要做的，一个是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运行，要充分考虑到“斯文”这个因素，也就是说要体现伦理的关怀，要体现人性的美好和情感的温度。这个属于制度伦理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层面。斯文就是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明人伦、兴教化、美风俗。斯文可以用来指称一个社会的时代性状和精神坐标，处处呈现祥和温馨的景象就是一个斯文的社会。由此我用三个关键词来简要概括，首先是个人层面的德才兼备，也就是德性的品格和知性的能力；其次是国家层面的礼义并举；第三就是社会层面的化民成俗。让斯文成为我们的文化直观，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为何说这个斯文传统不在了，我们应该如何接续传统？这里，我主要从教化的视角来讲。一提到教化，大家马上会想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教化传统的民族。教化实际上一直支撑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仅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我们每一个个体，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精神家园。所以我觉得当今斯文不在，与教化传统的失落关系很大。恢复重建斯文传统，从教化的角度讲大致有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学与思，第二个是德与行。从“学与思”这个层面讲，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学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以成人。这里的“成人”，指向的是成己成人成物，即不仅是成就自己，也要成就他人，还要成就万物。思，就是要思诚。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思，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君子三省吾身，以真诚的心来省思自身。在现代社会，“学与思”如何沟通，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难题。我认为，当今教化传统失落与一个官能的退隐有关，那就是“听”。“听”这个字，大家想一想，繁体字的写法。就是说，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德性，那么除了一个耳之外还有一个心，若要听的话，是要耳和心并用的。你不仅要听自然之声，外部的声音，更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反思、反省。《圣经》中也提醒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就是我们要学会倾听，学会把握别人所讲的，要谨言、善思、慎行。当今我们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都遇到一种困惑，现在的孩子关键是听不进去。现代人“听”功能的退隐和遮蔽，当然不是我们中国社会特有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一个“隐忧”。现代人越来越热衷于“看”，所谓“听而不闻”，就是你说你的，我看我的，更相信视觉和直观。第二个环节是“德与行”，也就是要化德性为德行。一种理想的人格不仅是凝结为一种精神的结构，更重要的还要外化为某种气象，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很有君子的气象，这个气象其实就是一种人格的外化，渗透在日用常行当中，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这就是化德性为德行。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太老师冯契先生的名言。冯契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今年11月1日恰逢先生百年诞辰。冯契先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智慧说的理论体系，而且留下了可以受益终生的思想遗言。比如，“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培养；“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我想冯先生的这句话也可以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最后我要说，一个斯文的人，一定是言行儒雅、精神高尚的人；一个斯文的国家，一定是有容乃大、气象祥和的国度；一个斯文的民族，一定是备受尊重、气节不朽的民族。

道不远人，斯文在兹。谢谢大家！

肖永明：付教授从三个层面谈了宗教对“斯文”的理解，她对“听”的强调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会讲嘉宾还有最后一位，是一直活跃在思想界的陈明教授，他经常有很多高见，也常常受到媒体的大力追捧，他对“斯文”有独自己特的想法，我们有请陈明教授。

斯文是天道的呈现

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谢谢永明，在座的各位看着我翘着二郎腿，为什么呢？我为你们着急，这个会讲好像没有差异性，没有撞击出火花，没有激情，大家嗨不起来，思想的盛宴一定有不同的观念交锋才好是吧！

刘国鹏：你有不同的信仰。

陈明：我不是有不同的信仰，而是认为还是有某种信仰，尤其是在孔庙里的时候，结合信仰来谈会相对更好一点。这样我们的心里或许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会想到，在我们的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那是期待，是鼓舞！这就是我的感觉。为什么？今天讲的斯文，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精神，已经是斯文扫地百多年了呢！按刚才杨老师讲的，斯文是几个概念——文王，然后是天；或者是谁说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或者口语中的，斯文就是一种气质，文人气质或文化气质，诸如此类。但我理解的斯文实际上不只这些。就从文王讲吧，文王作为一个斯文的象征，它意味着什么呢？是政治，意味着制度，意味着秩序，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然后是孔子，“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的这个斯文是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它是跟天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斯文是跟天联系在一起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嘛！这说明什么？说明斯文是天道的呈现！那么我们这里讲斯文，显然要把它跟天，跟对天的信仰结合起来是不是？

“吾侪所学关天意”，“天殷嘱我重斯文”。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里，教科书里，基本还是从一种知识的角度去讲它，把它当成哲学去解读传承。它是哲学吗？似乎没有谁反思过。五四的时候，在当时人们理解的西方学术分类里面，似乎没有宗教或神学的位置——孔德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把人类知识分为三个阶段，宗教、哲学、科学，这是一种肤浅却很流行的进化论思维，宗教作为文化早期阶段的代表，不仅智力落后，道德也低下。所以，儒家的东西就放到哲学这个框里面去了。像刚才陈珏老师讲文史哲问题，儒家没有这个分类。但是你总要往一个框里面装吧？数学不像，物理不像，文学也不大合适吧？离哲学是不是近一点？可能就是这样。像冯友兰就按照新实在论的模板把理学重新编排了一下，还出了一本中国哲学史，于是大家就跟着一路走下来了。它的后果之一就是知识论化，对象化，天被分解为为什么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主宰之天，用庄子的语言讲就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天人这个最重要的关系维度没有了，或者歪曲了。哲学追求真理，宗教却是提供意义，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谁？这样的问题，就是宗教要解决的，儒家的教诲也是关于这一切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命之谓性；明德修身止于至善，就是儒教的基本教义，就是斯文在历史上的真实作用和功能。前几年一些中青年学者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领导人也到曲阜看孔庙，到处是什么国学热。我看虚得很！因为离开了斯文的根本，就是对天的信仰，没有注意斯文与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内在关联。怎么做到这一点？要让它在社会土壤里生根发芽。就是要有庙，要有书院，要有祠堂，要把它们激活。儒教讲敬天法祖崇圣，讲天地君亲师，这才是根本，才是活生生的伦常日用。才是它在历史上跟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的真实的关系。前年到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参观，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教堂比课堂还要多！真是太奇怪了！非常的启人思考。这里我只想说一点，从宗教从信仰角度理解儒家理解斯文，非常必要。大家讲的哲学也许重要，但百年来的经验似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好了，我把自己树立成为了一个对立面，下面就不说了，欢迎来攻击我，让台下的听众觉得好看一点。

肖永明：谢谢我们的陈明教授，陈明教授是非常有文化情怀的大陆新儒家，他也把他的焦虑传达给我们，现实是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焦虑，就是下雨了，活动能不能顺利的按照我们的预期完成，我斗胆没有跟主办方商议就把第二个环节省去，直接进入现场对话的第三个环节，我们请五位嘉宾也好，在座的专家学者也好，有谁愿意与那位嘉宾互动的马上举手，请那位先生。

现代化、反求诸己与“天”的信仰

提问一：尊敬的诸位，给大家问个好，今天过中秋节了，大家都知道中秋是最柔软的节，这个柔软不是我们想去多愁善感。的确说，人实际上是借居在这个星球上，月球距我们最近的时候，丹桂飘香的时候，自然有那种神仙，柔软的感觉，一年有一此柔软的感觉挺好的，现回到正题。

我是绵竹人，在北京工作了30年，到德阳觉得德阳是个大城市，这次有幸来参加这个活动，关于焦虑的问题我也在思考，说实在的，大家不必骄傲，不必焦虑，为什么说不必焦虑呢？因为苏格拉底在讲认识你自己，张栻先生也讲过知吾所固有，这也是心经中说的不增不减的那部分，后来法国大革命以后康德把人化成可知与不可知，不过像黑格尔有点像不知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发展，做了好多的演绎。不管怎么演绎，我觉得人的一生都在做两件事情，就是中国老祖宗说的两件事情：为学日增，为道日损。西方为了从身体出发走到自由主义的这条路子，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走到今天我觉得是可取的，但他这样对物质的大量需求，我也在猜想一个可能，如果200年前中国人如果不是节制的走这种捷径的话，恐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消耗完了。而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看起来是保守的，敬天惜命，所以让欧洲相对比较少的国家去走科技之路，互联网把我们的智慧连接起来，用最低最小的索取，吸收了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让我们没有距离感，让我们也没有过去的攀比、身份等等，所以我想表达一句话就是，生活上尽量简朴一些，多去追求意义，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失落与孤独，谢谢大家

肖永明：陈明教授是不是回应一下？

陈明：我不太赞成这个观点。确实，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一个地球是不够承载的。可是，我们也完全可以追问，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那样而中国人不可以？车子大点，房子大点，人之常情。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追求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同样重视内在的精神的追求，或许幸福感会来得更容易一点更有品位一点，对不对？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认为的。

付长珍：我和陈老师的观点不太一样。我非常赞赏刚才那位先生的发言，因为我觉得他主要是想批评那种过度的物欲主义，就是我们不能走向消费主义。他不是不追求物质，我们在一定限度内当然可以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过分外求，不能成为金钱和功利的奴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同意刚才那位先生所讲，我们更大的工作是反求诸己，也就是多从自身反思一下我们怎么来确立我们内在的价值尺度，我觉得这一点陈老师所讲还是很到位。

陈明：不对不对，反求诸己是儒家思想，理学也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让上海人民要反思自己，德阳人民不要反思自己，当然这个地方也很好，虽然经过了5.12地震，但大家的心态还是很好。你们刚才说佛教心经，这和我们说的个人的心性修养，社会的发展，幸福指数的提升确实有一种结构性关系。

刘国鹏：我可以说几句吗？前面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为陈明教授默默地做了铺垫，陈明每次把匕首捅向朋友心口的时候，都一定是非常准的。开玩笑的，言归正传。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传统，尤其是我们把变为哲学的那些东西，比如最核心的东西“天”，如果不能赋予其一个价值、形态或者宗教的超越维度，你就无法回到传统当中去，或者你无法接近传统的金字塔的塔尖，你跟外国人一样永远无法进入中国人的内心，我说的是中国古人的心，这样一个完美的传统的自洽的世界里。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驴非马的时代。表面上看，我们都是中国人，但只能说肉体是中国人，心灵和精神根本是混沌的、混乱的、混搭的。刚才那位先生很有感觉，但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对互联网，他看到很多好处，但我们要警惕互联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从工具、手段的角度来理解那当然是一种便利，信息的交换，跨时间、跨空间交流等，但是互联网也给我们今天带来很多困惑。怎么讲？今天付老师讲的马克思·韦伯有一本名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在书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诸神之战的时代。什么意思？就是西方从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的现代化运动是一种理性化的运动，就是人类已越来越抛弃传统的价值，尤其是古典的那种安身立命的方式。比如宗教，经过西方的工业化运动，现代化运动，理性化运动，人越来越成为大地的主宰，成为他自己的主宰，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神，也不需要超越的维度，他也不需要价值理性，所以这是一个工具理性极其发达的时代，是一个去魅的时代。许多古典价值，如信仰，对天赋予的神圣意义，对家庭赋予的温情，对国家的忠诚，对个人道德完美的追求，在今天通通都没有那么高尚的意义，甚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嬉皮士的时代。如果你今天去欧洲，去美洲会发现，年轻人都不怎么去教堂了，当然教堂很多，都是用来办画展的。为什么呢？他们已经不相信他们父辈和祖辈的神了，但是基督教、天主教在整个亚非拉世界却势如破竹，传播得非常快。长期以来，我们自己赋予现代化一个特殊魅力，以前（到今天也是），我们觉得自己贫穷、落后，是因为我们不够现代化，没错，从基本的物质手段、物质层次来讲的确如此，整个的现代化的确是让人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便利的一个时代，但要看到它的一个隐忧和不足，就是人们现在越来越不择手段，他不再去追求个人心灵完善和道德完美，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而且每个人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多元化，当然，我不是强调要回到一元化的时代。只是想说，人们在自发地为自己进行设计，其立场越来越从个人的世俗利益出发去寻求一个目的，这目的之间相互冲突、打架，人们竭尽所能地自私自利。从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也好，从今天我们普遍不懂如何教育子女也好，从今天家庭内部矛盾日益突出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端倪，看到这些萌芽。这些萌芽在欧洲，在美国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现代化有他两难的地方，一方面它是整个人类社会进化到一个高级的阶段（进化论在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词），的确在物质条件的改善上是无与伦比的，资本主义产生的财富是过去所有人类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传统价值、传统信仰去魅的时代，是诸神之战的时代，就是不同文明的价值、个体之间的价值、小群体的价值搅在一起的时代。你今天很难在西方世界去驳倒那个在基督教里头早就批判的同性恋，很多传统文化都在批判同性恋，但今天你可以看到，同性恋的婚姻已在很多欧美国家合法化。我觉得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必然结果。我这里不是要简单评价这一过去人们反对的新生现象是否合理，而是想强调，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不可接受的东西在今天是如何合法化、合理化的。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现代人的价值世界里越来越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互联网是一个更明显的例子，任何一个新观点被抛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打架，可能会引发争议，发表意见的人彼此都很难用自身的观点去说服所有其他人，这是个价值观群雄并起、诸神纷争的时代，人们活在价值观的森林当中。不难看出，世界越来越碎片化是人们的工具理性越来越发达造成的。那么中国现在怎么办呢？一味的去看到现代化的好处，盲目的崇拜现代化，还是批判性地去接纳一个现代化带来的好和坏都有的这样一个现成的东西，从而赋予自己的传统价值新的意义，就是使传统之“魅”被现代化去掉的那个“魅”重新得以激活，我称之为“复魅”，这样才可能重新和传统接续、进行内在的、富有活力的对话，否则，你得到的也只是一具干尸，谢谢！

神圣空间的建设

提问二：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戴眼镜是斯文，于是我就像台上的诸位老师一样戴上眼镜，可见人都会认为斯文是一个好东西。想请教几位老师的是，如果说德阳是一个比较斯文的城市，我们是否可以把德阳打造成斯文之地，让德阳斯文放大化，放大到全国然后全球？谢谢！

杨世文：刚才说到文化，付教授也讲了，文化只有文没有化那就是一张皮，文化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从德阳来讲，德阳是一个三级城市，非常美，从文的这个方面来看呢做的还不算好，但是还有一个化，今天在车上听到一个导游讲，从5.12地震以后，从来没看到街上吵架，打架这样的现象，这就化为风气，我想也就是这样的吧。

付长珍：我是第一次来德阳。但是一下飞机，到今天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确实都感觉这是一个斯文的城市，因为在我看来，斯文是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表征，也就是一个城市要具有一种文化品格。我们德阳人有幸生在这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那我们每个人都想为“让这个城市更斯文”做点贡献。一个城市要树立一种斯文的氛围，需要一种新风尚的引导，并能使之生活化、常态化。斯文是一种高尚的情怀，也是一种高雅的、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但是斯文同时也不高深、不玄远，它其实就渗透在我们日用常行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化民成俗的问题，就是首先还是要从个人做起。要复兴一个业已失落的传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真的急不得，要有充分的耐心和充分的信心，不要盲目照搬模仿所谓先进经验，因地制宜才能做得更好。

陈明：讲大一点，斯文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刚才说心经，佛教、道教也是这样，那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也是斯文，难道不是吗？它不叫斯文叫什么？斯文也有特质。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你要做文化的复兴，提高文化的含量，做啥呢？怎么做起？就从这里做起，从孔庙做起。今天遇到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拜孔子，我说拜这里的人多了，斯文就起来了，是不是？把这个神圣的空间建构起来，到这里来进行一个洗礼，得到一个提升，这就是把孔庙做好，就行了，再做别的。

刘国鹏：再做点铺垫，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看到了别人怎么做，所以想把远方的消息带给大家，也许大家就会做了。我觉得从社会功能上讲，其实文庙在某种意义上和西方的教堂很像，当然还不太一样，在传统社会里文庙兼有祭祀和学堂的作用，也就是说，具有宗教和教育的双重功能。在今天的欧美社会，基督教信仰日益淡漠，整个社会经历着一种深层次的世俗化过程，但教堂的社会功能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变得越来越亲民、越来越多元化。原来的功能就是一个神圣的祈祷场所，过宗教生活的场所，但是现在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又附加了很多其他的文化功能。文化不是将某个古迹，比如孔庙，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去赚钱，或为一个城市去打造一个城市名片意义上的文化，这是一种变相的经济功能，文化只是一个表皮，如果文化不能进入你的内心和精神世界，积极塑造你的价值和意义世界，那它就永远不是文化。在欧洲，一个人出生后，往往会把孩子抱到教堂去受洗，从出生、结婚、到死，最重要的事都是在教堂里完成的。天主教里的七件圣事，除了有出生时的受洗，还有结婚时的婚配圣事，和死亡时的临终圣事等等。婚姻方面，虽然也有世俗婚礼，但他们仍然把在教堂结婚看成无上光荣的事，而且非常神圣，当神父问你，你愿意吗？那时候他觉得那是有上帝祝福的，跟你两人之间只是口头协定不一样。当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神父为他／她祈祷，他／她会在去往彼岸世界时身心得到巨大的安慰，放下了对于死亡的恐惧。这就是基督徒人生中最大的三个时间节点：出生、结婚到死亡，全部是在教堂里庄重举行的，那是一种神圣，有一种生命升华的神圣感。另外，现在教堂还可以举办学术研讨，教堂可以办画展、办艺术展、开音乐会，可以办许多文化活动。教堂的传统功能在今天的公民社会中已得到很大的拓展，不是传统中世纪的时候一个非基督徒不能进去的禁苑。所以，我想我们要把比如德阳文庙，这样一个在整个西南乃至全国都很难得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已经具有某种神圣文化功能的场所激活，我们首先要赋予其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应当具有的功能。比如说，今天，因为长期计划生育的结果，在家庭当中，孩子变少了，人变贵了，但是，现在全国所有的家长，上至习大大，下至一个普通人，谁都不敢拍胸脯说自己会教孩子，因为我们的传统失落了，与传统密不可分的家庭教育方式也失落了，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会儿无限的疼爱，一会儿又非常粗暴，但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一种笃定平和，做不到一种从容中道，因为心里没底。那么，能不能在传统当中找到一种滋养，结合现在的比如民主、平等、宽容的思想，把这种新型观念揉进来，把家庭教育和文庙的文化功能结合起来，比如把幼儿在上学前的教育更多的在文庙当中以轮训等方式展开，同时还有包括对家长自身的培育。你要是把这个书院变成社会当中起到发酵作用的酵母的话，那么还应当培养师资，在多个社区开展以孝敬父母、处理邻里关系、夫妻关系等为主题的活动，应当去承当这样的社会功能。如果去美国你会发现，在主日里，就是星期天，孩子们是不上学的，在教堂里度过，把孩子送到那里去玩，没有让去上什么文化课，那种玩、那种对孩子的陪伴，是向孩子灌输关爱、互相间平等、忍让的基督教的爱的精神，其实是无形中的传教。此外，基督徒当中，如果夫妇两个吵架，也都去找牧师谈，牧师再做个别疏导，这当然不是我们文庙今天能够承担的，但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有益的参考，教我们如何试着让传统的力量、资源去介入现代社会，承担现代社会中的诸多社会、伦理功能。一旦传统的某些资源能介入这个社会，从而变成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活生生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力量或元素，那么，这个文化就被激活了，而不仅仅是用来“立此存照”，仅仅发挥旅游这样的表面功能。谢谢。

提问三：陈老师，今天下午在谈张栻对诸葛亮的评述时，涉及他的史观，张栻在论史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大一统、华夷之辨、三纲五常等观念，这些观念并不是理学家的发明与坚持，亦非宋代特殊历史境况下的产物，而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承继。我也看到，近代以来面临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些多人也持有类似张栻的史观，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陈寅恪对冯友兰哲学史的意见，他也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之是三纲六纪。那您对他们的这个坚持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您对三纲五常本身怎么看？另外我想问一下陈珏老师，我与陈珏老师相识在三年前，陈珏老师从台湾来，在大陆人看来台湾是一个很斯文的地方，能否请陈老师谈一谈斯文在何处？谢谢！

陈明：实际上是陈寅恪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写的是审查报告，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说陈寅恪和冯友兰的关系的时候，陈寅恪给他写审查报告的时候，当然还是很同意的，但里面有春秋笔法，实际上他对冯友兰是参考西方哲学的方式来做这个东西暗含着一个嘲讽，教育部还是给他通过了。但我们今天看来，陈寅恪和冯友兰是不一样的，冯友兰走的是哲学路子，比如说在他的哲学史里把魏晋玄学叫新道家，魏晋玄学怎么是新道家？就是儒家嘛。实际上陈寅恪从学理上面对这种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处理儒家思想方式是有保留的，当然，他们都是把自己当作传统文化托命人，有种文化的使命感。我跟大家讲都是一个同道的意思，然后用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形式去承担这个或者那个形式更好，我在提醒这个问题。至于三纲五常的问题太复杂了，我也答不出来。

陈珏：这个谈谈我的感受，我谈两个层面，第一就是感性的层面，去过台湾的都知道，台湾社会大家相处相对来说较为和谐。第二个学术层面，台湾的读书界，中国历史融入社会不太接受五四以来的分科的做法。因为你看大陆大学有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但是在台湾就不同，清华的哲学所从来不教中国哲学，只教西洋哲学，台大的哲学系也是如此，中国哲学不教，中文系保留了经、子、集，只把史分割了，这个做法。这种做法蛮深刻的反映了分科的结果，基本上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是思想，是思想史，这个看法呢现在是蛮普遍的。

有人愿意做，斯文就不会凋零

提问四：各位老师好，今天很荣幸听老师讲这么多，我是一个中学生，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但是对我的启发也很大。看今天到场的中学生就我一个吧，我代表广大学生阶层谈一下比较浅层的问题。目前一般年轻人都比较缺乏文化偶像，语文在学科中不断的被弱化，包括文言文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生硬的东西，对中学生来说一怕周树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写作文。现在的主流一是日本动动漫，二个就是韩国年轻的偶像，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反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远的东西了。第二个就是缺乏敬畏心，包括现在的文史类科目，同学们像看戏剧一样的，缺乏深层的思考，或者不把自己当成未来国家的主人，缺乏对自己地位的正确认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担忧。但另一方面呢，社会上又很重视国学教育，包括我们从三、四年级开始背诵《弟子规》、《三字经》这样的经典，也包括今天这个位置穿着汉服游街活动，穿着中国汉民族传统服装，向人们宣传汉文化。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些比较表层的一些东西，感觉还是没有涉及到一些很深层次的问题去引领国人深入思考一些东西，刚才各位老师谈到教育方面的问题，希望能让更多的让学生多去思考。

陈明：刚才陈老师讲了，台湾没有五四、没有文革，台湾的民间社会很厚，所以道在民间，斯文也在民间，所以上下要很好的流动循环起来。怕写作文是老师有问题，绝对是老师的问题，我给我们家孩子改作文，老师说不对的。假如我没有说服力，清华大学秦晖、金雁两口子都是知名教授，他们给小孩改作文，也是被老师作为反面教材来说的，所以老师也没办法，现在作文都规范化了，孩子不能按照自己兴趣的去做。

刘国鹏：我觉得这个学生拥有成人的思维，关键的是她在动脑子，是在交流她自己的思考的结果和疑惑，不是别人的，真的，我觉得非常可贵，我觉得斯文已经在你身上了。我提两点，第一，是当一些人对文化有焦虑的时候，当他想回归的时候，文化就已经在哪儿了。我举一个例子：犹太复国运动。大家都直到，现在的以色列从1948年起才正式建国，公元64年耶路撒冷就被罗马帝国摧毁了，当时的以色列国就不再存在了，从此犹太人四处流亡。犹太人在欧洲每个国家都被迫害过，不光是德国，包括前苏联和及其前身俄罗斯，西班牙，包括英国，所有的国家都迫害过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他们只能经商，而经商在传统社会里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职业，他们必然存在剥削别人的情况，如放高利贷等等。犹太人在流亡世界各地的时候，也不讲希伯来语，只是那些犹太拉比保留了希伯来语，就像中国目前穆斯林的阿訇一样，只有很少的阿訇可以讲阿拉伯语，回民是不懂阿拉伯语的。那么，今天的以色列国家讲希伯来语，他们又怎么恢复他的母语言呢？那是因为在19世纪的末期的东欧立陶宛，有一个犹太青年叫埃里泽·本·耶胡达，率先在自己家里开始讲希伯来语，因为，他认为复活祖先的语言，将之作为现代犹太人的共同语言，是犹太民族生存的头等大事。于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成了近2000年来第一个把希伯来语当做母语来说的孩子。慢慢地，耶胡达影响了周围的朋友，他们形成一个小圈子，最后慢慢地影响了更广大范围的犹太族群。到了1923年，当时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正式承认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同为该地区的官方语言。直到今天，希伯来语一直是以色列的国语。而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现代希伯来语被成功的恢复的短暂历史及其与个体化努力的巨大关系。从这个例子，我想说，无论一个文化凋零到何种程度，如果愿意有人对文化产生真正的焦虑，愿意去振兴它，而且符合许多许多和他一样的人的心愿、抱负的时候，这一文化的凋零就一定会有所改观。第二个例子讲一个跟台湾有关的事。在座的陈先生从台湾来，他是台湾人，只去过一次台湾，我算是班门弄斧。台湾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公民社会发育非常活跃，非常饱满，体现在哪儿？这里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外国天主教会传教士被驱逐之后，一部分人去了台湾，一部分人去了香港，一部分人回老家去了。而原来呢，国民党政府和基督教、天主教的政教关系搞得非常好，但现在的台湾，天主教、新教却都没什么大的发展，发展最快的倒是佛教、民间宗教和儒教，包括一贯道，一贯道现在都成国际宗教了，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很讨厌解严之前的国民政府，也顺带讨厌跟国民政府好的基督宗教，后者的确有文化殖民的色彩，这是历史积怨。那么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儒教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呢？因为他们学了基督宗教的传教方法，你去问圣严法师，她自己是大大方方承认的，他们全部是用了基督教的传教方法，基督教是全球宗教当中唯一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传统宗教，与现代社会调适、融合得最好。所以台湾四大山头全部在国外传教，都有教堂、寺庙。罗马的寺庙我都去过了，中台禅寺在哪里有“分舵”，一批比丘尼在哪里做管理，全是高学历，整个寺庙真是法度森严，非常安静，很多外国人去拍照，出于好奇。现在北京的龙泉寺他们在意大利华人最多的地方普拉多也建寺庙，规模非常小，但是我们也看到，学诚法师非常有雄心壮志，想把大陆的佛教振兴起来，他振兴的模式就是台湾佛教的做法。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贯道在大陆是邪教，属于反动会道门，但是它现在已经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完全漂白了，而且在世界各地传教，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宗教。从这些传统如何被重新发扬光大的例子，我想我们可以去感受、体验人家是怎么做到的，而且让传统文化变得如此的饱满。这里只想提供一些启发，也不知是否回答了小姑娘的问题？

方言与斯文

提问五：如何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陈明：我觉得你的焦虑比我还过，四川话本身就是西南官话，但另外地方话作为一种经验形态的表现，对一个地方的群体存在着特殊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还要另外看到一个现实，随着互联网和政治经济联系互动的加强，地方肯定是走向某种同质化的大方向的。这是一个趋势，也不必过于伤感，并且我觉得这个对每一个正在消失的语言、族群或物种过于悲伤我认为是一种脆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维护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去走向世界，这是个没法选择的问题，这也是个心态问题。你就做你的事，没有人来强迫你。前几天在广州，就有一个广东话的问题，广东人突然对它进行保护，而且特别强烈，这背后有些所谓的公知别有用心，故意放大方言和普通话的紧张感。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建构其国语的确立是必要的。当然你要做公务员就要学普通话，公立学校就要讲普通话，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时候地方的方言和国语的关系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不是一个理论上完全能讲得清的问题，但是你心态要开放，法国建国的时候，说法语的人很少，但政府就是把法语推下去，正是有了这样一系列的计划和努力，才建构起了法兰西共和国，建构起了法兰西民族。在此意义上，你说如果都坚持讲方言那怎么办？就这么简单朴素的东西。

刘国鹏：陈明对他的打击过于严重了，但是我觉得他提的问题很有普遍性，在国内很多地方确实也开始起来倡导保护地方话，但是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转换一下，有很多国家在反对全球化，你的这个问题是全球化的一个子问题，就是如何把地方化和全球化、地方性和普世性进行协调、处理的问题。我去过很多国家，很多地方都在反全球化，而全世界的国家当中似乎只有中国最不反对全球化。印度是反对最激烈的国家之一。原因是，全球化确实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刺激，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企业在全球竞争环境下的破产，包括意大利，原来是中小企业的王国，也被温州的企业挤垮了很多。全球化带来了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活动、生活水平陷入衰落、下降的时候，它就一定要反全球化。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其实跟普通话的普及非常快，威胁到地方话的生死存亡有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视一个地方话受到的挑战，包括语言纯洁的问题。比如说，在西方，法国人所讲的法语已经不纯了，当然也包括汉语，就夹杂了很多英文词、外来流行语，这种词你没法用中文词翻译它，比如苹果手机的最新款Iphone 6，这种词还很多。那么，在法语当中也是，它们现在也有很多借用词，因为没有找到对应的词来进行转换，或者转换了，但不满意。于是，很多法国人很忧虑，他们不愿意接纳这些外来词，担心美丽的法语受到污染。今天你去法国旅游，当地人有能力用英语和你交流，但他不用，他用法语和你聊，他要保护他的语言，这个意识非常强烈，近乎到病态的地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张力，因为你无法不去面对英语已是第一国际语言这一事实，你可以不去讲，但你一定得懂，一定得看，在工作场合得讲，你不愿意讲也得讲。话说回来，现在很多中国人在学英语，这是好事，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新的时代语境，这是必须的，但很多人为了学习英语而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则是比较蠢的，同理，学了普通话一定要把地方话消灭也是蠢的，但是，为了保护地方话而不讲普通话也是不妥的，这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看我们怎么恰当地协调对待地方话和普通话的矛盾，在你该使用普通话的时候还是得用普通话，比如工作、交流，而在你该使用地方话时也要使用地方话，比如家庭内等。具体到我自己，在面对中国人时我讲中文，在面对英美人时我讲英文，对法国人讲法文，没有问题啊，你需要注意的是交流的场合，要去把握火候，这就够了。

付长珍：我补充几句，对两位老师做个注脚吧，其实你的这个忧虑在章太炎那里就已经表达过。他认为，我们要确立民族自信，一个种族靠什么来完成的，就是他的语言和文字，他特别强调这两点。我觉得认识一种文明、文化，恰恰是很多文化密码埋藏在方言里面，我非常赞赏你这样一个追求，但我觉得也不能绝对化。这种保存、守护一定跟前面两位老师说的一样，不能简单诉诸一种情怀，要对其中的复杂性报以更多同情地理解。

肖永明：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晚上我们的会讲就到这里了，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现在已过了十点，刚才我们会讲的嘉宾都发表了他们的高见，同时我们的嘉宾和各位朋友之间，嘉宾之间也进行了很好的互动，我觉得每个环节都非常精彩，而且一场不期而至的细雨给我们的会讲增添了亮色，我也相信我们细雨当中的，关于斯文的会讲一定会成为我们中国文化复兴当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就像我们嘉宾刚才所说到的，道不远人，斯文在兹，另外一位嘉宾所说到的我们正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在座的各位不懈的努力。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场会讲为我们的文化复兴、为我们民族的复兴添砖加瓦，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各位朋友参与。（纪洪堤整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