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合法性危机与重振国学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读书时报》（该文系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座谈会准备的发言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廿四日癸丑

           耶稣2016年4月1日

在当前重振国学的努力尝试中，如何避免国学学科沦为文、史、哲的杂凑，如何避免陷入类似当前文、史、哲的学科合法性危机？我们可以从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危机的反思和探讨中得到某种启示。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被学术媒体列为2003年十大理论热点问题。2004年，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问题，又被列为其中。中国哲学合法性和中国哲学学科问题，之所以如此得到理论界的重视，是因为对此一问题的讨论，超越了中国哲学（史）学科本身，而指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学术的主体性与创造力，它是对一百余年来中国学术割裂自身传统从而导致主体性与创造力缺失的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很快引发多米诺效应，同病相怜的各人文学科，也纷纷从理论上反思本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如中国文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追问所关注的是，“中学西范”、“汉话胡说”的人文学科模式，在帮助现代中国人通达古代文化方面，是否真正有效？或隐或显大规模移植甚至抄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理论、模式的中国人文学科，是否可能获得自身的创造活力？

反思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容易的，如何超越或破解合法性危机，如何才能摆脱把中国哲学看作以马哲和西哲为基础的“高级学问”而“是其所不是”的尴尬，如何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这些问题或许由于中国哲学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谬误，而难以从自身获得解决。在大学哲学系，学者们从事的，或者是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要么是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中的一个特殊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是应用上述这两种哲学。王国维当年一再强调“六经皆哲学”，结果是六经作为哲学的学问有了，六经作为六经的学问却没了。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认识和继承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而言，依照西方哲学范式、把诠释古代思想演变成不断使用语言暴力、做作地塑造出一个所谓“中国哲学史”传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本身，我们根本就不能有所期望。同样，试图亦步亦趋追逐西方情调而制造“中国”风尚－－尤其是产生大量垃圾语言和垃圾文字的文学与史学某些领域，这些领域内的所谓学术成就，实际上毫不足观。这些批评看起来是过于严厉了。然而清晰可见的事实是，在有着数千年悠久传统和巨大文化财富的文、史、哲领域，在最近几十年，极少出现原创性的思想。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生独特而丰富的土壤――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已经获得了足够的问题和独特的语境，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的时代，然后像张立文先生构建“和合学”这样的原创性思想，在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却是寥若晨星。在中国当前人文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几乎都是快速移植西方学术话语和学术理论的典范，在这种移植中，几乎都不考虑人文学术的地域性与适用性，即使没有适用对象，学者们也会制作出适用对象。学术的贫血成为学术腐败的内在根源。于是，与其读这些生硬附会的学术史，不如直接去读经典，与其去读贩卖的二手理论，不如直接去读西方作者的原著或译著。

文、史、哲作为所谓现代学术门类而自豪的同时，在文、史、哲学科内部实现范式创新，目前看来是困难重重。重振国学，可以看作是从这些学科外部来做尝试。“接续文脉”、“为往圣继绝学”，国学学科负有重大使命。从传统人文学术中开出现代的文、史、哲，本来应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使我们在传统人文学术之外，还获得了新的选择。可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文化前辈们在开出现代文、史、哲新的学术传统的同时，却同时终结了中国自身的人文学术传统，并未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自由。国学学科的重新设立，可以看作是对文、史、哲的必要补充，也将使我们在人文学术领域获得更多的选择。

从国学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来看，“因损益”应当成为当前对待国学的基本态度。一方面，要使国学成为真正的国学，而不是现代文史哲学科的杂凑。在对传统人文学术的研究方面，我们缺乏的并不是“损益”，亦即所谓用现代学术来研究传统，缺失的恰恰是“因”的部分，即传承传统人文学术。所谓“站在现代的高度”，是一件表面看来极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文史哲学科的模式一直是“站在现代的高度”，即用不断变换着的西方思潮来剪裁和演绎中国的材料。相对于国学应有新诠释、新讲法这一要求而言，目前更难的问题是首先要学会讲，因为能否照着讲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国学如果失去了传承传统人文学术这一功能，那么所谓国学，将难以摆脱沦为和当前文史哲诸学科一样的“本土的洋汉学”命运。另一方面，由于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的长期缺失，传承国学本身就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在分科教育培养人材的时代，所谓“国学大师”，无一例外的都名不符实。从各专业介入国学领域的学者，也都需要首先学习国学，进一步了解国学。如何传承国学，似应是国学学科重新建立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些论者把传承国学看作是“保守”，当人们使用这个词来说明对待国学的基本态度时，却忽略了“保守”一词因语境变化而导致的意义变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些站在旧学营垒中的人拒绝吸纳新思想新学术而被斥为“保守”，他们之所以可以选择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至少是因为他们有所“保”有所“守”，拥有旧学是他们保守的资本。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想“保守”，我们有保守的资本么？那种表面浮华而内在贫血的创新、进步，时时都在上演，而对国学有所保有所守，倒是件绝不简单的工作。在这里，还是老老实实地先试图把国学是什么弄懂，然后能够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国学是什么，然后再谈论所谓“现代高度”、“新讲法”、“创新”为宜。

从国学的发展前景来看，国学及国学院的前途，有赖于国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国学教育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获得普遍推广。国学研究需要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国学专业人材要有相应的专业岗位。没有这些条件，容易使得国学重新落入进入文、史、哲学科的窠臼，传承传统学术，也将成为国学学科难以承受之重。

现代文史哲学科，相对于国学学科而言，其主要问题并不仅在于分科，还在于它失去了自身的话语系统、自身的创造活力，它将自身演变成一种没有地域性与历史继承性的空中楼阁。在追问这些学科的学科使命与学科实效时，它们的意义和实效都成了问题，面临着危机。相对于文史哲学科的当代成就来说，当代的国学无疑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重建的，但这“一穷二白”对国学来说，却是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自由空间。我们期盼着国学学科能够对现代文史哲学科有效解蔽，并期盼国学教育的普及，能够使得下一代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人材，获得良好的国学素养，从而在恢复中国人文学术主体性，恢复中国人文学术创造性方面，在总体上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