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意识

作者：潘朝阳

来源：“朱子理学摇篮武夷山”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廿六日乙酉

           耶稣2016年3月4日

编者按：本文系第六届海峡两岸（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期间，台湾师大东亚学系、地理系合聘教授，台湾师大东亚文化与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理事长潘朝阳，在纪念《近思录》成书840周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上的演讲摘编。

一、《近思录》的成书

朱子在建宁府建阳县芦山为其母守墓，结“寒泉精舍”以居，时在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当年夏天，浙江东阳吕祖谦来此盘桓旬日，与朱子共读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语录和著作。两人共同从四子之书中“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编成《近思录》一书，成为理学的入门教材。

今天流传的《近思录》共有14卷，共622条。各篇内容，据《朱子语类·卷105》载有朱子之编排，依次是：1。道体；2。为学大要；3。格物穷理；4。存养；5。改过迁善、克己复礼；6。齐家之道；7。出处进退辞受之义；8。治国平天下之道；9。制度；10。君子处事之方；11。教学之道；12。改过及人心疵病；13。异端之学；14。圣贤气象。朱子和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目的，乃是为了儒士在学习儒家之道学的路途中，有一兼赅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儒家教科书得以循之学习而终能体悟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常道慧命，是一本必修的入门课程。

潘朝阳

让我们看看朱子自己的说法。朱子编好《近思录》，特别写了一篇《序》，依此序文，朱子和吕祖谦两人发心编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语录文章而成《近思录》的目的，最主要因为觉察四子之学广大闳博，如大洋无涯涘，担心青年儒子初学乍读之际，根本不知道如何进入，所以乃在四子之学中，选择与体用道器均有相关的章句语录来编纂此书，题其名曰《近思录》。何以取名曰“近思”？盖源出于《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即朱子理学之切要的为人治学工夫。士子要博览经典，且须坚笃心志，在读经典求学时，应切确地就重要的事项来向老师提问，但自己也必须在问明白之后，还要自己实心体认一番。因此，朱子取书名曰《近思录》之意思，就是希望学子们一方面自己笃志勤勉读四子嘉言选编，一方面亦应勤于请教老师，而在明白之后更应在心中常常反思求证，这样学问才能真正吸收而内在成为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朱子编着《近思录》，在其第二、三卷，分别是《为学大要》和《格物穷理》，列于第一卷《道体》之后，就能明白朱子很重视学子学习儒家之道的途径，不是空虚的玄想，而必须切实地取圣贤之经籍来认真笃志地研读。这其实是孔子创立儒家进行教化的最基本的进路。

二、《近思录》的北宋四子在中国文化常道上的意义

朱子和吕祖谦何以会特别编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语录和著作而成《近思录》，并非没有根本想法而随意之选取，换言之，朱吕两大儒的《近思录》编纂工作乃有其呼应历史和时代的人文与思想之理由。当代新儒家（大陆称“港台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儒者蔡仁厚先生指出：

北宋儒学初起之时，胡安定（瑗）、孙泰山（复）、石徂徕（介），皆卓然有儒者之矩范，故后世尊称为“宋初三先生”。这一辈学者的精神企向，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恢复师道尊严，重视人格教育。二是重建道统的呼声。三是文化意识的觉醒。蔡先生此语重点指出五代之后宋室初建，乃有“宋初三先生”在 教育上，重新唤醒中国人三大方向，一是尊师重道的人格道德伦常之教；一是道统；一是文化意识。此第一个方向是孔子本有的常道慧命之教化，第二个方向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第三个方向则是以孔子之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意识。

《近思录》（资料图 图源网络）

蔡仁厚先生何以特别表彰“宋初三先生”？乃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丧失了孔子的儒家真常之道。当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在《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一文中阐明孔子儒道之根本精神和实践，乃是参赞天地化育之仁，而以乾坤之道建立人文弘规，依据之而为中国人民建立仁政王道。至汉朝，汉武帝实行复古更化的大政，以儒家经学为治国之大方针，汉儒通透五经而致政教之大用，皆是遵孔子儒道而行。换言之，汉朝以儒家五经为立国治民之大道，可远绍孔子的儒道理想，故形成了“儒家中国”的大传统。然而，汉之后则中国文化意识和方向有变，熊十力先生再说：魏晋之后中国一方面受出世法的佛教影响，另一方面也遭逢虚浮空洞的文风士习的败坏，因此，其数百年的时代流风实属虚玄空浮，内圣外王且经世济民的孔孟刚健之道，沦丧消散数百载，至五代中国根本已无生人之气。而北宋之兴起最大的意义，就是承“宋初三先生”之启蒙之后，北宋四子绍述孔孟之道，就有长夜漫漫而初阳乍出之意义。

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周敦颐儒学创发于其时之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周敦颐“默契道妙”而豁醒中国人的“道德意识”。

其实，能够在同一个时期而几乎都能“默契道妙”，以话语、著作以及教学来豁醒当时的广大青年中国人的“道德意识”而让中国人又能重返孔孟常道慧命的人文历史之中流，何止周敦颐而已，张载以及程颢、程颐兄弟皆是如此。他们有意识地读圣人书，教圣人之学，其治学和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圣道，并且传扬圣学，并且教育后生如何成圣成贤。

从北宋四子重新唤醒孔孟儒家之道命之后，以圣贤人格和生命为最高目的的儒家的道、学、教就在中国正式重新建立起来。

北宋四子开启了本来已有的合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体用合一的儒家之道学，从此之后，宋明理学历经宋元明清，形成为中国人以孔子为主体的儒家本位之中国人，中国文化第二次返本归位，是一个上达天德下开人文的生生大道之文化，能通贯天地宇宙及于个人家国天下为一体而具有圆满周全之文明。惟有孔孟开创传承下来的儒家之道可以圆满达成。

依此，我们才能明白《近思录》的重要之人文历史之意义，它集中了四子的贯透形下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而为一体大用的常道智慧，复活了孔孟的人文理想，下开宋明之后近千年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道路。

三、从“三统观”来看《近思录》

牟宗三先生特举“三统说”来说明中国儒家建立的文化内容和方向，本来就有三层，他特别名之为“三统”，就是“道统”、“政统”和“学统”。

如果认真审读《近思录》，我们会发现此书实即北宋四子具有的“三统观”而提出来的儒家就道术、政术和学术之基本观念。四子的儒家思想是就仁义之道以及从仁义之道而发用实践的政治层次提出了仁政王道的理想，再就是强谓儒家的教化众民之学统，不能是异端之佛道，而必须是成圣成贤的良知之教学。

《近思录》既然成为南宋以后重要的儒家教育的入门书，因此，其中所蕴藏的儒家本有的以仁为本的“三统”理想，遂成为宋明以降的儒家基本经义与治世之教。

因此，我们回顾省思先儒的优缺点，要提出当代之方策。蔡仁厚先生说：

“道统”方面：是要光大内圣成德之教，以重开“生命的学问”。

“学统”方面：要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开出知识之学，使“知性主体”从“德性主体”的笼罩下透显出来，独立展现认知活动以成就知识。如此，乃能使儒圣“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古训，获得充分的实现。

“政统”方面：是要开出法制化的政道。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只成就了“治道”，而未能开出“政道”，所以“朝代更替，治乱相循”、“君位继承，宫廷斗争”、“宰相地位，受制于君”。这三大困局二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而由儒家“民本”、“民贵”的思想，落实为“民主”体制，也本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并没有本质上的困难。

四、结论

《近思录》成书已八百四十年了，它标志着中国儒家道德伦常之教在内圣外王的基本观念和智慧。现代中国人若能虔诚一志地读诵学习，必能培养成为当代的儒家君子，他必德学俱优，能在五伦中尽其分际。

传统的《近思录》之常道以及在“新三统观”之下的当代儒家之思想和智慧，应该在中国社会中广为流通。儒家之道与学在庶民社会的自由传播，本来就是中国的“社统”，在今天应该更予发扬实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