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心学精神的现代性新启示

——在黔浙两省学术论坛上的演讲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三日乙卯

      耶稣2015年8月7日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机会共同讨论阳明的学术思想。这么好的夜晚，这么多的朋友，这么热情的同道，大家济济一堂共同讨论，真是千载难逢的因缘。

今天会议的主旨是王学，我们自然首先想起王阳明。大家都知道，王阳明出生在余姚，又随父亲迁到绍兴，在绍兴成长，一生都在和朱子学对话，寻找自身人格价值实现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最后在权力世界的迫害中到了贵州，到了龙场，做了一个不入流的龙场驿丞。面对生死之痛，通过百死千难的磨练，最终大彻大悟，生命从此焕然一新，走出了一条儒学发展的新路，史称“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既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件象征性的大事，也是中国精神史上一件符号化的要闻，直到今天仍有难以说清的解释学意义，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大跃动，预示着历史将要折转入一个以心学为标志的新阶段。这当然也是我们今天愿意继续讨论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人格风标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怀想。

热爱阳明学的学者，都会到阳明悟道的地方，寻找他当年活动的历史踪迹，遥想五百年前他在生死关头悟道的情形。阳明悟道的地方不在今天的龙冈山，而在条件更为艰苦的玩易窝。玩易窝是一个天然石洞，阳明将它当作直面死亡的石棺。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矢奇胜彦参访玩易窝，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想不到王阳明在这么苦难的环境中，为人类苦苦寻找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宇宙的真谛、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其实与宇宙的真谛是不一不二的。人的內心世界可以与整个宇宙大千世界交相照映，生命之中即有超越个体存在和世界万有的內在深层根据。

也就是说，人在宇宙中决不是孤立的，他是和宇宙中的其他存在相通的。人的信心力量就来源于自身存在的真实，存在的真实就是欲念化尽之后呈现出来的洁净空阔的纯理的世界。所以悟道不能不重返纯粹的精神本质，重返纯粹的精神本质即是回归宇宙的终极本质。它是超越的本体的智慧获得，但坚守的却是儒家的精神发展方向。无论“知行合一”或“致良知”说，本质上都是儒家显发人的“自性”之说。阳明晚年讲“敬畏”与“洒落”，显然既表征了他的精神世界的广袤，也展示了他的心智力量的坚韧，而与儒家道统渊源始终一脉相承。

我经常感慨，王阳明在贵州悟道讲学，阳明学是在当地发源的，知行合一说发端于贵州，后来良说的提出也与龙场悟道的经历有关。阳明与朱子有别的一套思想体系，其创发地应该是在贵州。我们现在有必要追问，他是在什么环境中创造出这个学派性的思想体系的？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一文的教育经费，没有一分一厘的科研经费，没有任何的政府资助，没有我们这样好的一个讲堂，即使在苦难之中他也从未放弃形而上的沉思，一切苦难都化为生命悟觉的助缘，帮助他踏上超越的不归之路。他的思想长期受到官方的冷遇，他实际是以民间身份开创了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方向的。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德性生命精神，任何苦难都可化为增上的资源，决非任何整天忙碌于功利的人所能攀附比拟。他的知行合一说追求的不仅是抽象的精神价值，更重要的是将它实践化和人格化，必须显现为生命行动，活化为人格风姿。

阳明主要在江西建立他的事功。他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忘讲学，做了大量整顿乡里秩序的工作，思想传遍大江南北，形成了阳明后学。可见他的悟道虽然直接指向永恒性、绝对性、超越性，但仍然有化为人间行动的现实性、经世性、历史性的一面。因此，阳明之学固然可归属为心学或道学，但也未尝不是经世之学或济世之学。体之外必有用，而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才算是获得了学问的大全。后来的顾炎武提出“明道”与“救世”两大人生目标，大体已概括了儒学的整体精神取向，即使是重心性的陆王之学，其实也难以例外。他们都是传统精神世界的代言人。

阳明后学按地域又可分成许多学派，比如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楚中王门等——其中也包括黔中王门——从东南亚传到欧美，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他的影响，从他的学说中体会到价值与意义，化为人类永远值得珍藏的精神价值。人类总是行走在不断向前发展的途中，完整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发展，阳明心学即代表了一种精神性的发展方向。

现在反过来，对比王阳明当时的生死困境，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我们的条件与古人相较不啻千里万里——有很多科研经费，有很好的校园环境，温饱问题早已解决，根本不必面对生死参悟人生的究竟。但是我们有必要反问自己，1949年到现在，我们开创了什么学派，创立了什么独特的体系，我们有什么值得人类骄傲的人文学术思想成就？我们恰好处在一个大转型、大变动的时代，人文思想世界的苍白空虚难道不令我们痛心？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时代？我们是否应坚持和固守时代应有的精神价值，成为自觉的担当道义的知识群体？如果说人文学关涉意义的解释和价值的呈现的话，我们今天究竟为人类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增添了什么？阳明的心学传统，中国读书士子一贯的道义担当精神，难道就终结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吗?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现实人生的困境，困境未必都是历史的遗产，主要是由我们自己一手造成。古人以宗教式的生命情感来严肃对待学问事业，我们今天则完全是以功利境界来打发炒作学术问题。我们丧失了意义探寻的热情，缺乏来源于合理秩序的敏锐价值感。因此，我们的反思和批判不能只针对古人不针对自己，脏水只往古典文明身上泼而不往现代文明身上倒。这即使不是曲学阿世，至少也是理性的傲慢。

庄子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这是有感于时代退堕的痛心之言，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振聋发聩。不为表象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社会的发展必须透过高远的理想来随时加以匡正或调整，而不是一味地迎合或讨好世俗或庸众。真理作为一种无上的价值，并非只为现代人所垄断。真理在哪里我们就追随到哪里，根本就不存在古今势若水火般的对立或冲突。西哲怀德海（A.N. Whitehead）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看作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可见我们总是在不断诠释古人已经解决或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是永恒的，解释却是当下的。我们今天仍不能不坚持固守的，便是独立人格和气节情操。当然也要以正确的方法为古典赋予新义，使其经过创造性的转化，重新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阳明讲知行合一时，席书是提学副使，管教育的官员，是服膺程朱理学的。他与王阳明讨论朱陆异同，阳明却告诉他悟中所得，他往返四、五次与阳明辩论，最后他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理论主张。虽然席书地位比阳明高，年纪也长他九岁，但却甘愿拜阳明为师，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而且聘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这明显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精神，体现了传统中国一贯的尚贤风气。尚贤的风气直到民国年间仍有保留，我们不妨稍举一二例证。

譬如竺可桢是喝洋墨水回来当浙江大学校长的，他准备找人来主浙大文科的讲席，不少人推荐马一浮。马一浮当时是开了应聘的条件的，即《礼记·曲礼》上的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也就是只有学生来学者，没有先生往教者。学生必须按古礼登门受业。所以他不能到浙大上课，只能学生到他家上课。双方谈了很久，反反复复，往来信函也不少，最后竺可桢虽然感到他“学问固优，世故未通”，依然谦逊地找了一个中间的地方，主动让浙大学生去听他上课。马一浮到江西，又到四川，在尔雅台——我们贵州给《尔雅》作注的舍人曾往过的地方——办复性书院。竺可桢三请、四请马一浮，真是继承了古代礼贤下士的学风。

当然，马一浮的学问是不得了的，也是很难懂的，严格说竺可桢也不是很懂，但是他知道传统古典学问的重要，千方百计地广揽人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抗战时期曾经写过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吾人何以自处》，讲知识分子处在那个时代应该怎样安身立命，因为前方在抗战，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前方战士在杀敌流血，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大批知识分子却辗转南迁，躲在大后方，不上前线，有什么合理性的依据呢？透过历史的浓雾，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认为知识分子以一国文章道德托命之身，能够保留一国民族之文化精神，保存古代圣贤的真血脉，即使中国亡了，只要读书种子还在，文化精神还在，总有一天还会复兴。中国的国土可以被侵占，文化却不可以消亡，只要人格生命还在，气节精神还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将来必有复兴的一天。这是当时多数读书人的共识，读书报国，学问报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即使在流浪的途中，也在认真读书，在也在刻苦治学。

钱穆《师友杂记》中讲得很清楚，当时二、三十人住在学校南迁的房间里，闻一多半夜三更也在读书。我的父亲的眼睛就是在油灯下看书看坏的。陈寅恪抗战期间避难香港绝岛，他自己说在苍惶逃死之际，仍手不释卷地拿着一本巾箱坊本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整日抱持颂读，而金兵围困汴京所引的复杂国论是非，诡谲人事利害，一旦与自己当日亲身经历目睹之事比较印证，便立刻感到心通慧解，所以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来没有如此的亲切有味，以致死亡饥饿等一切苦难困厄全都早已置之度外。可见即使在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他们都依然在固守传统士人特有的操守气节。

因此，如果追问阳明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没有延续？答案是肯定的。马一浮精研过阳明的著述，他认为阳明的“心即理”应该改作“心具理”。表面只是一字之改，却牵涉重要的哲理问题。“心即理”显然容易走向现成良知说，导致王门后学流弊；“心具理”则内涵重视工夫之意，因为心具理不等于心全然是理，仍必须凭借工夫才能做到心体全然是理。他十分赞赏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认为最能体现儒家成己成物的精神价值，代表了一种合“仁”与“智”为一体——成己是“仁”，成物是“智”，物我不二，仁智双成——的精神发展方向。他极力调和程朱与陆王的异同，认为二者虽有“渐”与“顿”的分别，但归根到底依然是殊途同归，关键是自己如何在见地上会通无碍。

陈寅恪世代家传阳明之学，刘梦溪的研究已很能说明问题。他始终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表明他虽是历史派的儒家，但在心体自性上依然一派光明磊落。竺可桢虽然拿的是美国天文学的博士学位，但抗战期间他读得最多的也是阳明的书，阳明精神是帮助他战胜苦难的重要力量资源，甚至还转化成了他的“求是”的办学理念。可见我们说王阳明在苦难中悟得人生的真谛，竟然开创一个学派，并非就是历史的“奇迹”，而是中国文化一贯提倡的动忍增益精神的显现。这种精神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依然在不少读书人的血液中流淌。

在座的青年学子，享受的物质条件远远超过古人，学校给你们的条件，社会给你们的条件，时代给你们的条件，与阳明相较不啻天上地下，但反过来我们怎么回报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时代呢？王阳明是以其一生的学问精神来回报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的，尽管他始终遭到权力世界的迫害，在迫害中悟道，在迫害中讲学，在迫害中建立事功，在迫害中超越得失荣辱，一生洒落光明。迫害铸就了他一生的三不朽成就。

黔中大儒郑珍曾有诗说：“多能出少贱，此事特深至。”我想学问都从甘苦中来，应该是古来今往的一大事实。而龙岗山上的何陋轩历经五百年风雨，也似乎始终都在象征着阳明的人格精神。良知说的提出虽然在江西，但知行合一说已蕴含了良知学说的因素，代表了他的学说的前后一贯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始终坚持的成德方向——儒学本来就是生命之学、心性之学、良知之学、活泼泼的实存主体的体认之学。

《金刚经》一开首就问：“菩萨应云何往?”意思就是人应该如何存在？在儒家看来，人的存在不能背离良知，背离良知的存在就是异化的存在，就是生命的病象。阳明的人格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儒雅的一面，他爱好兵法，喜欢骑射，后来带兵打仗，平定朱宸濠，用兵如神，有将帅气质，决非拘陋小儒，是顶天立地的豪杰，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种人格代表了中华民族讲气节、讲情操的精神，也反映了内圣与外王的不可分割。从孔子到颜回，从颜回到孟子，从孟子到濂、洛、关、闽，从濂、洛、关、闽到王阳明，包括后来的刘宗周，他们都有一种宗教式的人格精神。

刘宗周是王门后学重要人物，他面对的时代问题是明朝亡了怎么办？他是绝食二十多天而死的，先是断食，后是断水，可说宁可兰摧玉折，不能瓦砾长存。临终之际，他留有遗言告诉儿子：“胸中有万斛泪，半洒之二亲，半洒之君上。”与西方学者不同，儒家人物历来很少因为贫困艰难自杀的，但却多有坚守道义为国殉身的。刘宗周的死，既是殉国，也是殉道。家国天下就是他的道场，可以为之生也可为之死。他是一个遗腹子，出世时父亲已经死去，他的死既是报答父母，也是报答国家，满含血泪，却是一片赤诚。

唐代的刘知己著《史通》，也是泪尽而继以之血，才最后完成他的宏著，死而无憾的。王逸塘说读散原老人(陈三立)的著作，不能不感到“真挚沉痛，字字如迸血泪，沧茫家国之感，悉寓于诗，洵宇宙之至文也”。可见散原老人的著述，也是渗透着生命情感的血泪之作。至于司马迁的不朽名著《史记》，更是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痛苦中完成的。杜甫的伟大传世诗篇，也无一不是忧患之作。国家不幸诗家幸——优适的生活造就不了伟大的诗人，没有伟大的诗人就没有伟大的作品——苦难才是家最好的老师。文天祥的《正气歌》就艰难选择馈赠给他的最好人生礼物。

孔子、佛陀、耶稣都是主动担荷人类苦难的伟大人物，他们都以代替人类受孽遭罪的方式显示了存在的真理。如同人格一样，一切伟大的著述，都是用生命来完成的。缺少了 “先乎立其大”的工夫，不仅人格挺立不起来，即文字亦难有生命的热力或温度，自己都感动不了自己，不怎么能感动别人呢？

遥想逝去的古人，比对我们今天的处境，不能不严肃思考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存在？西方学者也重视这一问题，比如萨特就认为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做什么样的人生，本身就决定了你的本质。中国古代先贤也讲义利之辨，他们不仅要以“先应乎其大”的方法来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同时更要营造出一个能实现生命价值与道德理想的现实秩序世界。阳明说良知说作为生命行为的一个指南针，帮助他渡过了一生中遭遇到的各种难关。

其实，良知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真实生命状况。我们有必要追问，人应该怎样把握生命的真实状况，做到学问与人格的交相辉映呢？我们应该用生命的存在来见证和回应中国文化的“自性”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中国文化要发展，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弱则中国弱，少年富中国富，少年穷则中国贫，强、弱、富、贫都是精神意义上的，精神上的贫弱才是最可怕的贫弱，精神上的富强才是最根本的富强，内在的丰富比外在的拥有更重要。

文化发展的希望总是寄托在人的身上，人的希望就是国家的希望。如同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不以道德理想为其立身的基础一样，国家的现代性发展也不能不以道德理想为其立国的基础。内在心性的善必须转化为社会生活客观的善，无论个人的善或国家民族的善，都表征着生命的愿望和存在的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乃是成为自由的善的联合体。而以心灵秩序为连接中介，如何将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整合为和谐的一体，则是我们面向未来必须思考的重大学术课题。

孙中山临终时讲：团结、奋斗、救中国，那时正是中国受人奴役宰割的苦难时代，政治和文化秩序全面解体，现在中国已经独立于世界之林了，但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重建工作仍很艰难，我们当然就要团结、奋斗、发展中国。救中国或许只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发展中国则需要三百年的时间。发展中国不仅要关注国家的富强，更要实现人类社会的正义。

与前人相较，我们肩负的责任更大，时机的把握必须更准，不能不尽量地减少试错的风险概率，增大成功的目的性预期可能，当然就应该扩大经验积累的来源，从传统中涵养吞吐古今中外思想智慧的胸襟和气度，以扎根于产生人类文明成果的传统土壤的方式来谋求新的发展。文化的价值从来都来源于自我的批判力量和建设能力，一切历史性地形成的文化都是我们必须取用的资源，发展中国必须有高明广大的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功夫，只有拜托大家了。

(王胜军教授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