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阳明学刊》第五辑简介

作者：龚妮丽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十四日丙子

           耶稣2015年6月29日

阳明学的研究已逐渐成学术界的热点，浙江、贵州、江西三省曾经是王阳明出生、悟道、活动的主要区域，今天这三个地区也成为王学研究的重镇。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阳明学刊》已出版第五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黔省对阳明学研究的重视与深入，与其他地区共同形成阳明研究的整体，也自成特色。

在“王阳明研究”栏目中，我们有幸获得成中英先生的赐稿——《论王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 》。成中英认为王阳明心学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对心的经验的现象诠释学之理解，另一方面是对经验之心的理想价值如何得以全面实现和发展的超验批评，其最终目的是使“心”达到善与真的状态。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是一种描述性现象学诠释的观点，“致良知”是一种方法论的观点，而“知行合一”则代表了本体和方法论的平衡和融和，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和连结。王阳明之“心”具有与“天”、“道”、“性”、“命”、“理”同一性质的本体意义，因此，“心”不是个体的私心，而在根源上是整个宇宙之“心”。心之“体”乃“虚灵明觉”或“灵昭明觉”，在具体“发用”过程中，“心体”体现为良知显现，故“心体”又称为“良知本体”。由此，“良知”是行动的基础，并始终提供行动以指导和动力，是“善”的源泉。从本体论意义上看，“知”和“行”从一开始就不是割裂的，它们潜在的和根源上是同一的，即“知行合一”。钱明的《<王阳明全集>未见诗文散曲补考》是近年的又一力作。1992年出版《王阳明全集》时，钱明曾把搜集到的王阳明散佚语录诗文27种31篇附于其中。此后16年，钱明等又陆续搜集到王阳明的各类语录、公移、诗文等散佚文字十余万言，其中的140余篇（首）书札、诗赋、楹联以及为各类谱牒撰写的序跋、祭文和像赞，已先后整理考释后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本文新收录的32种39首（篇）诗文、散曲，系张如安与钱明新近搜集到的，现由钱明对全文进行校订考释，刊行于世，以便学术界利用。马寄的《王阳明承继朱熹——从下学而上达的维度》研究了朱熹、王阳明的关系，认为他们在形上分属理学、心学不同谱系，但在形下则隶属同一谱系。该文以时间为线索，从早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解析王阳明对朱子之学的承继。早年，阳明循朱子“格物”之法而不得其门，但朱子问题域意识——下学而上达已存于心中；中年，阳明经“龙场悟道”而体知本心，然于下学，至于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还在不断地探索、调整；晚年，阳明揭“致良知”之教，由此而回归朱子之学的下学而上达，从而圆融地解决了下学与上达的关系。李丕洋的《略论王阳明的圣人观及其历史意义》论述了王阳明以自己的“致良知”说为基石，重新阐释了儒家所尊崇的“圣人”范畴的内涵，并指明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至圣之路。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以“心之良知是谓圣”和“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为旗帜，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神化与僵化的圣人观念的束缚，使圣人形象从天上回落到人间，为士人儒学塑造理想人格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现实模式。王阳明的圣人观，不仅在当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在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也堪称光辉灿烂的一页。陆永胜的《良知思想与审美境界——王阳明美学思想研究》是一篇研究王阳明美学思想的论文，认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与其文学艺术精神、审美态度融合在一起。良知是王阳明心学哲学的核心范畴。良知的二重性品格内在地要求道德与审美的圆融。这种审美诉求贯彻于阳明的文学作品之中，并表现为对“仁”的道德价值诉求、对“诚”的意义价值诉求和对“乐”的最高目的诉求，这三种诉求朗然呈现于道德世界的仁境、意义世界的诚境和德美合一的乐境之中。钱耕森与沈素珍的论文《方东美论王阳明哲学——机体主义哲学》则从方东美的分析框架入手，探讨了阳明子的机体主义哲学。阐述了方东美从机体主义哲学视域出发，认为宇宙乃是生息展开不已的存在，而非机械封闭的系统，截然二分之法不仅与中国哲学精神迥然不同，而且根本就无法展现或揭示真理。王阳明以为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便体现了一极为复杂的机体主义哲学整体观，可以统会一切实有、存在、生命、价值，使其各有安顿而又会归合一。从而积极肯定心即性，性即理，性即天，人心即道心，未发之中即是已发之中，层层贯通，一体相融，不可分割，难以间隔。最终则展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达致心灵境界价值的最高统会，决无一物从中作得障碍。知行合一说既体现了价值的统一，又代表了机体主义哲学的东方式典范。

阳明后学研究也是阳明学的重要领域。贾乾初 陈寒鸣的《林东城心学思想初探——兼论泰州学派的分化》探讨了王艮弟子林东城，“师心斋而友龙溪”，深受阳明门下两大巨子心斋和龙溪的思想影响，且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的心学思想。其心学思想主要内容有：良知无不真；即心是理，人己一体；政学相即，工夫不离日用；自心自信，以心养学；亲师取友，学门第一事等。林东城思想并未为心斋、龙溪所局限。在广泛交游、论学过程中，其思想展现出愈益重视工夫的倾向性变化。林东城由佣工而仕进，成长为士绅之儒，随着他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渐背离了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传统。虽其享年不永，但其学行已显示出了泰州学派的分化迹象。耿加进的《邹东廓先生年谱》以《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上海图书馆藏清初刻本)和《东廓邹先生遗稿》十三卷(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三十年刻本)，以及宋仪望《邹东廓先生行状》、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和邹德涵的《文庄府君传》等为主要依据，编制了《邹东廓先生年谱》，《年谱》的编制有两个目的，一是考订东廓的生平事迹；二是突显东廓的基本思想。《年谱》还对一些文献记载错误的地方作了纠正，此外，《年谱》对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也作了简要介绍。陈复、叶震的《评黄宗羲对钱德洪思想的认识》认为研究阳明后学常需要征引当事人的原始文献，却由于这些原始文献历经动乱，或早已散失无踪，或仅存孤本而取得不易，致使梨洲先生编写的《明儒学案》，常被视作是研究阳明后学思想的重点文献。绪山子本该是研究阳明学的重要对象，随着《绪山会语》的失传，长期以来除了天泉证道，就只能从《明儒学案》来获得零碎的认识。尽管目前《徐爱‧钱德洪‧董澐集》是收录最完整的绪山子文集，早在《明儒学案》的会语跟论学书就已录出绪山子的“事上识取”思想特征，但其不愿意用自己的意思去阐释阳明子的教法，即使在彻悟良知后，依然抱持着谨守师说而不逾的态度，或许正因如此，其一贯的思想脉络，若不是在狱中给龙溪子的书信或给赵大洲的书信尚有留存，也无法肯定其有悟得良知的证据，更难彰显出其思想的变化历程，宛如“见山是山”的历程，故该文将依据更完整的绪山子文章，重新检视梨洲先生在《明儒学案》对绪山子思想的认识。

在“儒家经典研究”栏目中，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的佳作《论语讲疏》非仅有功于阐明儒学义理特色，更大裨于疏理传统学术前后源流。说经之体，汉以诂训章句为主，晋则义疏渐兴。或称讲疏、述义、义钞、文句义、义略等，皆因讲论而发，如《隋志》所载徐孝克《论语讲疏文句义》者，其数甚伙。近人解释古籍，辄仿其名义；余频年讲贯，亦不乏继声。此处所讲，为《论语》第一章第一句。此句明，《论语》全书义理殆无不明。古人义疏往往只释标题或首句，即由于此。兹则发幽抉隐，以张大旨，分三段以释义，仍用义疏之体。此体有一般论文所无的优点，可以委曲尽致地讨论文义。本讲即以此分释儒学的三个重点。第一段论学，第二段论时，第三段论习。辨诸家批注之是非、探义理之隐曲、明学术之流变，并与欧西印度哲学相比较，以观儒学之特色。马忠杰、李宏敏的《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句的一种解读——以王阳明<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以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之道为探讨标的，参照王阳明《传习录》相关论述，重点在方法论上探讨“为仁之道”的内部逻辑关系：认为克己须要为己，为己须要认知真己，如此为真己方能克己；复礼并非仅指向礼仪规范的复归，更是指向真己本然之理的复归，如此复礼才是为仁。克己复礼亦要行中道，如此行道，方是为真己，为真己即是为仁。吴蓁的《京房卦序表达的易经中的几个数学定理及其易学证明》在用京房八宫卦序表达的易经中存在若干确切的定量关系，并且这种定量关系可以用象、数、理之间的关联表达出来。

“儒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也是我刊长期设立的栏目。余治平的《“需”之于儒的性格养成和身份认同》认为需、儒人群在殷商一朝频繁组织宗教活动，在王室事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甚至也已形成一个专门化、甚至垄断化的职业。汉字中，偏旁带需的字，多具有柔、弱的意思。需字从人之后而成的儒字，则可以解释为背时而不走运的人、基本生活给用不足的人、天生懦弱胆怯而怕事的人、性格柔软温存而难以立世的人、处事优柔寡断而不爽快的人。儒的文化性格应该启发于周室的勃兴，透过殷商违天命而自取灭亡的残酷事实，而冷静地总结前朝生灭的经验教训，进而形成清醒的历史理性。儒者自身主体定位的改变使得他们看人、看社会、看历史的方法及所获得的结论大不同于统治贵族。万光军的《仁且智与由仁义行：孔孟理想人格比较》：论述了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仁且智”，其理想人物应是周公；孟子的理想人格是“由仁义行”，其最理想的人物应是舜。在理想人物从周孔到孔孟的转承中，孔孟理想人格呈现出推陈出新、互有交融的面貌。姜海军的《李光<易>学思想探析》研究了李光所撰述的《易》学代表作《读易详说》。认为他采用“以史证易”之法，是中国古代易学“史事宗”的重要代表。他的《易》学以治乱安邦为立足点，这与司马光、师刘安世等人的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王剑的《孝道的本源、演义与重建》认为孝道与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特色文化之一。孝道的历史性本源在于中华祖先崇拜、生殖崇拜与尊老意识，哲学性本源在于亲子恩爱与慈孝互动。孝道经历了从伦理学到形上学、政治化的历史演义。孝治利弊互见，从总体上看在劝教民众、淳厚风俗、安定政治方面起了巨大而持久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当在儒家仁学复兴与现代政法改良的过程中，重建一种“亦旧亦新”的孝道。

在这一期的“对话与讨论”栏目，刊载了张新民、蒋庆的《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二位学者围绕着如何调动传统文化资源，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解开长期困扰现代新儒家的外王学死结，重建儒家民主宪政等重大问题，探讨了王道政治与儒家宪政的现代性新开展问题，既有历史的回顾，也有现实的关怀，目的则是依据政治合法性判准原则，创造性地重新寻找外王学实现的新路径。作者最为关心的是现代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法理判准依据，希望寻找一种有别于西方时髦话语，同时也符合本土历史文化实际的民主政治思想的中国式表述。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一）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新审理；（二）儒家宪政思想的制度化建构；（三）制度的人格化发展新路径；（四）以学议政与政权在学；（五）“存二王后”思想与儒家的宽容精神；（六）善的制度性力量的重建与发展；（七）传统君主制度的再思考与再认识；（八）国家是活的生命有机体。

“道家与佛学”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期我们刊载了三篇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张翅飞的《象思维视域下的庄子美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了庄子的美学思想。作者深入探讨了像思维，认为像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它以道论为哲学基础，重体验而非概念，重生成而非现成。先秦道家集大成者庄子的哲学和美学具有明显象思维的特征，善于运用象思以象寓理，进行审美运思分析，并表达其独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庄子以虚静、忘知为手段而去敝，化成心为常心，而恢复心的显象、生象功能；庄子以自然无心之卮言超越工具性的俗言，言象合一以达到语言的最高境界；庄子将道境视为最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道境以光生象，以气显象，是一片原发创生的境域。刘聪的《罗汝芳与佛教的因缘》考察了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罗汝芳一生与佛教交往的过程，论述了他认可禅宗而反对净土的信仰倾向，以及时人对罗汝芳与佛教交往的看法。刘益的《禅者的“词语破碎”与海德格尔的“词语破碎”》，认为语言修炼心性是禅宗的修持方式之一，论述了禅者在修炼时的“参话头”，并对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诗人“词语破碎”的表达方式的解释，将禅者的“词语破碎”与海德格尔所解读的“词语破碎”进行了分析讨论，得出二者极为相似的结论。

本期“人物追忆”栏目，刊载了吴铭能的《敬悼黄彰健先生》。文章论述了黄彰健先生继承清代考据传统，治学严谨扎实，任何学术新见，都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擅长以校勘文字作为研究始点。最典型扛鼎力作《明实录校勘记》，已能见其以校勘史料入手，接着《戊戌变法史研究》与《明代律例汇编》专著都是循此路数的名作，使他得到学界最高荣誉，当选为中研院院士。黄先生研究历史问题，特别重视因果关系，因此史料不足时，有时需要驰骋丰富想象力加以推论，但黄先生竭泽而渔犹且矜慎落笔。黄先生故去，象征以史料校勘入手作为史学研究的终结，至少今后几年也难得出现这样的人才。

吴铭能的追思论文不仅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前辈学人的学术业绩，而且也阐明了扎实搜考解读史料方法论原则的重要。严谨学风的养成非仅关系个人的学修品德，同时亦会影响国家民族学术事业的盛衰兴亡。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