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作者简介:韩星,男,西历一九六〇年生,陕西蓝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孔学述论》《走进孔子:孔子思想的体系、命运与价值》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 |
廉政为廉正考
作者:韩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十三日乙亥
耶稣2015年6月28日
我们现在所说的“廉政”,一般解释是“廉”即廉洁,“政”即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公务活动,廉政即“廉洁的政治”,主要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其实,古代的“廉政”是“廉正”的意思。“廉正”意蕴深厚,体现了儒家为政以德,正己正人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今天廉政建设的根本,需要我们正本清源,发扬光大。
“廉正”的“廉”的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平直、方正、狭窄、有棱角,因此又产生了一系列引申义,重要的如廉洁,不苟取,与“贪”相对。作为一个官员,面对财货名利,声色犬马等诱惑,你应该得的你拿了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不应该得的你凭借权力拿了,无论是别人送上门的还是你自己索要的都有害于廉洁。所以,取与不取的主动权根本上还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取与不取的选择便是一个人品行、节操的反映。明代思想家薛瑄在《薛文清公从政名言》中他将为官者廉洁从政分为“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三个层次,即最高层次明白为官之道,人格高尚,根本就不会伸手的官员;其次是重视名节,正直狷介不伸手的官员;再次是心中想拿但害怕法律处罚,害怕丢掉乌纱帽不敢拿的官员。
廉还指有节操、不苟取的人。明《记王忠肃公翱三事》记载了明代前期大臣王翱(1384—1467)的三件事情,其中最后一个故事很有现实意义。王翱,字九皋,盐山(今河北省盐山县)人,永乐进士。历官御史,右都御史、提督辽东军务、总督两广军务、吏部尚书、太子少保、太子太保等。在惩贪、辨诬、守土等方面,都颇有政绩,为人“刚正廉直,忧国奉公,忘情恩怨”,故死后谥号“忠肃”。王翱做都御史时,同太监某人镇守辽东。这个太监也奉公守法,同王公相处得很好。后来王公改调两广任职,太监哭着送别,赠给大宝珠四枚。王公坚决辞谢不受。太监哭着说:“这大宝珠不是受贿得到的东西。以前先皇把僧保所买来的西洋珠赏赐给左右近臣,我得到八枚,今天拿一半给您赠别,您本来就知道我并不是贪财的人啊。”王公接了宝珠,放进自己所穿的披袄,把它缝在里面。后来他找到了太监的两个侄子,拆开披袄,取出宝珠交给他们,那包裹的记号,仍然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完璧归赵,珠还原主的故事,表现了王翱有节操,不苟取,清廉自守,信而有征的高尚品格。
“廉正”的“正”最基本的含义是正人必先正己。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后再教化他人,这就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关于这方面,历代圣贤大儒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什么是政治,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告诫季康子为政时自己首先要“正”,为政者起到表率作用,谁敢不正?这就言简义赅地阐明了要正直、公正的为政理念和为官之道。《孔子家语•王言》引孔子的话说:“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凡是身居上位的人,都是百姓的表率;表率正,那么还有什么不正呢?当然了,如果反之身居上位的人不能为百姓的表率,那结果可想而知。
在上者能否正己其社会影响很大,孔子用风行草偃来比喻。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孔子是在强调为政者的德行很重要,对下面的民众有决定性的影响。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者的德行不好,上行下效,老百姓就不可能一心向善,整个社会就会道德滑坡。《孟子•藤文公上》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这句话正是孔子在《颜渊》里面说话的翻版,可见,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孟子都非常重视的政治领导原则。
正己其实就是正身,以做到身正。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是说当为政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臣民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为政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臣民端正,那未,纵然三令五申,臣民也不会服从的。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篇》)孔子又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对于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对孔子的教诲,历代统治者心知肚明。贞观初,太宗对近臣说:如果要安定天下,君子必须先端正自己,身正不会影斜,只要朝廷清明,下层就不会动乱。民间俗语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一个人身子站得再正,影子还是歪的。但是没人会因为你的影子是歪的就说你站的不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做人正派,有正气,做事走得正,行得端,哪怕有很多人说你坏话都不用怕,因为你心正、身正,端端正正,清清白白,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
孟子还有“格君心之非”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大人”就是圣贤师儒,他们通过为帝师贤相,纠正君主内心的偏邪,使其回归到仁心仁政上来。君心一旦得正,则天下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孟子曾三见齐王而不和他讨论政事,弟子们疑惑不解。孟子说:“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我先把他的偏邪之心纠正,他的心正了,然后天下的政事才能得到治理。
汉代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是说王者施政,应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这样才能远近俱正,出现风调雨顺,政通人和,万国来朝,保合太和的王道境界,这就是王道政治的理想。
程颐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遗书》卷十五)就是说治理国家之道如果就本而言,那只能纠正君主内心的偏邪,君主心正了朝廷就正了,朝廷正了百官就正了。如果从具体事务而言,那就是挽救弊政,为了挽救弊政,当然得进行改革。大改革则获大益,小改革则获小益。
朱熹也有与程颐一致的看法:“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财以养民为本,治兵以择将为本。”(《朱子语类》卷108)天下各种具体事务活动都有根本,但只有正君心才是大根本,其他事情无论多么重要自然是小根本了。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这就是说,真的要做到兴国安邦正百官,首先必须除恶扬善,扶正祛邪,弘扬正气。
历代圣贤大儒这些论述以及古代清官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与国家治理有重要启示。
正人必先正己。为政者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下属与老百姓自然风行草偃,上行下效,这是孔孟及后儒子反复申说的一个话题,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今天的领导人应该继承和弘扬儒家的这一伟大思想。当然,今天的“己”不仅仅是把自己管好,还要把家人和亲戚朋友管好,这大概是对当今执政者的严峻考验。
正己实际上就是“正身”。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方面,是有深刻的思想价值的。“正身”具体包含“正心、正行”两部分。“正心”是基础,“正行”是关键。“正心”是自身修养的前者和基础,自身修养好了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者要从正心开始,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清心寡欲,淡泊明志,慎独律己。“正心”最终要落实在“正行”上。“正行”是针对为政者来说要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举止注意形象,所作所为符合礼法,这样才能示范、影响、带动下属和老百姓。
至于“格君心之非”说,在今天似乎过时了。其实,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不是君主,但仍然应该加强自我修养,保持内心纯正,同时周围的同僚和下属也有帮助、提醒领导纠正偏邪的意识和职责。可悲的是今天的官场严重地存在着“唯上生态”,流行着“潜规则”。根本原因是权力的来源在上面,又缺乏制衡,缺乏监督制约。最高领导习惯于集权,喜欢人治,各级官员上行下效,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官员往往甘当顺从绵羊,表示臣服,献上忠心,战战兢兢,唯命是从,吹吹拍拍,巴结奉承,奴颜婢膝,处处看上司眼色行事,时时投上司之所好。“格君心之非”其实还是个“正心”的问题。由最高领导格心之非以求正心,层层下推,各级领导也都应该这样,一个社会才有希望。当然,在今天更要注重通过党内党外的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来真正付诸实践,得到实现。
孟子“可以取,可以无取”和薛瑄对清官“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的划分启示我们,取与不取的主动权根本上还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取与不取的选择便是一个人品行、节操的反映。今天的党员干部首先要“理明”,即要明白党员干部你是人民的公仆,你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意味着你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意味着你要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就是榜样。遗憾的是,这样的党员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其次要有集体荣誉感,重视名誉,决不能因一己私利,一时享乐而玷污了自己清白,玷污了党的名誉。再次要坚守法律的底线,自觉遵纪守法,严格在法律的框架内合法施政,做到自己心安,让人民满意。而王翱“珠还原主”的故事更从正面警戒我们的官员要守节操、不苟取,做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今天,我们在廉政建设中应该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健全制度,强化监督,使官员们对贪腐行为“不愿为、不想为、不敢为”,即使“想为”、“敢为”也“不能为”,真正净化我们的官场。
总之,我认为,今天我们既要强调“廉正”的正心为基础,同时也要强调“廉政”的制度建设,要以正人心为体,以立制度为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双向互动。这样,在解决当前紧迫的腐败蔓延的同时又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葛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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