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在弘道书院甲午新年茶话会上的发言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甲午年九月廿九

　　　西历2015年1月19日

此前一些会议上，我太儒者，礼让过多，到最后往往没了发言的机会。这次，我趁高全喜老师有关“毛儒”的刺激性话题，也赶紧简单说几句。

我首先要向秋风兄及弘道书院其他各位同仁，表示由衷的敬意，因为弘道书院成立一年半来，弘道广学事业风生水起。前几天我翻阅《程氏遗书》，看到小程子说的一句话：“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我想这句话送给弘道书院，最合适不过了。

西历2015年新年到来的时候，秋风兄代表弘道书院写了个献词，我也代表 和中国儒教网写了个献词。我们不约而同提到，当下官方调整了文化政策，流露出回归传统文化的意向，为儒学复兴并进入社会政治打开了缺口和空间。但是，我认为，仅仅凭借这点，还很不够，还不是很乐观。

记得10年前，甘阳在清华大学演讲，提出“新通三统”，说中国未来道路，会将毛、邓、孔的传统，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中华文化的传统，三者融合在一起。当时我还问了他一个问题，三者究竟以谁为主？甘阳左顾而言他。我当时的判断是，今后中国或许会按毛、邓、孔的顺序，“三统”依次递进发展。

10年后，至少在今天，我认为我错了，甘阳部分是对的。至少，一个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现在政治上走的是毛的路，经济上走的是邓的路，文化上走的则是回到孔夫子的路。

然而，政治上转左，经济上向右，文化上靠中，三者没有内在的、紧密的、彼此打通的关联。这是一个“三不像”，连“杂交”都算不上。它到底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总体上说，我不是太看好。因为，它没有解决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问题。政治上的左中右也好，价值上的中西马也好，仍是纠缠不清，没有主次，仍然不是儒家中国的道路。

刚才高全喜老师提到，百余年来儒学几次“死无葬身之地”，证明儒家在政治制度方面是失败的，是铁板钉钉的。他还提到，儒家“死无葬身之地”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自毛，所以认为“毛”和“儒”杂交是个根奇怪的东西，主张儒学应该向自由主义靠拢，这才是儒家的中庸中道，因为自由主义的东西是普世的。比如，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去读书，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首先我声明，我不是“毛儒”。但是，我也不太赞同高老师提到的一些观点及其论述。比如，百余年来儒学的确几次“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这并不证明儒家的政治制度就是失败的、不合理的。我们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中国和儒学就是个秀才，西方及其文化就是兵匪，就是个强盗。秀才被兵匪和强盗打败了，不等于儒学的价值理念及其政治制度就是失败的。更何况，满清的一些政治制度，还有很多明显是非儒家甚至是反儒家的呢？

“毛”的确毁灭了儒家文化，现在儒学虽然有了些活气，但总体上看，无论是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还是在教育文化学术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很多人把子女送到欧美去读书，与其说是证明了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和可欲性，毋宁说是暴露了中国现存的一些问题，但过错绝对不在儒家。进而言之，中国之问题，不是儒家之问题，而是没有儒家、不用儒家之问题。

从现实性来看，中国目前无论是在社会政治上，还是思想价值上，存在着左中右、中西马三大流派，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面对这一事实，儒家仅仅向自由主义靠拢，这也不是中庸中道，而是偏执极端了。儒家真正的中庸中道，应该是“执两用中、平衡左右”。

特别是，既然是讲中庸中道，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向自由主义靠拢，而不是自由主义向儒家靠拢呢？如果儒家倒向自由主义，那还有儒家，还有中庸中道吗？事实上，百余年来，儒家很少反对自由主义，相反，倒是自由主义一直激烈批判颠覆儒家文化，至今仍是如此。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儒家向自由主义靠拢，而是自由主义应该向儒家靠拢。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对西方只是鹦鹉学舌、邯郸学步，而不能扎根传统、立足儒家，是不会是有生命力的。

同样，社会主义或左派，面对的问题与自由主义或右派，大体上是相同的。即，它也必须向儒家靠拢，而不是相反。当然，儒家亦有责任推动社会主义或左派，努力向儒学靠拢，剔除其现有政治合法性的霸道成分，实现其政治合法性的中国化、儒家化、王道化，亦即实现其政治合法性的“软着陆”。我认为，这种“软着路”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这方面，坦率地说，儒家比自由主义具有天然的优势。记得前段时间，秋风兄曾偶然简单地提到，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至于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他没有展开。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立足在马恩列斯谱系之下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有了那么一点点中国的特色而已。而“中国社会主义”是指立足在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其主要思想价值资源，都来自中国传统，来自儒家文化。

这段时间，我在看康有为、陈焕章的书。我发现，早在马恩列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形成影响之前，1890-1920年之间，康、陈等人就多次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儒家的大同思想、平均学说、人格平等，等等，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说，“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儒家提出的大同思想、平均学说、人格平等，等等。

显然，康、陈提到的“社会主义”，尤其是陈在《孔门理财学》屡次提到的“社会主义”，是来自西方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而这样的“社会主义”，对儒家而言，在接受上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儒家本身在这方面就有很多的思想价值资源。事实上，孙中山把自己民生主义的学说，说是“社会主义”的，又说是儒家的，也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因此，借助儒家的资源和传统，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实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软着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而且，因为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很多的家族相似性，所以“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排斥自由主义的，而是吸收和容纳自由主义的。当然，它必须以儒家思想资源和制度架构为主。我认为，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就是“儒家中国”。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今天在座诸君多为儒门中人。大家都知道，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北京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学会、儒学会、孔子学会或者孔子研究会，这与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与贯彻习大大关于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是极其不相符的。因此，我建议诸君认真考虑下，是不是我们应该发起成立一个“北京儒学会”？

（西历2015年1月17日 根据录音补充整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