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习近平高调尊孔

作者：常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甲午年九月十七

           西历2014年10月10日

对于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标志性历史事件，中国目前遵循逢五或逢十大庆的惯例。2014年，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笔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与海内外国学专家、相关官员共同聆听了习近平的讲话。有人认为，这预示着尊孔时代的到来，也预示着儒学复兴时代的到来。那么，儒学或传统文化工作者、认同者真的该因此头脑发热、热血沸腾地欢呼雀跃吗？我们到底该怎样客观冷静看待这样的尊孔？尊孔之后，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

“孔子”走在改革春风里

孔子诞生在中国，却是公认的世界级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出于旅游拉动内需也好，出于其他目的也罢，每年都会在孔子故里——曲阜高调祭孔，逢五或逢十还要在首都北京举办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一般是政协主席出席并讲话。

但在1989年，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参加纪念孔子会议的相关学者。由于笔者一直从事儒家文化普及推广工作，对于和儒学相关的消息，颇有耳闻。据说，是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发生变更，海外对中国政局吃不准，摸不透。中国借纪念孔子2540周年之契机，邀请海外精英来华，希望以此考评中国的国际号召力和吸引力。意想不到的是，受邀者纷纷应约。江泽民接见参会代表，显示出新一届中央对国际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向外界表明了中国政局的稳定。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诸多场合下，引经据典，畅谈中国传统文化，系统阐释了他的文化观。有人指出，不到一年，他曾三次尊孔。自2013年11月，他到曲阜视察孔子研究院并发表重要讲话，到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北大拜会汤一介先生，再到高调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其中，汤一介生先生前儒释道并重，笔者去采访他，他题词为“转识成智，大美不言，止于至善”，并说：“儒释道三家并重，不偏不向”，他去世后，学界对他盖棺论定的头衔也是哲学家、哲学史家。所以严格来讲，习近平拜见汤老，不能被视作尊孔之举。

经过上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时代的“批孔”，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斯文扫地，简直成为思想文化中的糟粕之集大成者。由于在封建时代，儒学与政治关系亲密，相辅相成，因此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段里，儒学都被描绘成封建反动的工具和帮凶，劳苦大众的冤家和死敌。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文革的批判和对既往历史的深刻反思，尤其是经济飞速发展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道德伦理弊病，使得儒学的价值凸显，传统文化再次为人所正视。学者庞朴在文革后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始发文为孔子翻案。尽管当时仅仅肯定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但毕竟有了好的开端，孔子开始重回人们的理性之中。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理论主张，儒学、传统文化随着一批学术明星的传扬和带动，一方面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也显得“高大上”，不断受到当政者的青睐和关注。“孔子”开始昂首阔步，走在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梦的春风里……

听罢习近平人民大会堂尊孔讲话，有人认为这如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是对儒学的最高尊崇和褒赞。再结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舆论宣传，人们很自然就把尊孔与民族复兴结合在了一起。这正是群情激奋、大快人心之处所在。那么，尊孔真的能带来国家复兴吗？盛世是不是皆出自尊孔呢？到底存在“独尊儒术”吗？

历史上的文化真相：儒学主导、百家争春

儒学的开创者是孔子。孔子之前，中国的道统一直由圣君明主来传承，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尽管周公非天子，但也是世袭爵禄的首席诸侯。儒者在孔子以前尚属位卑者，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金字塔上，儒者仅仅能充任最低等级的士。在礼崩乐坏时代，孔子赋予儒者、士以新的涵义和定位，从此士不仅成为知识的承载者，更荣升为道统的承载者和代言人。孔子之后，政统与道统分离，二者以另一种形式相互依存。

在西汉，孔子及儒家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脱颖而出，受到政治的特殊庇护。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教，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这个说法一直存在争议，在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就连《汉书》中，也只说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没有提“独尊儒术”。

儒家在西汉武帝时代受到尊崇，这倒是事实。这是由于经过汉初立国，文景巩固，到汉武帝时，社会稳定，打天下的革命家一代基本上都已退出政治舞台，国家亟需知识结构完备、德才兼具的治国人才。此时，儒家正可派上用场。汉武帝雄才大略，“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史家夏曾佑语），西汉进入全盛时期。但就此判定尊孔带来了西汉的盛世，未免太过轻率。汉宣帝曾就一针见血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见《汉书》）所以，历史的真相是外儒内法，刚柔并施。只是法家崇尚严刑峻法，不便宣讲，由此崇儒标签凸显。

一个社会，盛世局面的出现，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合力，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同力，绝对不是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文化流派所造就，盛世不可能完全来自尊孔。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盛、觉悟的提升、秩序的和谐，固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但毕竟各领域皆有其主体性，文化人不能完全决定或主导政治、经济。拿汉武帝比附今天的中国，其实没什么意义可言。这大概是“卡里斯玛效应”（圣君崇拜）在作怪，人们总爱盼望着圣君明主的转世再生。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屈指可数。每个盛世的出现，纵然有重视文教的因素，但似乎不能认定完全由尊孔决定。

可以看几个例子。

先看看唐朝，唐朝是封建时代的长寿王朝，颇有代表性。历史上尊孔的一个典型标志，是给予其封谥。唐太宗在位期间，先后尊孔子为“先圣”、“宣父”；唐高宗在位时，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时期，又封孔子为“隆道公”；唐玄宗在位时，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唐朝的盛世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政府的尊孔行为都集中在了这个时期，但不要忘了，总体来看，唐朝统治者一直对道教和佛教持尊奉态度，其礼遇往往更隆重。

唐朝皇家姓李，皇帝便自诩为老子李耳后人。唐高祖首先提出“老（子）先，次孔，末后释宗”（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尊老子为“宗祖”；唐太宗也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出处同上），并下令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后来，唐高宗还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最后又尊老子为“大圣祖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异质文化”佛教在唐代也影响深刻。武则天称帝期间（按惯例，此处将短暂的武周朝视为唐朝之一部分），频繁更换尊号，但尊号都含有佛教字眼，如“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等。在唐代，禅宗正式形成，佛教在更广泛的领域影响着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说，总体来看，儒家在唐代尽管在选拔官员上具有独特优势，但其地位无法与佛道相比，不论是学术创新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已趋于次要地位。

再比如在宋代，儒生、士大夫获得较好的政治待遇，但诸多皇帝崇尚道教，道教地位显赫。宋真宗没有忘记老子，给他一个新的尊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他还认为他们老赵家的始祖也应该是道教里面的尊神，于是给他们始祖命名为“赵玄朗”，上尊号“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很明显，这两个名称都是与道家相关。道教在赵宋君王那里，地位同样高于儒家。

正像李泽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所说：“中国传统的特点是心灵上儒道互补，政治上儒法互用。这两个互补互用中均以儒为主。”习近平同样也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

这里的“以儒为主”“主导地位”，就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独尊，主导不等于独尊，独尊不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只能说，中国历史上盛世局面的出现，有尊孔的重大功劳，但尊孔不是唯一因素，也不可能是决定性因素。只能说，中国特色的盛世，离不开儒学，民族复兴局面的出现、文化自信的建立，都有待于儒学与其他文化思潮、理论主张、价值取向一道，联手缔造。

尊孔的缘由：儒学的“大中至正，无所偏失”

正如有人所说：“无儒家不中国。”

儒家对中华文明的延续未断，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也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我们常以他代言儒学；由于思想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具有引领作用，所以我们又常以他来代言整个中华文化。人物因思想而伟大，思想因实践而不朽。中国人功利务实，不可能无缘无故对着一张面孔顶礼膜拜，其中必有原委可寻。“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逻辑严密的链条，这些概念，人们往往混为一谈，笼统地视为一体一物，这正说明孔子、儒学的代表性和典范性。

台湾学者蔡仁厚评价儒家道：儒家“既是诸子之一，同时又代表民族文化之统（道统）。由于儒家具有双重身份，所以其地位高于诸子百家。尊儒，不只是尊诸子百家之一的那个儒家，而是尊儒家所承续光大的民族文化之统。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他还认为，百家之中，只有儒家才是“大中至正，无所偏失”。这便点名了历代尊孔崇儒的思虑所在。

需要多说一句，这里我们说儒家，是把儒学放在了诸子百家之中，把它当做其中一个门派；或者把它与佛家、道家并列，放在中国主要传统思想之中。但从本质上看，孔子开创的儒家，经过历代儒者的诠释和演绎，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的大厦，被称为儒学。那么，儒学到底具体指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儒学的“大中至正，无所偏失”呢？

儒学是优化互动的专家。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对儒学做出这样的界定，主要出于儒学在处理各种关系的互动中，所发挥出来的不可替代之优势。有人说儒学是人学，没有错，因为儒学是以人为实践主体；有人说儒学是仁学，也没有错，因为儒学以仁爱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论是人学，还是仁学，都基于儒学擅于处理各种关注，主要是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这三对关系，儒学都有相应的、系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儒学一直指引着人们，不断追求现世中的各种褒义词，号召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实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此，儒学倡导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叫“中庸之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就是大中至正，就是“欲速则不达”。“中庸”教育人们要目标如一，矢志不移，不要左顾右盼，首鼠两端；“中庸”提醒人们要保持平和理智，戒急戒躁，言行守礼，思虑周全；“中庸”还告诫人们，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实，最早探寻儒学“大中至正，无所偏失”之“中庸”者，不是儒士，而是宋朝高僧智圆大师。智圆大师最早系统探索“中庸之道”，他自己也号为“中庸子”。可见，作为儒家核心观念的“中庸之道”，具有普世性，得到广泛认可，其价值自然非同一般。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释道为主流。佛家在心性修炼上有优势，道家在养生长寿上有擅长，唯独儒家，能够兼收并蓄，对社会秩序、行为规范、生命信仰等问题都有成系统成体系的回答，优势鲜明，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开心的艺术，其主导地位经过千百年锤炼考验，自然名至实归。

此外，习近平纪念孔子的这篇讲话，强调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难看出，他希望发挥儒学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优势，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做铺垫，打基础；更为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传递一种友善的信号，发出一种和平的声音。

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其专著《儒学与全球化》中说：“中国若以其秩序、生产纪律和非思辨思维观念来影响我们的社会，要比西方性格中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议会政治冲突体制以及思辨思维的观念去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理性，来的容易些，而不是相反。”中国的这种优势，很明显来自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思想智慧。

儒学的未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个民族越向前进步，就越需要回归，尤其需要对本土文化回归。亲近儒学，为儒学撑腰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历史地看，或许习近平真的会开启一个尊孔时代或儒学复兴时代，但盛极必衰，儒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乐观前途还是应当中庸一些，平和一些，理性一些，包容一些。

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习近平尊孔讲话后，笔者随即在宾馆采访了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先生。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阶段，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法家化阶段，三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阶段。

儒学的生命力之旺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时偕行的理论品质。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具有注重学术指导政治的好传统，英明的统治者自然会返本开新，承前启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今日之中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配合显得极为必要。如习近平所说：“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且不论过去是不是，至少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确开始正视传统、礼敬传统了。

2012年年初，笔者赴北京大学专访了汤一介先生。在汤宅，老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异同点，分析得极为全面透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至少在三方面是相通的：第一，都有理想，儒家有“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有共产主义理想；第二，都重视实践，二者都不是空洞的理论；第三，都是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他还认为，二者都有缺点。马克思主义的缺点是：一，不重视个人道德；二，不重视传统。儒学的缺点是：一，缺乏逻辑和科学论证；二，缺乏法制观念。基于各自的缺陷，老先生认为二者完全可以实现融合互补。

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党派信仰，把它变成民族信仰是否恰当，不好说。除了党派信仰，在去运动化和口号化的今天，中国人更需要的是全民族的信仰，或者说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学者秋风提出了“文教”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文教文化”，“孔子高扬了一个字：学，从而创造了文教中国”。发挥儒学的教化意义和价值，缔造一个“文教中国”，或许当是执政党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所在。“文教中国”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然也便建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正如吴光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只要在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中，会融入越来越多的儒家理念、儒家思想，这便非常乐观非常理想了。

同时，对儒门内部人士来讲，最高领导人高调尊孔值得庆贺欢呼，但也不要低估甚至忽视其他文化流派的地位和作用。自己家办喜事，鸣放礼炮鞭炮，同时也要考虑到是不是打扰了左邻右舍的正常生活。当初，清朝醇亲王奕譞听说慈禧太后选定自己儿子载湉为皇帝时，他的反应不是欢天喜地，而是当场昏迷伏地，怎么都拉不起来。正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老子之言，发人深思。

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还是跳不出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文化憧憬。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主张“文化会通精神”，海外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倡导“文明对话”并喊出“文化中国”之口号，无不暗合了费老的理论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将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光明前景，而儒学，不仅是其中一员，也将是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员。这是可以预测的。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