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著《道不远人：近代中国的儒学与儒生》出版暨自序

书名：《道不远人：近代中国的儒学与儒生》

作者：王锐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内容简介】

“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内外危机，生民饱尝苦难。本书通过个案研究，分析儒学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历程、儒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面对古今中西之争，受到儒学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为了弘道救世、经世济民进行的艰辛探索。他们思想的得与失，事业的成与败，值得人们反复回味。

【作者简介】

王锐，祖籍河北秦皇岛市，1987年生于广西南宁市。本科、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7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9年晋升为副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紫江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

【目录】

自序/1

近代学者对“儒”的新诠及其意义——以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为中心的探讨/1

近代学人对古代“史官”之阐释/32

论章太炎的政治生涯——侧重从他与士绅阶层的关系展开分析/67

论章太炎的“革命儒学”/105

读子以致用——孙德谦对于诸子学的阐释/137

“对世界而知有国家”——清末梁启超“国民”论述再思/168

以传统释革命——论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戴季陶的传统新诠/194

历史何以彰显道德？——柳诒徵的学术理念与史学实践再认识/222

从经史之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吴承仕的学术旨趣及其古代社会论/248

道德的重要性——论李大钊思想中的一个潜流/274

陈寅恪论清末变法运动/304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327

史学、时势与思潮——钱穆史学遗产再思考/353

挖掘儒学的“实践性”与“平民性”——论嵇文甫的儒学研究/385

后记/410

【自序】

本书收录了近年来笔者关于近代中国的儒学与儒生相关的一些论文。既涉及近代儒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与学说，又涉及目睹时代变局，一些儒者如何思考儒学的命运、儒学与近代西学之间的关系。

从事某一问题的研究，往往由于各不相同的机缘。在之前出版的著作里，由于各种因素，往往未能谈及，在这里或可一述。犹记上中学时，南宁市有一家面积很大、书目很多的三联书店。彼时大概恰逢一个图书出版的小高峰，不少近代学者的著作被陆续整理重印，一些在当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著作也不难找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我开始关注先秦诸子与近代思想和学术的变迁。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收录的不少颇为经典的近人论著，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钱穆著作集与“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著作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文库”，以及一些沪上出版社引进的现代港台地区新儒家的著作。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偶尔还能买到再往前一些年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书籍。那时思考能力尚属稚嫩，难以完全读懂这些著作的本旨与深意，但对这些著作讨论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印象颇深，尤其是这些著作折射出的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如何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对我来说，大概由于时刻都有高考的巨大压力落在心头，加之当时各类让人揪心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所以读这些书时，很难有太多从容悠闲之感，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晚上10点多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家中熬夜翻看，因此或许更能与书中涉及的“大哉问”，以及近代中国国势衰微、山河破碎的场景产生强烈共情。

2006年，我高考侥幸上岸，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书。8月底去学校报道，瞧见位于今日新图书馆附近的利群书社，在书社看到了张舜徽先生的著作集与章开沅先生的学术自选集，于是买回阅读。同时，还买了一本“辛亥人物文集丛书”里的《张难先集》。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对我影响极大，让我对先秦诸子的著作主旨有豁然贯通之感。至今我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这本书的影响。章开沅先生的那本自选集，收录了章先生谈论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民族运动”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梳理了1900年以后的政治与社会思潮，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局变动，使我对晚清以降的政治与思想变迁有更为直观且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收入书中的《时代·祖国·乡里——论一九〇三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两篇讨论辛亥革命前呼吁“国魂”的文章，对我理解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新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大启发。张难先的文集收录了《湖北革命知之录》，书中所述的革命党人多出身士绅家庭，具有儒生身份，他们为什么不畏艰险，毅然走上革命之路？儒学与近代革命之间有何关联？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2013年，我来到复旦大学，师从姜义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由于长期阅读章太炎的著作，加之硕士论文便以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为题，因此跨入复旦大学校门，我就是直奔章太炎研究而来的。恰逢此时新版《章太炎全集》陆续问世，汤志钧先生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也出版了增订版，一些重要的章门弟子，如朱希祖、钱玄同的文集或日记亦不断整理出版，于是我更确认了要将章太炎生平与思想作为博士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整个博士四年，除了有半年在台湾“中研院”访学，其他每个学期，我都完整听了姜老师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当时姜老师在系统思考中华文明的根柢与经脉，分析中国传统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自己的思考重点，也就放在了这些问题上。姜老师出版的几本关于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的著作，从主题上看是研究章太炎个人，但却涉及了许多近代政治与文化的关键问题。比如《章太炎思想研究》以章太炎的哲学探索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西方近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章炳麟评传》对《国故论衡》与《检论》等章太炎学术代表著作之精义的阐述，以及论述章太炎的政治活动及其得失，呈现了近代中国世变与学变的基本面貌，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包括工作后撰写的章太炎传记，基本上都是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学术尝试。其中，儒学的近代命运是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在儒学典籍里，我个人比较偏好《荀子》，以及汉代以来侧重经世之学的儒者著作。修身固然是儒者所必须做到的基本条件，心性之学也是儒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话题，但儒家之所以能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窃以为关键还在于提出了一套与以小农经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社会比较匹配的政治社会秩序构想。历代儒者除了关心自身的道德状况，更关心化民成俗、德配其位、政治清明，使老有所养、幼有所安、教化遍于四方。就此而言，从《荀子》讨论礼制、君道、臣道起，到汉儒强烈批判西汉中叶以降日趋严峻的土地兼并问题，再到南宋儒者激于时势，对科举、封建、井田等问题展开辩论，及至明清之际顾、黄、王诸人检讨明代政治得失，探索理想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包括道咸之际湖湘儒者对风俗、洋务、边疆、经济等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儒学的生命力之一或许就在于能够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状况，在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驱使下，思考如何根治时代症结，建立既符合儒家道德标准，又收养民、安民之效，经济趋于均平，政治体现民本精神的秩序。必须承认，历代儒者的相关言说，在近代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难免显得左支右绌，进退失据。但回顾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那些真正服膺、践行儒学义理的人，不会放弃对中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并持续探索解决时代危局之道。就以梁漱溟为例，他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提及的话题，诸如“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有没有阶级”“中国之不像国家”，其是否能准确描述中国社会、揭示其中的特点，或许可以不断引起讨论甚至争辩，但不能否认，梁漱溟的这些认识，体现了他基于强烈道德感而形成的实践动力，以及从不回避直面中国政治与社会诸多矛盾的行事风格。因此，本书在内容上多聚焦于近代儒者对于世变与学变的认识和思考。

近代儒学史之所以不同于古代儒学史，归根结底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面临一系列亘古未见的危机与困局。这一历史过程，在性质上与古代佛教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明清之际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绝不相同。清代中后期以前，儒学内部固然有不同的流派之争，并且有时论争程度颇为激烈。历代也不乏有心之士重拾先秦诸子遗言，对儒学进行新的审视与改造。宋明两代宗尚理学之士，借用佛道两教的内容来充实儒学的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凡此种种，非但没有动摇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反而丰富了儒学的内涵与外延，显示出儒学极强的思想吸纳能力。但近代以来，儒学与中国的国运一样，遭遇了整体性的危机。

首先，自汉武帝以来，儒学与皇权和绅权绑定得过于紧密，一旦人们因目睹危局而反思中国传统的政治与社会制度，那么儒学必然遭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关于此，只需翻看洋务运动以来的时评政论，便可窥探一二。与之相关，近代儒学需要面对清代儒学的各种遗产，而清代儒学的基本特征和清代的政治文化关系紧密。因此，如何认识清代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清廷的统治术，对把握清代儒学的基本特征颇为重要。当清中叶社会危机逐渐显现时，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龚自珍这样描述当时的政治氛围：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稀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及至清末，曾担任驻外使臣，后参与变法运动的黄遵宪，在与梁启超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二百馀年，政略以防弊为主，学术以无用为尚。有明中叶以后，直臣之死谏诤，党人之议朝政，最为盛事。逮于国初，馀风未沫。矫其弊者，极力划削，渐次销除。间有二三骨鲠强项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狱，今日西市、明日南面者，踵趾相接，务催抑其可杀不可辱之气，束缚之，驰骤之，鞭笞之，执乾纲独断之说，俾一切士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由是愚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故上至士夫、长吏、官幕、军人，乃至吏胥、走卒、市侩、方技、盗贼、偷窃，其才调意识，见于汉唐历史、宋明小说者，今乃荡然乌有。总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

因此，近代儒学流变史的一个深层次主题，大概就是如何克服如此这般政治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长期以来，儒学之所以能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学义理深深契合以小农经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国社会。而到了近代，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就动摇了儒学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一点，不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有丰富论述，就连陈寅恪这样长期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陈寅恪思想颇为复杂，未必能如此简单归纳）者也有类似观察。作为在青年留学时代就读过《资本论》的人，陈寅恪说：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最后，儒学之所以有生命力，离不开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大体能对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论述，并提出一套走向理想秩序的路径。所以陈寅恪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在近代变局下，儒学却越来越丧失对此变局之所以出现、如何摆脱内外困境的描述能力与解释能力，因而也就越来越受到立志于救亡图存之士的批判。甲午战争后，目睹中国惨遭战败的结局，严复痛言：

学者学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蔀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棰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赡，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

由上可见，严复不但认为谈心说性的理学过于玄虚，无涉实际，就连被视为经世致用之翘楚的南宋永嘉之学与顾炎武、黄宗羲之学，在他看来也不过是空陈高论，无补现实，不能提出有效解决时代危机的方案。在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眼里，儒学有着结构性、整体性的弊病，儒学的“无实”也是全方位的。

以上三点，窃以为是近代儒学史之所以显得困顿曲折、令人慨叹的根本原因。而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也正是由这三点出发，通过具体个案，分析儒学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历程，儒生为了弘道救世、为民请命而进行的艰辛探索。惟有将这些史事梳理清楚，或许方能更好地思考儒学的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中的部分文章，曾发表在《哲学研究》《社会科学》《现代哲学》《中山大学学报》《广东社会科学》《福建论坛》《近代史学刊》《诸子学刊》《历史教学问题》《章太炎研究》等刊物上。本次结集成书，笔者对文章的内容做了些许修改，为免繁复，皆不标注文章出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