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传播视域下的易学“消息”之义 

——以梁启超对演绎分析的认知为中心

作者：王玲强

来源：《周易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历程中，易学话语一度被应用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译介之中，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以“消息”一词解读经济学演绎方法就是社会科学借用易学范畴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消息”之义与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运用演绎推理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关联起来，用以保证理论体系的逻辑可靠性；另一方面，“消息”之义自然面向与易学面向的贯通又使其具备了与演绎分析略显差异，却与絜矩之道这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契合的意蕴，以此保证理论体系的实践有效性。对西方经济学传播视域下的易学“消息”之义的考察，有助于跳出易学以回望易学，获得对易学范畴和逻辑方法的新认识，同时也为今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镜鉴。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须实现经验基础与先验方法之间的平衡，这就是易学“消息”之义带来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消息；梁启超；演绎分析；比例；絜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近代以来，在“格义”与反向“格义”语境下，对《周易》逻辑方法的探讨构成了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西学翻译实践中，严复较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逻辑学的归纳和演绎（严译“内籀”与“外籀”）方法，他援引司马迁“《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之语，最先将演绎分析方法与《周易》关联起来。对于易学何以为演绎之学，严氏却未能进行深入的剖析，只是在《穆勒名学》中立足易学，以“即数推品”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简单解释。所谓“数”即《周易》八卦、六爻的象数符号，“品”则指“时”“德”“位”等象数符号的内涵，“即数推品”的思维方式虽有一定的推演色彩，但与从普遍公理出发运用逻辑规则导出特定结论的演绎分析仍存在一定距离，偏离了严复“援公理以断众事”的界定。其后的研究同样立足易学本身，不断申说《周易》与演绎分析的关联，但是易学在什么意义以及什么程度上能够构成演绎之学，特别是易学中的哪些范畴或思维方式与演绎分析存在相关性，始终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其实，在严复的时代，易学话语一度被应用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译介之中，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以“消息”一词解读经济学演绎方法就是社会科学借用易学范畴的典型案例，这为重新考察易学与演绎分析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本文不再立足易学考察《周易》的逻辑方法，而是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传播视域下的易学“消息”之义的考察，跳出易学以回望易学，以期获得对易学范畴和逻辑方法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为今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方法论镜鉴。

一 “富国学”意义下的“消息”一词及其易学来源

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历程中，以传教士为代表的在华西人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正是这一群体最先将西方经济学说输入中国，其著述活动构成了19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在华传播的主要途径。为便于西方经济学传播，在华西人在译介时采用了《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之类的名称，有意将西方经济学说塑造为富国之学，不过未能唤起国人的兴趣。甲午之战失败使中国面临瓜分豆剖之祸，在此情境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改以往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轻视态度，转而从经济学领域探寻西方富强之源，由此西方经济学说富国之学的形象得以强化。

西方经济学说何以具有富国之效？在华西人往往诉之于西方国家对这一学说的重视，正因为推行了西方经济学说所蕴含的经济政策，西方国家才实现了富强。这一答案仅仅从实践层面上解释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可行性，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阐明这一学说的有效性。梁启超则深入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思考并据此作出了回答。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他频繁使用了“消息”一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几处文本见于《变法通议》和《〈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盖合一国之人民物产，而以决疑数术，盈虚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实如此也。

彼中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书），皆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而盈虚消息之。至其转运之法、销售之法，孜孜讨论，精益求精。今中国欲与泰西争利，非尽通其学不可。（《变法通议》，载《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82页）

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239页）

如果严格按照其时所流行的经济学，可以猜想，所谓“公理”可能是指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盈虚消息之”也就是由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保证经济理论的普遍性。换言之，必须运用演绎分析才能保证经济理论的普遍性。不过在严复译出《原富》（也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尚未能准确理解西方经济学说，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自然也多有误读，但显然他认识到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必须得到方法论层面的保证，这才是西方经济学说能够实现国家富强的理论缘由。

在深入探究“消息”之义的方法论意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消息”一词的字面含义及其来源。在有关经济、金融的言论中，梁启超大量使用了“消息”一词，兹举三例：

中央银行见市场利率稍高则增发之，稍低则收紧之。甲地缺乏则运而致之，乙地太多则引而还之，其消息甚微，而关系甚巨。（《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载《梁启超全集》第六集，第610页）

赢之厚薄，亦常与国财盛衰相消息。（《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载《梁启超全集》第三集，第382页）

百货之价，恒应于其供求消息以为涨落，此定理也。（《余之币制金融政策》，载《梁启超全集》第九集，第224页）

在梁启超这里，无论是利率的高低，还是利润的厚薄，乃至物价的涨落，都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政府或中央银行也可利用这样的规律进行调节，梁启超正是在阐明这一规律的过程中使用了“消息”一词。在梁氏这里，“消息”一词常与“盛衰”“涨落”等词汇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消息”在经济语境下的基本含义为“消长”。其实，如此使用“消息”一词并非梁启超的独创，而是当时的普遍用法。例如，康有为常将“消息”作为政府进行市场调节的政策工具，他将“消息”一词与《国语》单穆公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管子》轻重之说、汉代平准之术等中国传统市场调节理论联系起来，要求政府“统算而消息之”（《大同书》，载《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72页）、“操消息之权”（《金主币救国议》，载《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65页）。依据康有为所援引的这些理论，“消息”也就是政府充分掌握商品、货币供求情况，根据其盈虚消长、有余不足进行市场调节，以实现维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不过还须追问的是，梁启超在方法论层面探讨“富国学”时使用的“消息”一词，其字面含义是否与在一般现实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使用的“消息”一词相同呢？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介绍西方译书时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同文馆所译《富国策》与税务司所译《富国养民策》，或言本属一书云。译笔皆劣，而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窔奥也。（《西学书目表》，载《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173页）

这一表述与《变法通议》《〈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的文字大致相同，但是却将“消息”二字替换为“消长”。可见，在梁启超笔下，“消息”与“消长”是交替使用的，“消息”一词的字面含义正是“消长”。

盈虚消长的“消息”之义显然来自易学，在《周易》中就有“君子尚消息盈虛”（《剥·彖传》）、“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丰·彖传》）之语。《周易》对日往月来、四时交替的自然现象进行了比拟，以阴阳二爻符示阴阳二气，以阴阳二气的消长表征自然的变化。汉代易学家进一步将《周易》象数符号与四时、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自然变化联系起来，形成了以阴阳消息为核心的卦气说。在卦气说中，“消”即阳气的消退，“息”即阳气的息长，消息也就是阴阳的此消彼长。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对《周易》消息之说极为了解，在经济问题的论述中借用易学的“消息”范畴自然顺理成章。

梁启超执教下的时务学堂季课答卷更是为“消息”之义的易学来源提供了直接证据。在1897年下半年，也就是写作《变法通议》上述引文篇章以及《〈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的同一年，梁启超应湖南士绅的诚挚邀请，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在时务学堂中传播了他对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法的认知，并在学堂季课中仿照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的命名方式，出了“《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今义”一题，《湘报》在1898年刊载了部分答卷。时务学堂学子曹典球在答卷中对西方经济学说作了这样的评论：

富国家之书译本极少，而见引于己译之书者不下十数种，究其精义之所在，皆以几何公理说之。其言与易学家虞氏消息之义，盖有暗合。

虞氏消息之义与西方经济学说的暗合，肯定不是内容上的相符，而是方法论层面的契合，这就证明了梁启超“富国学”意义下的“消息”之义正是来源于易学。

二、“以几何公理说之”：“消息”之义的西学诠释

既然“消息”一词来源于易学，那么这一易学范畴应用于西方经济学说的译介之中究竟有何方法论意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此处有必要先对格义的客体——戊戌变法前所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说及其研究方法进行简要探究。

在19世纪末，来华西人所译介的多是具有启蒙性和普及性的畅销经济学著作，而不是斯密、李嘉图等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如丁韪良、汪凤藻所译的《富国策》源于亨利·福赛特在187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著作，傅兰雅、应祖锡所译的《佐治刍言》源于钱伯斯兄弟为初等教育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从内容来看，在华西人所传播的基本上都是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艾约瑟所译《富国养民策》，该书作者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杰文斯（其时译为哲分斯）。不过从研究方法来看，其时所流行的经济学强调的都是演绎分析。从李嘉图开始，演绎分析就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特点在于分析问题时从一定的前提假设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规则推导出一定的结论。李嘉图之后，西尼尔对经济学演绎的前提假设进行了发挥，认为经济学演绎分析的基础是四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从这些公理出发就可以构建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厦；约翰·穆勒进一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科学，使用的方法是演绎分析。作为边际革命代表人物的杰文斯更是将演绎分析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以几何演绎方法来探究经济学原理，以几何学思维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富国养民策》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

从梁启超所接触的经济学说来看，他所认知的“富国学”研究方法指的应当就是演绎分析方法，而易学“消息”之义与“公理”“公法”等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关联起来，并被用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译介之中。

“公理”一词源于几何学，是指人类理性不证自明的基本事实，在几何学中是指不需证明的基本命题。不过几何学传入中国后，长期以来，相关译语使用的不是“公理”，而是“公设”。受此影响，《富国策》等西方经济学译著罕见“公理”这样的表述。梁启超使用“公理”一词很可能受到了其师康有为的影响。作为最早将“公理”引入士大夫政治语汇的士人之一，康有为早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就将几何学方法应用于社会政治学说，他将不证自明的公理称为“实理”或“几何公理”，由“几何公理”演绎而出的制度则称为“公法”，由此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思维方式，以公理化的方式来阐发其社会政治学说。梁启超以“公理”或“几何公法”之“盈虚消息”来概括“富国学”之“精义”，显然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说是由一些不证自明的基本命题出发而以公理化方式构建的理论体系。

梁启超所认识的“富国学”之“公理”是否等同于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公理呢？从前引《变法通议》《〈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读西学书法》文段可见，在梁氏有关“富国学”的评论中，“合一国之人民物产”“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合地球人民土地”等表述频繁出现。简单归并之，则梁启超所反复申说的不过就是“人民”“土地”“物产”三者。古典经济学中有所谓的“生产三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资本，古典经济学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对三者的考察。那么，梁启超所说的“人民”“土地”“物产”指的是生产三要素吗？他所谓的“公理”是否就蕴藏于其中呢？梁氏执教下的时务学堂学子曹典球给出了答案：

富国家之书译本极少，而见引于己译之书者不下十数种，究其精义之所在，皆以几何公理说之。其言与易学家虞氏消息之义，盖有暗合。其大纲有三：曰地利、曰人功、曰资本。

地利之生长无穷，蕴藏无穷，而供人之取携有限。富国家推其理于从前之人功，皆成今日之地利……

自机器一兴，生众之本也，而俗儒以为防小民生计者甚众，故泰西初行，亦有毁灭新法、多方阻挠者。富国家乃为盈虚消长之义以达之，其言曰：工所以养民，而民之得赀养于工者，又视乎雇工人之赀本，此以盈余之利养盈余之人也；又曰：工价涨落在乎雇工人与工人多少之比例，此以盈余之人分盈余之利也。此增彼减，此乘彼除，非明几何学者乌足以知之。

资本有暂资本，有常资本……

总此三者盈虚之，消息之，西士论生利分利之别得其旨矣。

根据曹典球所言可以推断，梁启超所说的“人民”“土地”“物产”就是指生产三要素，他所谓的“消息”也似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从与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直接相关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分析。如对土地而言，“地利无穷而供人取用有限”的表述可能指的是土地边际报酬随劳动投入增加而减少，也就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又如，对于劳动而言，工资的变动由雇主和工人比例的变动决定，这表述的是供求规律。由供求规律这一公理出发进行演绎分析（“为盈虚消长之义以达之”），就可以反驳“机器夺民生计”的谬见。第二，在生产三要素理论基础上进行演绎分析（“总此三者盈虚之，消息之”），如“生利分利”之说。“生利分利”之说来源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性劳动理论，不外是将生产性劳动界定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或生产资本的劳动。就前者而言，生产三要素理论强调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创造价值，故而生产性劳动需要实现三要素的合理使用；后者则将劳动与资本关联起来，只有雇佣劳动的资本带来了收益，这一劳动才是生产性的。无论如何理解，这一学说都将生产三要素理论作为进一步演绎的前提。当然，生产三要素理论并非公理，而是基于公理运用逻辑法则演绎而出的规则。可能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有时又会借用康有为的“公法”一词，这一词汇表达的正是由几何公理演绎而出的规则。

至此，我们可以知晓梁启超何以要将易学“消息”之义与演绎分析关联起来。一方面，与自然界之日月交替、寒来暑往的“消息”之义类似，无论是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本身，还是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的相互联结，都经常呈现出“此增彼减，此乘彼除”的态势，这一消长之义为“消息”一词的使用提供了恰当的语境。另一方面，就易学卦象意义上的“消息”之义而言，虞翻（或者说虞氏易的后续发展者张惠言等）试图以十二消息卦为原始观念，衍卦而成六十四卦，无论是十二消息卦借助旁通实现的静态的相互涵摄和动态的相互流转，还是消息卦之阴阳两爻一升一降、一往一来而生成其余五十二杂卦，都呈现出一定的逻辑规则。其中虽不乏舛误，但是这样一种以少数原始观念生成整个六十四卦体系的衍卦过程确实与演绎分析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少数原始观念可对应经济学公理预设，而六十四卦则对应整个公理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几何公理说之”的西方经济学说与虞翻易学“消息”之义暗合。

三、絜矩之道：“消息”之义的中学参照

“比例”是理解“消息”之方法论意蕴的另一个关键词。在梁启超有关“富国学”的论述中，“比例”常与“公理”同时出现，二者虽存在联系，却呈现出不同的方法论意义，由此“消息”之义就具有了与演绎分析略显差异，却与絜矩之道这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契合的第二重意蕴。

与“公理”一样，“比例”同样源自数学，表示两个比值相等的式子，如a、b、c、d四个量满足a：b=c：d的条件，这一等式就构成比例。几何学中同样存在“比例”概念，但引入这一概念的意图在于解决因发现无理数而产生的不可公度性问题，与几何学公理化体系的构建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说在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虽借鉴了几何学的演绎分析方式，但是其中极少出现“比例”概念。

梁启超使用“比例”一词来表达其对西方经济学说演绎分析方法的认知，并将其与易学“消息”范畴关联起来，可能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研究“比例”的热潮有关。在明末中西算学大交流的过程中，利玛窦、徐光启译成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引入了“比例”，此后钟情算学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对“比例”极其高昂的兴致，数学界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比例”研究热潮。受此影响，清代学者焦循将“比例”引入易学研究之中，以系有同辞的若干别卦通过共同的爻变方式所得结果相同或相错而结成比例合理地解释了《易》辞重出问题，使其象数学的增象能力超越汉易。康有为则将“比例”之说引入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中，他将与“几何公理”存在不同程度背离的制度称为“比例”。如在“长幼门”中，康氏以“长幼平等”作为出于“几何公理”之“公法”，以“长尊于幼”和“幼尊于长”作为两种悖于“几何公理”之“比例”，“公法”与不同的“比例”造就不同程度的长幼尊卑次第。（参见《实理公法全书》，载《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53页）

梁启超不仅在有关经济活动的话语中直接运用了数学上的“比例”概念，而且继承了中国知识界对“比例”一义的延伸与扩展，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展现了“比例”一词在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应用：

则政者天下之事也，非合全地球之地力、人力所产所需而消息之，则无以得其比例。故《大学》理财之事，归于平天下也，仅治一国者抑末矣。然治国者苟精研此理而酌剂之，则关市亦可不乏，而国必极富。（《〈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244页）

合前后情形以察之，统各地异同以较之，行之以钩距之法，用之以罗织之术。参伍错综，观之既熟，而得其比例之定率，乃用其中数以权之，以消息之，故所发无不中，而群商皆受制焉，是之谓巧商。商学之精义，至是备矣。（《〈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248页）

可见，梁启超将“比例”与易学“消息”之义直接关联起来。在梁氏看来，无论是“比例”之获得，还是“比例”之应用，都是“消息”发用的结果。从微观上来看，通过系统收集物价的数据，考察、比较不同物产价格在时空上的变动，就可以获得某一时空下物产价格与供求平衡的物价水平的“比例”，由此根据物产的有余不足进行买卖，就可在商业经营中获利。从宏观来看，一国政府系统掌握各国所生产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结合本国商品价格、供求的盈虚消长进行调控，就可以实现财政收入充足、国家富强的目标。不难发现，如康有为一样，梁氏这里说的“比例”是相对“公理”而言的比例，具体而言是建基于供求规律之上的“比例”，“消息”也就是根据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消长进行反向操作，不足则买之，有余则卖之，由此“消息”之义就与阴阳二气“消退”“息长”的原始意义联系起来。

梁启超虽着重分析了“比例”概念在供求规律上的应用，但他无疑是借助“比例”概念赋予了“消息”之义异于演绎分析的方法论意蕴。演绎分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逻辑必然性，也即演绎分析的前提假设与结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是演绎的结论并不会超过前提假设所涵盖的知识范围，故而无法为经济学提供经验的内容。经济学不同于哲学之处就在于经济学最终必然要有其现实指向，经济理论最终需要能够解释与预测经济现象。梁启超显然认识到“富国学”不仅要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同时也应该与现实关联起来。他试图利用“比例”在公理的普遍性与地方性实践的特殊性之间建立一座桥梁，由此“消息”之义不仅具有了理论体系构建上的逻辑有效性，同时通过其盈虚消长之义为公理之践行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行性，经济理论由是具备了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度（地区）的普遍适用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将“富国学”与《大学》理财之事关联起来，在他看来，理财之事的意图不仅在于“治一国”，更应落脚到“平天下”。在梁启超这里，“平天下”不只是公羊三世说“治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极点，更代表一种可普遍性原则——絜矩之道的贯彻与落实。所谓“絜矩”，在《大学》中本指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强调治国应以人自身的好恶为出发点，以一己之情实现对他者的通达与体谅，由此推而广之，生成修己治人的普遍性行为法则，这一观念与《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相通之处。“絜矩”源于《大学》，清儒则将其与易学“消息”之义关联起来。焦循发挥了两汉易学的旁通说，以旁通之两卦象征处于对待关系中的“人”与“己”，以此将“絜矩”与“仁”“忠恕”“格物”视为同义的“参伍错综”。同时在焦循那里，“比例”又构成了两组及以上旁通卦的运算规则，“絜矩”与“比例”之间借助旁通而具有了内在联系。考虑到梁启超对焦循易学的熟稔，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为何以“比例”一词来解读“财政”“理财”，同时又将后者归于《大学》“平天下絜矩之道”。

受此影响，梁启超执教下的湖南时务学堂学子谢功肃明确以《大学》“絜矩之道”解读“比例之理”：

凡事皆有公理，不容蔽于旧说。欲知理财，先察人力，人力之斡旋同于天地，忽焉而消，忽焉而长，力之消长无形而财之盈亏有象，故可以比例求之。比例之理，即《大学》絜矩，准诸一国而一国如是，准诸他国而他国复如是，夫是之谓公理，多与寡比例之较也。

谢功肃将这样一种可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应用于经济领域，认为“比例”之理就是《大学》“絜矩”，在一国付诸实践效果如此，在他国付诸实践效果亦如此，由此出发，“公理”不仅具有几何学意义上不证自明的特性，更具备了实践上的普遍必然性。结合梁启超在晚年对“絜矩”的诠释，可以猜想，“絜矩之道”还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践普遍必然性增添了两层含义：第一，“所谓絜矩者，纯以平等对待的关系而始成立”，经济理论的实践必须本着平等的态度，不能强加于人；第二，“所谓絜矩者，须人人共絜此矩，各絜此矩”，经济理论的实践必须由本国、本地“操消息之权”，即掌握自主权。

由上可知，梁启超以“比例”之义解读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从逻辑的可靠性到实践的有效性的跳跃，以“絜矩之道”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增添了全新的内涵，这固然偏离了演绎分析，却可从易学“消息”之义中发现端倪。在易学中，“消息”之义从来都不只是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内部的静态涵摄和动态流变，它自始至终都与宇宙阴阳消息的大图景相关联。就卦气说而言，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说、四正卦说和六日七分说将六十四卦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相配，易学符号系统表征并符示着节气物候之变化。卦气说应用于占验也同样基于“卦体”对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符示，卦气说的体系化服务于满足占验之法的需要。因此，易学“消息”之义的方法论意蕴就不仅在于实现六十四卦卦象系统内部的体系化构建，同时更与天象变化关联起来，应用于对经验现实的解释与预测，这可能才是梁启超以“消息”之义理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法的根本缘由。

余论：“消息”之义的当代价值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普遍现象，“格义”实现了一种文化传统对另一文化传统的诠释，构成了异质文化在接触之初的常态。在西方社会科学传播的大势中，晚清知识分子以“格义”方法解读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观念与归纳、演绎等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不仅为中国传统观念带来了全新的方法论意蕴，也为反思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中国智慧。就此而言，梁启超以易学“消息”之义反观西方经济学的演绎分析方法，对我们重新认识易学范畴、逻辑方法及其当代价值不无启示。

从梁启超有关“富国学”的论述来看，“公理”“比例”等关键词汇皆来源于几何学，这些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的知识产物却被用于清末第二次西学东渐所传播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译介之中，表明梁启超未能准确理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方法。通过“格义”方法，梁启超固然将易学“消息”与演绎分析联系起来，但他其实未能掌握在公理性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诸如三段论推理、假言推理等演绎分析的逻辑规则。从体系构建来看，易学家试图由少数原始观念推衍而成六十四卦，实现卦象系统的内部自洽，经济学家则试图基于少数公理性前提运用演绎分析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二者的理论前提与结果确实存在某种相似性。但考察由前提到结果间的分析过程，易学家使用的旁通、时行、相错等规则源于对阴阳二气盈虚消长规律的比拟，经济学家则运用的是三段论推理、假言推理等形式逻辑规则，二者的实质性差异远大于形式性相似。因而，以易学“消息”解读演绎分析方法不乏附会之弊，这正是“格义”方法固有的缺陷。

“格义”毕竟只是跨文化交流之初的方便法门，“格义”之后必然要通过“正名”从各自文化本身来认识其概念术语的真正意义。在厘清演绎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由这一概念重新审视易学逻辑方法。如“经济人”概念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说演绎分析的逻辑起点，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由这一概念出发，认为消费者追求其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其利润最大化，由此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那么，在易学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又不能由其他观念推衍而出的原始概念究竟是什么呢？以虞翻易学为例，这样的原始观念究竟是太极、乾坤，还是十二消息卦？这就成为了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不容否定的是，“格义”方法毕竟为易学“消息”范畴提供了新的内涵，事实上完成了对易学“消息”范畴的创造性转化。正如孙正聿所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要标志则是实现‘术语的革命’，赋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消息”作为易学中的固有范畴，蕴含着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堪称中国哲学的原创性概念。从概念演进的视角看，“消息”的概念内涵在数千年发展演进中得到了不断的扩充：就易学内部而言，从阴阳二气盈虚消长的原始含义到十二消息卦的演变，标志着“消息”范畴的作用域从爻象转向卦象，代表着“消息”范畴抽象层次的不断提升；跳出易学内部，阴阳二气的盈虚消长与商品、货币的有余不足形成了自然的关联，“消息”范畴获得了与“轻重”“称提”等概念相近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市场调节理论的重要内容。保持概念的文字形式，对固有的意涵进行适度扩展固然是概念延续性的主要表现，但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知识形态，赋予原有文字形式新的意涵更应成为概念创造性的重要来源。梁启超赋予“消息”范畴以西方经济学演绎的内涵，看似是异质文化相互理解中的偶然所得，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和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的历史大势中，赋予中国传统范畴新的意涵与直接接受新的西方概念相比，前者更能够保留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特质，有助于形成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梁氏之失在于仅做到了引申和赋予旧范畴以新含义，却未能合理阐释、概括和评价旧概念，由此导致了“消息”之新旧含义的混杂。对“消息”范畴的引申和扩展表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概念以形成中国独立话语权的意识。如今，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已经成为时代课题，在合理阐释“消息”等易学传统范畴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课题，实现“消息”等易学范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理应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题中之义。

此外，易学“消息”之义带来的创造性误读还为破解演绎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固有弊病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由于采用演绎方法，李嘉图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形成了运用高度抽象的演绎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恶习”，即他们习惯于依靠直觉构建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然后运用逻辑工具在假设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理论体系。问题在于，现实世界是错综复杂的，基于若干假设推导出的抽象理论固然保证了经济理论的逻辑可靠性，却无法在经济理论与经验现实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尤其是边际革命后，主流经济学家逐渐以数学语言取代了自然语言，建立了一套从若干前提假设推演出的公理化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在演绎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其解释和预测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却越来越差，以致有“黑板经济学”之讥。而“消息”之义自始至终都存在两个面向，一个是自然的面向，即阴阳二气的变化消长规律，表现为日月的交往、四时的更替等天象变化；另一个则是易学的面向，也即以卦爻符号表征符示自然界之阴阳消息，以“消息”说在六十四卦之间建立逻辑体系。易学“消息”之义试图在逻辑系统内部的可靠性与实践的有效性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这对于今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无启示意义。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黑板经济学”，在系统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建立既能与一般性经济学理论相呼应，又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实的原创性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质言之，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须实现经验基础与先验方法之间的平衡，这便是易学“消息”之义带来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