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前，秦国依据法家的精密设计，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控制体系。在严格的秦制之下，是不允许存在什么“社会力量”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自治”了。法家设计的专制权力体系，涵盖了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君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以及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制民”之术，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秦制（法家）的“制民”之术，概括之主要有三：
    
    其一，消灭、削弱社会的自生力量与自发组织，包括：
    
    1、穷民、愚民、弱民。商鞅认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贫则重赏”， 意思是说，臣民有了财产，就会不在乎国家的赏赐，不那么听国家的话；商鞅又说，“民愚则易治也”；“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总而言之，又防止臣民获得抵御国家权力的力量。
    
    2、压制“五民”。五民为《诗》《书》谈说之士（儒生）、处士（隐逸）、勇士、技艺之士（手工业者）与商贾之士。这五类人是秦制社会的异己分子与不安定因素，如果受到器重，则会导致臣民“轻其君”、“非其上”、“轻其禁”、“议其上”，挑战国家权威，所以他们必须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后来的韩非子也将儒家、游士、游侠、依附贵族私门之人及商人归纳为国家必除之而后快的“五蠹”，因为五蠹之民不容易控制。
    
    3、排斥良民，任用奸人。商鞅说，“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是不是有些不可理喻？原来商鞅敏锐地观察到，“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意思是说，如果任用良民，则社会将产生和睦之家庭，成为妨碍国家权力进入的小堡垒，而任用奸民，民间的亲缘纽带就会被消解掉，人们会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制亲。
    
    4、限制贵族势力。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贵族无军功不授爵；又“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贵族丧失了对地方之控制权。后世论者多认为这是进步，体现了某种平等的精神。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贵族恰恰是当时制约王权的最重要力量，贵族势力的弱化与消失，等于推倒了通往皇权专制路上的最大挡路石。
    
    5、瓦解宗法组织。秦国强制推行分户析居的政策：臣民“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国家只允许小型家庭存在，其目的是摧毁周制下的宗法与家族，使社会高度原子化，个人直接暴露于国家权力控制网络之中。灭六国后，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将六国残余贵族与富商置于皇权的近距离监视之下。
    
    其二，给臣民设定单一、划一的社会生活程序——“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凡不利于农战的社会生活尽可能删除掉，包括：
    
    1、“声服无通于百县”。什么意思？就是说，禁止奇装异服与靡靡之音在各个郡县流行，这样，农民就不会受到诱惑，从而一心一意为国家种田。
    
    2、“废逆旅”。即取缔私营旅店业，这样，“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衣食，则必农”，即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为国家生产，不制造麻烦。
    
    3、“无得取庸”。意思是说，臣民不准雇用佣工，这样，懒惰之人就无法偷懒，佣工也将找不到混饭的地方，于是他们就会去务农。
    
    4、“贵酒肉之价”、“重关市之赋”、“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提高酒肉的价钱，对商业课重税，取消粮食交易市场，这样，商人就会对前途失去信心，农人就不敢经商。
    
    5、“壹山泽”。国家垄断矿产、铸铁、煮盐等工业，这样，不仅可以断了游手好闲之民除了务农之外的谋生路，而且国家也能坐收山泽之税。
    
    其三，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国家权力无孔不入，包括：
    
    1、废礼治，立“法治”，令“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有论者以为这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进步，未免有自作多情之嫌，法家的“法治”，其目的是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将全体吏民纳入法网的控制之中；其实质是以严密的成文法取代“三代”以来的判例法与礼俗（习惯法）之治，如果说判例法与习惯法天然地有利于形成独立于王权的司法体系，法家推动的国家立法则摧毁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
    
    2、编户齐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即全体臣民必须登记户口，生了孩子或死了人，都必须向官府报告。
    
    3、什伍连坐。“伍”指五家，“什”为五十家，什内“相牧司（举发）连坐”，人人有告奸之义务，“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4、“舍人无验者坐之”。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治罪。这里顺便一提，商鞅后人被秦国通缉，逃亡至关下，欲投宿，店家不知他是商君，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
    
    5、设里亭制。郡县之下，“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控制系统：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伸入社会最底层——里，里是五十户家庭的编制单位，跟什伍制的“什”重合，换言之，在国家行政末端——里的下面，又以什伍连坐、编户齐民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置于国家法网的监视与控制之下。即使是个别脱离了户籍地控制网络的旅人，也将受到“投宿实名制”的监管。这种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体制，我们不妨称之为“类极权”体制。
    
    要维持这个严厉的社会控制体系，必然是成本非常之高。秦制就像是一个开足马力的高功率机器，它力大无穷，但需要投入超量的燃油提供能源。这个“燃油”就是民脂民膏。秦制老百姓的税负，大约是先秦的二十倍——“既收田租，又出口赋（人头税），而官更夺盐铁之利，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二十倍于古也。”如此高强度的压榨，又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对秦制的离心离德。
    
    于是，在看起来似乎平静、稳定的大秦帝国的地表下，地火涌动，等着从最薄弱的地方喷薄而出。这暗涌的地火，主要由两股力量组成，一是被秦制逼上绝路的平民，一是与秦国有亡国之仇的六国残余贵族。秦王朝在这两支反秦势力的挑战下，二世而亡。
    
    
    来源：2012-07-16《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