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曹风》主旨新解

作者：陈嘉许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近代以来，对《诗经·曹风》的关注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用“人性”重新审视《诗经》的结果。而在古代，《曹风》可以说是不受重视的，就像曹国在春秋时期的表现那样，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

《曹风》共有四首诗，依次是《蜉蝣》、《候人》、《鳲鸠》、《下泉》。对于它们主旨的解释，古代主要是两种，一是以《毛传》为代表的刺诗说，二是以宋儒为代表的道德说，近代则是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人性说（闻尤其倡导情欲说）。

这些解释帮助我们理清了许多文字障碍，在主旨上也有着丰富的启发意义，但笔者觉得还有深入挖掘的空间，所以打算“新解”一下，聊供同好参考。由于篇幅和体裁所限，对解释史尽量减少引用，以直陈个人见解为主，力求长话短说。

一、《蜉蝣》主旨

原诗如下：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关于“蜉蝣”这种虫子，解释史有争议，有说土生的，有说水生的。笔者认为，就主旨来看，只需要明白本诗所表达的它的两个特点就够了：一是蜉蝣很漂亮，尤其是羽部，二是蜉蝣很脆弱。每一段的前半段说“美”，后半段表“忧”。

“掘阅”的意思，解释史也有很多辨析，包括通假分析。笔者认为，从整篇的结构来看，这大约是一种神态或者动作描写。第一段从整体上可见蜉蝣的美丽，从其最典型的形态特征——羽——开始赞美；第二段对应飞舞时张开的两翼（注意“羽”和“翼”的微妙区别，解释史对此似乎混为一谈）；第三段对应栖止时的神态。“掘”是虫子的典型动作，停在那里舞着爪子仿佛在掘东西，“阅”则是专注于所“掘”对象的样子，从而“掘阅”既是写实，也是拟人，增强了我的共情。“阅”字本义是计算、查点，后来引申有检阅、察看、阅读等含义（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44页）。“掘阅”的时候，翅膀层次和纹理会更为明显，在阳光下也更清晰耀眼，所以说“麻衣如雪”。

这首诗真正的麻烦，其实是在“忧”上。忧什么呢？有说忧曹国国政的，讽刺上层太奢侈了，有说忧小人上位的，有说忧自己前途想要归隐的，都是解释成担忧。解释成担忧没问题，问题是担忧就是真的担忧吗？老太太带孙子，常见的一种语气，就是表示小宝贝好可怜。小孩真的可怜吗？不过是老太太疼爱罢了。

那“于我归处”之类劝蜉蝣的话呢？老太太恨不得把孙子含在口里才能彻底安心、放心呗。

作者太喜爱蜉蝣了，也深知蜉蝣的生命太脆弱了，干脆感叹，快到我这来吧，我来保护你。

这么来看的话，本诗是一篇赞叹蜉蝣的抒情诗，仅此而已。有人也许会说，民国以后解《诗》的不就是流行这种方法吗，去掉政治和道德色彩，从纯文学的角度理解，有助于还原《诗经》的“真相”。就单篇而论，本诗确实是“仅此而已”；就《曹风》而论，本诗则有结构内涵，尤其是“忧”字，在曹国命运方面确有消极的悲怜暗示（所以这个“忧”字对于作者和编者的内涵，或者说在单首和在《曹风》的意义，是有区别的），后文再统一说明。

二、《候人》主旨

原诗如下：

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

“候人”的意思，《毛传》释为“道路送迎宾客者”，手持武器的仪仗队队员，这个有《周礼》文本依据，没有什么争议的必要。问题是那个孩子（“彼其之子”），他好像被讽刺了，说他不配那身衣服？他是候人吗，如果是，一个士卒凭什么享有“三百赤芾”的高层标配呢？如果不是，“三百赤芾”又是指谁呢？这么思考下来，整个一笔烂账，越算越糊涂。解释史因此众说纷纭，有说是讽刺上层骄奢淫逸的，有说是怨恨强婚的，有说是女子思春的，还有脑补故事情节，说这背后是一出如何如何悲剧的。

实际上，候人在这首诗的角色，就像鹈、隮那样，只是起到“兴”的作用，后面的“彼其之子”才是本篇的主角。“三百赤芾”的意思，解释史有不同的说法，笔者赞同《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的说法（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2页），因为这样才与候人的地位（“何戈与祋”）形成对应。“三百赤芾”不是说他手下有三百个这样的高官，只是说他属于位列这个级别的众多高官之一，或者他出身于这样级别的贵族家庭而且将来必定继承这个身份。至于“三百”，就是泛指，或者夸张手法，不必较真。候人扛着戈祋，那个年轻人佩着赤芾；鹈鹕在鱼梁上，那么好的条件，伸嘴就能够着鱼，竟然连翅膀都不想湿一下，嘴都不去探一下，类似的，那个年轻人呢，根本对不起他这么好的条件配置，竟然还没有婚娶；南山清晨的云气大片大片地升腾着，正值青春的曼妙少女，也在渴望着。

可见，这首诗的主旨，是赞叹一个年轻的贵族。他条件优越，却心无旁骛，尚未婚娶，成了众多女孩子的梦中情人。解释史在“三百赤芾”、“不称其服”上大做文章，不厌其烦地考证有关史料，甚至被“季女斯饥”引导，往幼女挨饿的悲剧方面琢磨，迷失在了细节里面。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这样解释主旨，与情欲说有何不同？二是既然主角是“彼其之子”，那为什么还要以“候人”为题呢？

若按情欲说去解释，主旨就成了思春，但本诗的主旨是赞美“彼其之子”的修养。就像鹈鹕只需要伸嘴那样，他只要想，什么样的女子娶不到呢，可他竟然就是尚未婚娶，以至作者指出“不称其服”，看似责备，实深叹焉。闻氏情欲说是试图摆脱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框架，跑到另一个极端，用生物本能去解释“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三百篇。

以“候人”为题，看似随意，就是取第一句两个字为题罢了，其实大有深意。就本篇来说，“彼其之子”的条件，让他成了众多女孩的所候之人；而他的修养，又让他成了黎民百姓的所候之人。

三、《鳲鸠》主旨

原诗如下：

鳲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鳲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鳲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鳲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这是一首赞美淑人君子的诗，解释史基本上没有异议。《大学》引用了“其仪不忒，正是四国”一句，来说明“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的原理。

“鳲鸠”是什么鸟呢？有说杜鹃或布谷鸟的，有说八哥的，还有说是戴胜的，等等。笔者认为，这个鸟名在本诗的意义，主要是起兴和写法的需要，至于具体所指，其实不是关键（当然详细推求也是有意义的）。起兴自不必说，写法上的需要，是在含有“尸”字。“尸”字暗示了“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的修养（神像级别），也暗示了斯人之已逝，这些都是整个《曹风》结构所需要的内涵。也许有人会说，《诗经》大量采自民间，难道这首诗的作者，在以鳲鸠起兴的时候，会预见到将来被编入《诗经》的作用，才故意以鳲鸠起兴吗？非也，编集《诗经》，面对的一定是非常多的素材，刚好遇到这首，刚好就敷用了，是很正常的事，就像《论语》的“公冶长”，公冶长肯定不是因为将来要编《论语》才取的这名，但将来编《论语》目录刚好可以用他的名（子路、阳货、微子、子张、公孙丑、万章等类似），不是巧合，也不是神秘，遇到了，能用，就拿来用了，如此而已。

某个文字写法上的需要，有时候甚至是取偏旁部首的含义，这个在《周易》是很正常的做法，所以像《诗经》、《论语》、《孟子》里的“文字玄机”，可以说都是有渊源的，显然都是一脉下来的。

解释史试图追寻本诗的具体所指，有说是赞美周王的，有说是赞美曹叔振铎的，等等。笔者赞同朱熹的处理方法（“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第88页），不用具体追寻是谁，只需要知道是赞美一位君子，也就够了。

末尾的“胡不万年”，既是赞颂，也暗中回应了“尸”字，意味深长。

四、《下泉》主旨

原诗如下：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萧。忾我寤叹，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忾我寤叹，念彼京师。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

诗中明显可见怀念之意，怀念当年某些人或太平景象，解释史基本上是一致的。考证“下泉”是什么，乃至“郇伯”是谁，解释史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笔者认为，这首诗的主旨重点是两个地方，一是“下泉”用词，二是“念彼”。在一片荒凉萧索的景象中，无比怀念当年的明王之世，怀念当年的郇伯之贤，可惜他们都逝去了。

五、从《曹风》看《诗经》解释问题

分析了单篇的主旨，再统观《曹风》的结构和定名，就水到渠成了。我们不难发现，《蜉蝣》大约对应曹国的尊贵地位和春秋时期的悲剧命运。曹国本来是武王封给曹叔振铎的“黄金地块”，王室对曹国寄寓了殷切的希望，曹国也确实曾经是周王室的有力卫护，但进入春秋以后，曹国的命运急转直下，成了晋楚大国博弈的棋子，沦落为典型的小国、弱国，终于在春秋末期为宋国所灭。《候人》对应曹国百姓的期望，他们一直期待着明君贤臣的出世，但结果呢，一直停留在对先贤的怀念之中，《鳲鸠》、《下泉》也就自不待言了。

在结构和定名上，单从《曹风》来看，我们看到了某些良苦用心。或以本诗主角为题，或以所兴为题，或取某物全名，或取汉字写法。这种良苦用心，与《周易》、《论语》、《孟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参考拙文《儒典三部目录试解》、《<周易>卦名原理试解》）。推展到对于整个《诗经》的考察，也会发现某些耐人寻味的现象。试以国风中的《周南》部分为例，它以《关雎》开头，以《麟之趾》结尾，何尝不是周公忠劳王事、念兹在兹、传薪万世的写照呢？“麟之趾”更是与《春秋》“获麟”遥相呼应。《召南》以《鹊巢》开头，以《驺虞》结尾，贤臣所为，无非如是。至于“南”字，是不是暗示了臣者之位，也颇有想像的空间。以下引用拙文《经书避免历史化的三种途径》关于《诗经》的部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在淡化历史背景方面，《诗经》的遭遇比较曲折。《毛序》流行天下，《诗经》也就成了历史书，恨不得每首诗都要介绍其“历史背景”和政治用意。这里只提三个问题。一是，既然每首诗的历史背景都很重要，为什么孔子编的时候连作者都不附录？即便大多数民间作者没法查证，最起码总有几首是可以附上作者的吧？这是不是说明，作者问题根本就不重要呢？二是，《论语》里孔子与弟子论《诗》的时候，一般都是试图启发弟子不要停留在字面，要注意弦外之音，一旦弟子有所“开窍”的时候，孔子就会称赞，说可以跟你聊聊《诗经》了。这种弦外之音跟历史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而只跟修身养性有关。三是，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有这样一个章节：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中的25首诗，其中《周南》11篇，《召南》14篇，编在《诗经》最前。后人解释这一章的时候，一般都集中在总体义理阐释或具体的历史考证上，对两个地方解释得好像不够，一是孔子使用的是“为”字，而不是“诵”字，二是为什么不“为”《周南》、《召南》，就会“犹正墙面而立”呢？有这么严重吗？“为”字表明，《周南》、《召南》是要践行的，而不是读熟就行了。25首诗，细读下来，各有各的主题，伯鱼要践行的到底是什么呢？不践行的话，竟然就会“犹正墙面而立”，无路可走了。后世解释有个说法，猜测当时伯鱼新婚，孔子告诫他要修身齐家，与妻子和睦相处，如果这样的话，那《关雎》应该就够了，何必扯上25首诗呢？《召南·行露》是女子反对逼婚的，跟新婚之诫好像很不相容。其实这一章的家训，牵涉到了《诗经》的一个重大问题：结构。周武王逝后，其弟周公旦、召公奭辅佐成王而兴周，是致身为公的典范。《周南》、《召南》编在最前，跟《春秋》常用的“元年春王正月”，用心应该是一样的，结合“元年春王正月”，自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犹正墙面而立”了。至于具体的每首诗呢？编排顺序等也是大有奥妙的。孔子跟弟子讨论，使用“始可与言《诗》已矣”这种措辞，耐人寻味。子夏、子贡都是非常博学聪慧的人，竟然还要被孔子这样提醒，事情恐怕并不简单。《诗经》的确有需要小心考证的地方，但《毛序》着力往历史上引导，恰恰是不可取的。

后世通常认为《诗经》是孔子编定的，但也有人认为此书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如果本文所论结构和定名原理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诗经》很可能就是孔子编定的，因为这些良苦用心有着鲜明的儒学色彩，在《论语》和《孟子》那里都是用得非常成熟的。至于在孔子之前上层普遍习《诗》的情形，只是说明了《诗经》素材由来已久罢了，并不能说明三百篇不是经过孔子审定的。《论语》某些引诗不见于《诗经》，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罕》），就可能是来自于没有采用的素材。《史记·孔子世家》说素材原本有3000多首，孔子删到了300多首，就算夸张了点，但有所删减、重新定名，还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再回到主旨解释的问题上。笔者认为，一味用政治或道德生搬硬套地解释每首诗歌，甚至为了曲成其说，流于繁琐的历史考证，或者大量使用通假字来解释，把《诗经》弄得不堪卒读，的确是不可取的。诗歌本来就是用来抒情的，就像孔子说的那样：“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经》诗歌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表达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往近说可以用于家庭，往远说可以用于朝廷，还能增长对于动植物的见识。既然如此，一味地政治说教，或者道德说教，就大可不必了。但民国以后试图完全去掉政治和道德色彩，用人性甚至本能去解释，又跑到另一个极端了，同样是不可取的。

孟子指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诚然。

饮食再平常不过了，我们完全可以简单地视之为世俗之事，但夫子有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儒学所谈的，都是看似平常的，不过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结果。《诗经》单首诗歌的主旨可以非常简单，组合起来，就成了一曲曲华美而精妙的乐章，传之千古，不亦宜乎？

（作者简介：陈嘉许，男，西历1979年生，主要研究先秦儒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