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格天与自然天

作者：李林傑（四川大學政治系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

攸关“天”的话题，从古到今均是热议所在，不论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乃至东洋文明，“天”的概念均是主流思考与探讨的主题之一，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宗教哲学”或“宗教特质”，形塑了地域分化的国民性质与文化风貌。

所谓“天”的话题，即干系于“天”者，至少有两点：一则，是否承认具备一个高位性的“天”之存在；二即，如果有“天”的存在，何以定性之，人格神之天抑或自然道之天。这是攸关“天”之话题的两个前提性命题，决定了“天”之话题的探讨可能与否与“天”之性质的思考根本殊异。在此前提下，产生各大文明各具其自身民族性烙印的“天文化”：如犹太教之民族神、基督教之希腊神、印度教之虚无神以及中华文明之“天人合一”之神，等等，皆承载各自民族历史性的烙印，而在各自文化语境中的妥置合理。“天”之话题的前提性命题，较其衍生命题之各具民族特色的“天文化”陈述，更具有学理探讨的独立价值所在。

是否承认具备一个高位性的“天”之存在，这种承认是否成其为有必要，这是攸关“天”之话题的第一个前提性命题。答案综述在于一句话，因人是意义动物，则必须有天之预设。这包含两个子项诠释。

第一，人所特有的自知能力，决定了天之存在成为必然。人是唯一能对自身进行理性反思的物种，也即唯一具备真正自知能力的物种。人的自知能力，内涵为“人可以自知到自身的有限性”一句话，这句话即决定了天之存在的必然。自知到自身的有限性，体现了人特有的灵肉分离，即意识取向与物质能力的分离之特质。人是有限的，在于人的“肉”之一端、“物质能力”之一端，觉悟到的是“不足”之程度；而在“灵”之一端，“意识取向”之一端，体认到的是“无限”的概念。若没有“无限”之理念，不会有“有限”之觉知；既然有“有限”之觉知，则需要寄托，既然有“无限”之理念，则需要具象，二者诉求一个“天”充当能力不足之慰藉与理念无垠之具象。

第二，人所特有的连续性之认知把握框架。人是唯一具备连续性之认知把握能力的物种，也即人是能够在连续的尺度，包含现在、过去与未来的连续线上，对事物进行界定与处置的物种。人或可以主要活在过去之中，或可以主要活在未来之中，而其他物种仅能活在当下，人则具备对于线性时间之无限绵延的认知把握。若昨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一夜眠去，又更复全新之我，则断裂性扎根而偶然性凭存。断裂的碎片，是不需要“天”的，因为其不索求于自身的连续，既蜉蝣一瞬，又何须天力；故不为蜉蝣而成之连续，则需自助自为于连续性，而“天”既是连续性最好的注解与见证，亦是连续性最佳的助力所在:向具备连续性想象空间之“天”坦诚而祈奉，以成人之全。

如果有“天”的存在，何以定性之，人格神之天抑或自然道之天，这是攸关“天”之话题的第二个前提性命题，牵涉到“天”之定性，即“天”作为高位性的存在，其对人间事物的主导或干预机制特质究竟为何?是冷血无情的自然力之道的纯任，还是类同有情的人格化之神的布施？“天”之角色，由此殊途。

思考“天”对人间事物的主导或干预机制特质究竟为何，首要在于明晰人间事物事实上、表层化的运作机理，而反溯求其道，终而旁证“天”之角色与作用。“天”之角色，可由之求。对于人事之运作机理的最佳阐释框架，为佛教徒之“因果说”，可以藉此将一切人事之运作纳入阐释框架中，而对“天”与“因果”关系之探查，可以反溯到“天”之角色的界定来。

佛教徒之“因果说”，除却其来世、末世与轮回等教义色彩的内容注解，其机理不外在于“有因才有果，有因则有果”。当我们种下了善因，不一定立即产生善报，只有等到缘份到了（因缘成熟）才能、也一定会得到善报的结果。反之，所作恶业，亦必于缘熟时始得恶果。一言蔽之,“原因”必然也应当导出“结果”。这种框架是“可合理化一切”之框架，极善、大恶、中矩等凡事，均可由“因”导出“果”来合理化。而一个原因可以导出多个结果，多个原因可以导出一个结果，结果可以作为另一原因，原因也为另一结果之产物，由是因果之网织遍人事之一切，一切都可以被合理化，成为可解释、可阐释的。

而“天”与“因果”成何关系，即“天”如何介入到“因果关系”中，成为考察之焦点，牵系“天”本身的角色。事实上，如果就“因果关系”展开分析与澄清，可以明晰两类不同的“因果关系”，而“天”的角色，亦由此呈现二重并显：“机械论”的因果关系，与“诠释性”的因果关系。分别对应自然道之天，与人格神之天。以一例举证：某人甲，对着某人乙重重打了一拳，某人乙可能觉得疼，则此为“机械论”之因果关系，因为力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理决定挨打必疼，有此因必有此果，因而“因果关系”得以合理化，此时之天则为自然则天，是力之定理的化身，介入与在场的方式即是规律本身；但某人乙可能觉得又不疼，或因为乙本人神经性紊乱，不觉疼痛，则此为“诠释性”之因果关系，因这种因果关系是作为偶然性之合理化而出现的，有此因不必有此果，因他因反而在场凸显，使得此果不显，“因果关系”是依托事后之“诠释”而得以合理化的，此时之天则为人格之天，巧妙安排了一切，使得乙之本应的疼痛无法体认，实乃天佑，则介入与在场的方式带有偶然性的色彩，但又可被合理化。

故，“因果关系”是两重的，则“天”之角色亦是两重的，时而显现为自然力之道，时而化身为人格化之神。中西之分别，亦是由切入点之重心不同自此殊途。在西方，往往人们聚焦的，是神的手，而非其手所指的“太初之道”。将人格的属性，因为基于相似，抬升的，过高了。而在中国，往往人们聚焦的，是泛自然化的“天”，道法自然，包含一切解释一切，却什么也解释不了，因为没看那只手，它往往是不能解释的。二者并行不悖，但按照“因果关系”之两重性，互补互促才成为完美。

古人云，“天道远、人道迩，吾道何之”。不管对攸关“天”之主题的第二前提性命题答案为何，保持对第一命题，即“天”之存在的可能性敬畏，在敬畏、怖畏、惶恐、不安中，方得到人性之至善面的保存，至于人格或自然之定性，存而不论即可。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