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孩事件”的镜观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二月十七号，中国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相关犯罪与责任人员依法严惩与严肃追责。至此，构成中国内部舆论焦点的“丰县八孩女事件”，经由高级别的定调处理渐入尾声。

所谓“丰县八孩女事件”，缘起当地的自媒体视频的拍摄与上传。“八孩女”的所谓“丈夫”因为“多子多福、超前完成三胎任务”而成为当地自媒体视频的流量所在，直到镜头对准“八孩”的母亲：在破屋之中蜷缩着、衣着单薄、牙齿脱落、被狗链锁住的女子。整个事件开始向负能量方向狂奔而去，关于“八孩女”身份以及可能的“拐卖人口”推定开始在舆论场域发酵，为这一事件的愚昧、苦难、残忍与挣扎所激起的公众舆论，开始此起彼伏的泛滥，与之同时的谣言与流言也传播不止。而徐州政府启动法定程序进行调查，所出具的前后四次通报，由于前后的矛盾不一致，摧毁了当地的公信力并进一步反触民意的升级，直至江苏省委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定调处理，事件方渐入尾声。

舆论的大火已过，烧焦的土地上遗留的诸多问题，绝非愤怒与情绪可以解决与诊断，而是值得更深层的思考与讨论。唯有继情绪浪潮后的理性思辨与诚挚探讨，才能生养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民生帮扶，助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首先是这一事件沸腾与发酵于北京冬奥会期间。虎年初春北京冬奥会以谷爱凌为代表的中国运动员的靓丽表现与徐州丰县“八孩铁链女”的双重变奏的矛盾共存，让许多国人甚至外媒不禁发问：究竟谁代表今天的中国女性，是那些奥运会上的女冠军，还是那位可怜的生了八个孩子的女性。谁代表今天的中国，是奥运会上的举国欢庆、科技助力文化自信的欣欣向荣，还是破屋铁链指涉的愚昧、苦难、残忍与挣扎。毫无疑问，二者都是同一中国的分殊两面，指涉同一生活空间的不同生存场域：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前者以摩登都市为代表，后者以破败乡村为化身，城乡二元的割裂在今天仍显触目惊心。

在当下中国，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南北差距与东西差距，其实是贫富差距，而在根本上是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东西与南北差距现象根源，在于区域内城市与农村的分殊比例，而本质根源，在于农村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脱胎于传统中国的前现代性之残留与反动。农村在经济发展、资源分配乃至人文思维的“前现代性”构成当下“破败农村”的本质原因。

“前现代性”的农村无法在现代化中发展自身，唯有在现代化中输出人口与资源，而人口与资源的输出，造致“前现代性”的生根与顽固，构成城乡二元割裂的逻辑根源。“土地”是对农村的基本定义、而“土地问题”构成农村问题的基本面所在。“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对于“土地问题”的历史解答；而当下如何将“土地”与“现代性”相接续，在地方政府土地利益冲动与农民权利、现代性经营要求的抉择下，解答好现代性时代的“土地问题”，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大门所在。而类似于改革开放的自我革命，在解决进程中政府的让利、放权，与社会的活力、自主成为开门的钥匙所在。

其次是这一事件揭露出的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对于这一事件的反人性本质，徐州地方政府的反应滞后与前后矛盾，反映出公信力的缺乏与责任性的缺失。人无分贵贱、地却分南北，反映出责任性在基层治理中的区隔与分层。责任性实质上构成当下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依托：其一，政府-政体关系之相当程度的绑定，政府绩效连带着政体统一性与存续，由是凭藉绩效而汲取合法性，导出必须履责之动机；其二，政府的构成要件与权力的配置原则，不受制于西方制衡过重之影响，较能调动充沛之资源投入履责之事业，导出能够履责之能力。“责任性”实质成为当下中国政府存续的中心所在，而亦是凭藉“履责”，确保中国社会长久的现代化与文明化进程的持续与成功。

当“八孩女事件”背后的部分地方政府处置失当与反映滞后，从现象来看，反映了当下政府所具备的“责任性”之“脱节”。它是源头与末梢的脱节，权力源头与权力末梢，在对于危机事件的反应力、敏感度与执行力上存在较大的落差，导致责任性从源头至末梢的不断递减；其次，它也是目的与手段的脱节，面对社会问题处理的方式，完全可欲的目的，诉诸的却是并不一灵敏与切时之手段，导致责任性目的在手段与方式上的滞后性与延搁性。

毛泽东与黄炎培曾经有过一段“窑洞对”，关于如何跳出中国的王朝周期律，毛的回答在于：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作为监督者，也作为责任的承担者，不仅在源头上能为政府所考量，在目的上能为政府所体认，更在末梢上加以体现，在手段上加以充实，造就的才是政府的责任性一致，与责任性整全。

最后是这一事件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对于一个非切身攸关的问题，人性之善的基本面推动舆论的不断发酵与升级，也在不断叩问政府的处置与反映，最终引发高层级的重视与定调。将人视畜，天理难容；视若无睹，良知何在。绝大部分人的发声与叩问，显示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人性犹存：人是将人作为目的、作为主体，而非手段、非商品来看待与处理。这绝大部分人犹存的人性，才是中国的文明现代化之基石所在，而文明化的本质，在于人性的高扬与人道的恢弘，非单纯的物质的增长。这绝大部分人犹存的人性，值得当下中国政府所珍视，这是一笔莫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