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安乐哲访谈|有哲学，很安乐》

受访者：安乐哲

来源：《孔子学院》 2015年7月 第4期

采访手记

一头白发，眼镜架在鼻尖上，时而蹙紧眉头，时而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当安乐哲教授坐在我的对面，将他与中国哲学的缘分娓娓道来，这个目前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是那么亲切与儒雅，让人感觉“很中国”。

在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安乐哲都是最响亮的名字之一。他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含义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他的著作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开辟了中国和外部世界在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接触中国文化的机缘？

安乐哲：我18岁到了香港，发现那里的人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思考问题的方式、生活方式、饮食等等都不一样，这激发了我的兴趣。我觉得我的运气比较好，我遇到优秀的老师、投缘的同学，有很好的研究环境。并且，一般外国人进行研究都是先看自己的哲学传统，再去看对方的哲学，而我是两个同时进行比较研究。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的同学给起的，不仅与我的英文名字发音接近，而且还源于《论语》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非常适合我。

记者：即使对于中国人来说，站在今天，要读懂古代哲学经典也并非易事，而您却执着地在这一领域钻研着。您需要跨越语言等障碍，是否遇到过困难？

安乐哲：有很多困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字典，我发现汉汉字典和汉英字典是两回事。我觉得西方学者总倾向用西方语境理解中国文本，而非阅读文本本身。而我希望回到根本，回到词汇本身的意义去进行说明。有人批评背离汉学的传统话语，是激进的（radical)。但我按照中国哲学自身体系去诠释中国哲学，让传统得以彰显，我认为这恰恰是保守的。如果把中国哲学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土壤中，那才是激进的。

记者：您一直坚持哲学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安乐哲：兴趣是我的动力。虽然，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生命不够长，我们无法把所有时期的哲学都进行研究。值得研究的材料太多了，我们无法穷尽，但同时，我也不会气馁，因为我是“乐之者”。

记者：您曾经翻译《论语》《淮南子》等中国哲学经典著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原意，您对很多词汇英译进行了调整。比如将“仁”译为authoritativeness,取代通译的benevolence。您认为翻译对于原文来说是一种无限接近，还是一种再创造？

安乐哲：“benevolence”一词相对狭隘，表达的心理状态与“仁”所蕴含的广大意义相去甚远——“仁”则指人的方方面面：人际关系中所体现的德、智、体、美的修养以及宗教习性。而authoritativeness则试图传达这样的内涵：彰显哲学传统的“权威性”，积极赋予并重塑这种“权威性”，并对别人因自己的施“仁”之举而产生的尊敬之情予以得体回应。

翻译《论语》一类的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的词语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创造一个英文新词，以求尽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几种内涵。另一种是在正文中只用音译，并用该词语在经典文本和其他文献中所体现的多个含义予以注解。由于“理”、“仁”、“义”等词语在英文中没有对应概念，我们没有办法简单地直接翻译成英文，因为这是中国观念架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架构是中国人梳理人类经验和文化价值观的特有方式。但是我们可以用英语去谈它的含义，理解其含义的精微之处。如同用中文谈西方的概念，也会有难以表达的地方，但可以充分描述，比如中国虽然没有“上帝”这个概念，但可以用很多词汇、语句表述出来。

语言是文化、历史等的表达工具，所以语言离不开具体的文化。翻译对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翻译者是传递者。翻译、传播是会改变甚至延展原来的东西的。儒学从中国独有变成国际资源后会扩大、变化，比如传到韩国、日本、越南，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说是有“根”，但也会开出多种不同的“花”，有时还会出现杂交品种。扩大是好事，虽然有时会产生误会，但通过拓展视野来发展文化，无疑对社会有新贡献。通过翻译，一件作品被扩展了。《道德经》如果只有中文版，它就只有中文的含义。如果将它国际化，它就成为一件意义更大的作品，可称为整个世界的经典。虽然外国的《道德经》不再是中国的《道德经》，但它也有自己的身份和意义。

记者：您是多所中国学校的客座教授，经常接触中国的学者和年轻人。您曾表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够自信，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需要加强“自我了解”。

安乐哲：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在1985年来到中国上海，那时二十多层的和平饭店是最高的楼，可是现在中国全国有1500个摩天大楼都不止。可惜中国文化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对当下生活的意义何在？

安乐哲：现在世界盛行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危险的——人人处处争当贏家。我们面临众多困境，全球温室效应、人口爆炸、食品短缺、传染病等等，都是关系型的问题，如果不合作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合作，从非胜即败的个人主义心态转到合作包容的模式。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好在对于悠久的中国哲学传统，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交流正在增加。我知道你们有“孔子新汉学计划”。我觉得汉学家必须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哲学和文学有全面的了解，然后就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视野来理解中国传统。我们必须自己先尽量全面了解，与之对话，然后再让它“走出去”。如果一开始就有误会，再传播到海外，便会产生问题。

我想我的责任就是了解中国哲学，并且将它传播到国外去，为发展变化中的世界文化提供资源。在当下，中国应当发声，拥有一席之地，让别人更好地了解她。

记者：您关于中国哲学的书，包括翻译《孙子兵法》等，在美国都卖得非常好，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安乐哲：《孙子兵法》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能让读者更好更深地了解中国。我们的老一辈认识中国只能通过唐人街。但是现在的人们交流非常多，国外的年轻人对中国都有兴趣，无论是为了做生意或是旅游，大家都愿意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人也很多。中国的重要性在提高，影响越来越大。将来，会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我对我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学习中文是很重要的。后来他们真的学了中文。

记者：您怎么看孔子学院在汉语推广、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作用？

安乐哲：美国是最早成立孔子学院的国家之一，并且目前有超过100所孔子学院。可见她的受欢迎程度。当年我们学校要合作成立孔子学院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听说你们要建立孔子学院，你们不害怕中国政府以你们大学和其名声为平台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吗？我说，借着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莱特学者项目，我下个学期要到武汉大学去。美国每年要派多少教授到不同的国家去？德国有他们的歌德学院，法国有法语联盟，英国有英国文化协会，中国在这方面和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和中国的高校也有很多交往，比如我们和北京大学已经有25年的交往，我们有合作项目。我回到北京大学就像回家一样。

孔子学院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很好的方法，人们首先应该了解，然后才能去评判。她为我们提供人文交流的机会，有助于我们相互了解，减少误会。

记者：您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多年，东方哲学和思维方式是否对您个人的处世哲学有所影响?

安乐哲：当然有影响。儒学的特点是从日常生活的基础说明人类的经验，用文化把人从动物状态提升到人的状态。西方的宗教都有一个顶，最终都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儒学不一样，儒学最重要的是重视我们自己的生活。希腊哲学是“离开”，儒学是相反的，是积极入世的。我个人认为，把个人纳入关系结构的儒家哲学很可能会革新我们对全球关系的认识。儒家哲学传统最伟大的力量和最恒久的价值在于，它崇尚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小到家庭，大到社会与天地。

中国人有紧密的家庭观念，经常一起聚会吃饭。我在夏威夷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会请各国来的人到我家做客，请一大堆人到我们家吃饭。我妻子做饭，大家一起帮助进行烤肉等，这种形式在美国很少见，但我们觉得很舒服，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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