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公羊》学授受源流考

作者：顾永新

来源：《中国经学》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摘    要：关于西汉《公羊》学的授受源流，《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较为含混，对于董仲舒和胡毋生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嬴公等究竟为谁之弟子，理解上存在歧异。与汉唐原始文献相对应，宋代以降的相关记载大体上也分呈两条不同的传承统绪。清人开始注意到相关记载的歧异并加以考辨，不过大多祖述齐召南所提出的《汉书》眭孟本传“先师董仲舒有言”的论据进行考辨，并无新见。今人徐复观先生注意到《汉书》董仲舒本传提及吕步舒为董仲舒弟子这一条新材料，从而推定嬴公等为董仲舒弟子。我们认为，所谓“先师董仲舒”当如颜师古所云，泛指某经之学的早期研治者，嬴公实乃师承胡毋生，并未从董仲舒受学。至于胡毋生和董仲舒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纬书的相关记载，从而推知二人当在《公羊传》文本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汉人把胡、董二氏均纳入《公羊》氏家学的传承统绪中来，并且明确揭示二人所起的作用是“推演其文”，亦即文本的推定和演绎。董仲舒所受《公羊》文本甚或章句当出自胡毋生。

作者简介：顾永新，男，1968年生，黑龙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史与经学文献学，近年代表论著有：《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经学文献学研究》（主编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经学文献与经学文献学刍议》（论文《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等

一

关于《公羊》学的渊源和早期传承，最早也最权威的记载是东汉戴宏《春秋解疑论》，其文有曰：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着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1】

论及《公羊传》由口传心授、口耳相传到书于竹帛的过程，何休曰：“《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2】徐彦亦曰：“《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母生乃着竹帛。胡母生题亲师，故曰《公羊》。”【3】当然，这个传承统绪是不能坐实的。如《四库提要》已注意到《公羊》学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氏（说详下文）。崔述论曰：“子夏生于春秋之末，下去汉景帝时有四百有余岁矣，安得五传而至胡母子都?此乃传《公羊》者自侈其说，以为其师亲受业于子夏，以炫耀当世而不足信。”【4】崔适亦曰：“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5】至古史辨派更指斥为东汉人所臆造。【6】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公羊氏五世相传的时间来推算，还是从《公羊》学传授经师之兼及家族内外，都只能作为《公羊》学从先秦至汉代传承的大致脉络来认识，不可坐实。至于西汉《公羊》学的授受源流，《史记》《汉书》的记载最为系统。《史记·儒林列传》曰：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7】

《汉书·儒林传》曰：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8】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敎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严彭祖）与颜安乐具事眭孟，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9】

师古曰：“遂谓名位成达者。”宋祁曰：“遂之者，当删之字。”刘敞曰：“遂之者，之字衍。”《史记》正作“遂者”，可以为证，意谓弟子之中功成名就者。《史》《汉》记述西汉《公羊》学的传承统绪，皆追溯至胡毋、董二人，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西汉前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10】二人都是西汉《公羊》学的开创者，景帝时同为博士。不过，从二人与公孙弘的关系来看，胡毋有为师之义，董则为竞争对手，由是知胡毋当略早。【11】

《史记》《汉书》二书的相关记载颇有文句相同或相似者，知《史》当为《汉》所本;但二者又有差异，且较之《史》，《汉》颇有增益者，知《汉》资料来源并非仅限于《史》。《史》先董后胡毋，《汉》先胡毋后董（董另有本传），而且叙述方式又有不同。《史》于董、胡毋二者各自独立记述，眉目清晰；《汉》记述的主体是胡毋生，又将有关董仲舒的相关记述错杂其间，加入“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一句；并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这种叙述方式就直接影响到下文对于“弟子遂之者”的理解，也就是说，所谓“弟子”究为谁之弟子?《史》明确揭示“仲舒弟子遂者”，绝无疑义；《汉》“弟子遂之者”，在有关胡毋生的主体性叙述语境之中，却接在董生云云之后，这就极易产生歧解。由上下文理来分析，似当指胡毋生，但以为董仲舒亦通。事实上，后世确曾产生过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说详下文。而且，“弟子遂者”的具体所指，《史》《汉》亦有不同。褚大、段忠、吕步舒三人，二书所记相同，【12】但《汉书》着意强调的东平嬴公却不见于《史记》所记弟子之列，而且嬴公其人不见于《史记》。因为嬴公是唯一一个不失师法的弟子，而且后世的眭孟直至严、颜之学均为其所出，所以其授受承上启下，最为关键。关于嬴公的授受源流，所授弟子有孟卿、眭孟、贡禹，这是明确的。《汉书·儒林传》除记载嬴公“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外，又提及“始贡禹事嬴公，成于眭孟”；眭孟本传亦称其“从嬴公受《春秋》”，【13】可为佐证。至于其渊源所自，继《史》《汉》之后，颇有分歧。郑玄《六艺论》曰：

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隂丰、刘向、王彦。【14】

荀悦《汉纪·成帝纪二》曰：

景帝时，胡母子都与董仲舒治《春秋公羊》，皆为博士。瑕丘人江公治《谷梁》，与仲舒议《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时遂崇立《公羊》。而东平嬴公受其业，昭帝时为谏议大夫，授鲁国眭孟。孟授东海严彭祖，彭祖授颜安乐，由是有颜、严之学。【15】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

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原注：谏大夫）、广川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授东海孟卿及鲁眭弘（原注：字孟，符节令）。弘授严彭祖及颜安乐，由是《公羊》有严、颜之学。【16】

唐刘知几笼统地说“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17】没有明确记载各自的传承统绪，而是强调二氏“并治”，或许是一种模糊处理的方式。由上可知郑玄、荀悦、陆德明对于《史》《汉》的理解都是一致的，以为西汉《公羊》学的传承统绪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后汉书》对于嬴公之为谁之弟子的理解则与上述诸家不同，可见歧解至少在南朝宋时已经出现了。《儒林列传下》引“前书”曰：

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又瑕丘江公传《谷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18】

按照范晔的理解，西汉《公羊》学的传承当溯源自胡毋生，为嬴公所从出，且孟卿和眭孟并非同辈，而是有授受关系的。唐初编纂完成的《隋书·经籍志一·春秋》类序曰：

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19】

《隋志》所记传承统绪是清晰的、明确的，悉同《后汉书》;只有一点细微差别，那就是嬴公籍贯作“东海”，与《后汉书》作“东平”不同。【20】

二

与汉唐以来《汉书》《六艺论》和《后汉书》《隋志》所记两条迥异的传承统绪并行相对应，宋代以降的相关记载大体上亦仍其旧，分呈两条不同的路径。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一二《文学中·春秋家》引“前书”云云，与《后汉书》符同。王应麟《玉海》卷四〇《艺文·五传》杂引《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未及“而董生为江都相”云云，“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兴”下云“胡母生弟子嬴公授孟卿、眭孟”。卷四二《艺文·汉师法》亦曰：“胡母生治《公羊》，弟子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由是知王氏明确认定嬴公是胡毋生弟子，至于孟卿与眭孟的关系，却并未采取《后汉书》和《隋志》孟卿授眭孟的说法。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考九》则径引《隋志》云云，亦以为胡毋生授嬴公。明朱睦《授经图》卷一五胡毋生传记，首先约略《汉书·儒林传》成文，“言《春秋》者多宗事之”下无公孙弘、董生云云，径接“授东平嬴公、广川段仲。嬴公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卿授鲁人眭孟”。知其并未专据《汉书·儒林传》，而是结合了《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六胡毋生传记亦与《后汉书》同。清熊赐履《学统》卷三四“公羊高”条曰：“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赵人董仲舒着以竹帛。子都授东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所谓胡毋生授“东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说当出自《隋志》。至于把着以竹帛之人于“羊寿和胡毋生之外加上董仲舒，未见于他书记载，或受到纬书《孝经说》的影响。说详下文。朱轼《史传三编》卷二称“初，《公羊》之学自齐胡母子都作《条例》以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云云，史源当为《后汉书》，但胡毋生作《条例》以授嬴公的说法则为他书所无。周长发《经解》亦曰：“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后授嬴公，再传而有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诸家。”【21】追溯西汉《公羊》学一线之传，源出胡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七《师法》认为“（孟）喜之改师法，乃为梁丘贺所诬耳，其实不改也。而汉人说经重师法，则于此可见。下文胡毋生之弟子东平嬴公，则表其不失师法是也。”所谓“下文”即指《汉书·儒林传》次于《周易》授受源流之后有关《春秋》的记载，知其据上下文理径将嬴公认定为胡毋生弟子。毕沅《传经表》所记《公羊》学授受源流，孔子传子夏，子夏传公羊高，五世相传至寿，次胡母生，次嬴公、公孙弘、褚大、段仲、“步舒，次眭孟和孟卿，次严彭祖、颜安乐。【22】知其综合《汉书·儒林传》、戴宏序及《后汉书》《隋志》等而成。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九《春秋》所记《公羊》学传承统绪引自《隋志》，亦称胡毋生授东海嬴公。

持嬴公系董仲舒弟子说者，如宋王钦若等编纂的类书《册府元龟》卷五九八“学较部二”照录前揭《汉书·儒林传》原文，“而董生为江都相”下无“自有传”三字，直接“弟子遂之者”云云，知其或理解为董仲舒弟子。【23】郑樵《通志》卷一七二《儒林传第一》亦然，“弟子遂之者”之作业。清代前期钦定的《日讲春秋解义·总说·经传源流》和《春秋传说汇纂·纲领一》皆取《释文》说，以为嬴公乃仲舒弟子。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八五“承师”亦称嬴公为仲舒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沈》卷二二《春秋公羊传》、惠栋《九经古义》卷一三《公羊古义》皆引《六艺论》，当亦认同其说。苏舆《春秋董氏学》卷七《传经表第七》则以嬴公为“董子亲授弟子”。

这种纠结的状态还反映在同一著作中存在着自相矛盾者，如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六“六经门·《春秋》类”《春秋三传传授之图》胡毋生传记，亦照录前揭《汉书·儒林传》原文，“而董生为江都相”下无“自有传”三字，似当以嬴公等为董仲舒弟子。而卷首所列汉代《春秋》学传授图则显示为董仲舒传胡毋生，胡毋生传丁褚大（误衍丁字）、嬴公、段仲温（温字原系吕步舒里籍，误属上读）、吕步舒，嬴公传眭孟和孟卿，眭孟传严彭祖和颜安乐。图文相左，且所谓董仲舒传胡毋生，于古无徴，向壁虚造。而前集卷七“六经门”《六经总论上》和续集卷一一“经籍门”《春秋总论》又明确指出胡毋生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资料来源当系《后汉书》。成书于清代前期且同时收入《四库全书》的两部方志亦有二说：《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三“泰安府二”称嬴公“从胡母生受《公羊春秋》”;而《山东通志》卷二八之一“人物志”则称嬴公“与兰陵褚大、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具事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可见，二者所记传承统绪不同，一以嬴公为董仲舒弟子，一以为胡毋生弟子。赵继序《汉儒传经记》卷七称公羊寿传胡毋生和董仲舒，胡毋所授仅公孙弘，褚大、嬴公、段仲温、吕步舒皆从董受;但自注云：“胡毋之学，亦授嬴公、段仲温。”知赵氏意在调和二说。

三

清人较早注意到有关汉代《公羊》学传承统绪记载的歧异并加以考辨者，是方中履，其《古今释疑》卷二《春秋》“（汉初）治《公羊》者，本之胡毋子都、董仲舒”注云：

《儒林传》：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业，胡毋生授公孙弘，而董生弟子嬴公授孟卿、眭孟，眭孟授严彭祖、颜安乐，由是《公羊》有颜、严之学。《隋志》谓胡毋生授嬴公，又谓孟卿授眭孟，恐误。徐彦疏又云胡毋生授董氏，未详。何休则依胡毋生《条例》而作《解诂》。【24】

方氏注意到《汉书》和《隋志》相关记载的不同，主要是嬴公和眭孟二人的师承，认同《汉书》说。至于胡毋生和董仲舒的关系，则付之阙如。惠栋《后汉书补注》注释“前书”：“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引戴宏序和何休《公羊传》注“《春秋》其说口授相传”云云，对于胡毋生和董仲舒的关系则未加考证。至于下文“嬴公”的注释，只引郑玄《六艺论》，亦未加辨正。【25】齐召南所作殿本《考证》曰：“《儒林传》：嬴公，东平人，受《公羊春秋》于董仲舒，故眭弘书称‘先师董仲舒’也。”【26】“眭弘书”指《汉书》眭弘（字孟）本传记载的昭帝时弘所上书，其文有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先师董仲舒有言”注云：“眭孟受学于嬴公，嬴公受学于董仲舒。嬴在昭帝时为谏大夫，孟为符节令，应得及仲舒时。汉儒讲家法，故嬴公之师，孟亦称先师也。”【27】齐氏注意到眭孟自称董仲舒为“先师”这条材料，由此反推，证明嬴公师承董仲舒。周氏进一步展开加以解说，从两个方面立论，一是二人所处时代有交集，一是汉儒家法容许称本人老师的老师为先师。陈立《公羊义疏》卷七六《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传《春秋》者非一”疏云：

《后汉书·儒林传》引前书，以嬴公、孟卿、眭孟以下皆为胡母子都弟子;据《六艺论》，则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误以前书“弟子遂之者”缀于胡母子都下，误认为胡母弟子。其实彼文自承“董生为江都（王）相，自有传”连缀之尔。惟胡母子都弟子不见诸史，何氏之学出于李育，育多据胡母生《条例》，故与董生等说往往不同。【28】

陈氏注意到《后汉书》和《六艺论》有关嬴公等师承的记载存在歧异，主要还是从《汉书·儒林传》文理上加以解释，似觉牵强。同时，他考察李育多据胡毋生《条例》，而何休之学出于李育，意谓何氏所传当为胡毋生之学。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严彭祖《春秋公羊传》十二卷引《隋志·〈春秋〉类序》，按曰：

按《儒林传》载，胡毋生弟子唯有公孙弘一人，嬴公乃董仲舒弟子。又嬴公授孟卿及眭孟，眭孟非受之孟卿，与此言传授大异。眭孟名弘，有列传，传载其自言“先师董仲舒”，则嬴公确为仲舒弟子。【29】

姚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严彭祖《春秋公羊传》十二卷同样引《隋志·〈春秋〉》类序，按曰：

此本范书《儒林传》，其言授受与《汉书》及《六艺论》异。《眭弘传》云“从嬴公受《春秋》”，则非受之孟卿，盖眭孟与孟卿同师嬴公者也。又嬴公为董仲舒弟子，《眭弘传》自言“先师董仲舒”。而嬴公为胡母生弟子，《汉书》亦无明文，当从《六艺论》。【30】

综合这两条按语，知其所涉及的文献有《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六艺论》《隋志》等，姚氏或系沿袭齐召南说，指认嬴公确为仲舒弟子;同时也辨析了孟卿和眭孟的关系，指出二者实为同辈，并无授受关系。不过，前后对比，姚氏后来的说法似乎略有松动。

皮锡瑞则主要讨论董仲舒的师承问题，以及胡毋、董二人学理上的关联，曰：

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学何人，而与胡毋同为孝景博士，则年辈必相若。胡毋师公羊寿，董子或亦师公羊寿。何休《解诂序》谓“略依胡毋生《条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太史公但云公孙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汉书·儒林传》于胡毋生云“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云同业，则必非受业。戴宏序、郑君《六艺论》皆无传授之说，未可为据。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诂》与董书义多同，则胡毋、董生之学，本属一家。【31】

皮氏极论胡毋生和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认为二家之学可能同出公羊寿，本属一家，或有折衷之意。

近现代学者多以为嬴公乃董仲舒弟子，如刘师培、【32】马宗霍先生皆然。【33】刘汝霖先生《汉晋学术编年》盖从《汉书·儒林传》说，指认嬴公等并皆董仲舒弟子，公孙弘为胡毋生弟子，其受学当在胡毋年老归教于齐之后，而胡毋初为博士是在景帝初年。从其书传授表来看，胡毋师承公羊寿，董则所出渊源不明。【34】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所列《春秋》学授受系统则为胡毋生传董仲舒，仲舒又传嬴公。【35】吕思勉先生《秦汉史》、蒙文通先生《经学抉原》、钱穆先生《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周予同先生《群经概论》亦皆以为董仲舒传嬴公。段熙仲先生确切地认定“董生之学，一传为嬴公，最守师法。嬴公再传为严、颜，二氏必本于董生无疑”。【36】徐复观先生则有较为详尽的考证：

董氏与胡毋生为同僚同辈，两传都叙述得很清楚。因《董仲舒传》可确证吕步舒为董仲舒的及门弟子，因《眭孟传》可确证眭孟为董仲舒的再传弟子，因而也可间接证明嬴公是董氏的及门弟子；他们四个人是一组的，也可由此推断其余两人也是董氏的弟子，由此而能断定两汉《公羊》之学，乃出于董仲舒而非出于胡毋生，可破千载的迷雾。【37】

徐先生在清人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嬴公师承董仲舒。裴普贤先生以为董仲舒传其学于嬴公。【38】吕凯先生援引《六艺论》，当亦认同其说。【39】张涛、项永琴先生也认为嬴公是董仲舒弟子。【40】周桂钿先生以为《后汉书》的记载是错误的，“误解”了《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也援引眭孟本传“先师董仲舒有言”云云，认为嬴公乃董仲舒弟子。其书所列《春秋》学传授表，胡毋生和董仲舒皆师承公羊寿。【41】赵伯雄先生也注意到这两种不同的记载，认为“把上述《汉书》那段话中的褚大等人理解为董仲舒的弟子也许更合理一些”，亦引用“先师董仲舒有言”云云以为佐证。【42】持相反意见者，如马勇先生以为胡毋生的“学术传人为嬴公。史称嬴公之学受自胡毋生，成于董仲舒”，所注文献出处是《汉书·儒林传》，【43】知其并未深考史传，主观臆断，意在调和。赵生群先生亦以为胡母生传嬴公，嬴公传孟卿和眭孟。【44】程元敏先生论述董仲舒《公羊》学授受源流援引《经典释文·序录》，据此可推知嬴公乃董仲舒弟子；【45】论及武帝朝经学，又明确提出胡毋生传嬴公，嬴公授孟卿。【46】

总之，清代以降，除齐召南据《汉书》眭弘本传“先师董仲舒有言”反推嬴公师承董仲舒之外，只有徐复观先生注意到《汉书》董仲舒本传提及吕步舒为董仲舒弟子这一条新材料，进而根据嬴公、吕步舒等四人为一组，推断其余两人也是董仲舒弟子。此外，并无新材料之发现与使用，旧说之厘析与辨正，大体上辗转相承，取其一端而已。

四

综合以上学术史的梳理，虽然文献不足征，但我们钩沉索隐，探赜洞微，还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的。

除汉唐文献的原始记载外，清人直至今人主嬴公师承董仲舒说者，他们所认定的最有力证据就是齐召南注意到的《汉书》眭弘本传“先师董仲舒有言”云云，以此反推嬴公师从董仲舒。但是，我们认为，齐说恐未必是。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师古曰：“前学之师也。”【47】齐召南《考证》曰：“案此即所谓经师也。眭弘上书称‘先师董仲舒’，即是其义也。”不难看出，尽管此处齐氏《考证》亦联系眭弘本传，但他的解释是“经师也”，只是泛指，并不是像他对眭弘本传所解释的那样，称呼本人的已故老师或老师的老师为先师的意思。至于颜师古的意思也是明确的，实指某经之学的早期研治者。我们发现，《汉书》“先师”一词用例，除《地理志》外，【48】余者皆为师古所释之义，如《蔡义传》蔡义自称“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梅福传》匡衡奏议曰：“《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孔光传》太后诏称“太师光，圣人之后，先师之子”，光为孔子十四世孙，“先师”指光父孔霸，从夏侯胜习《尚书》，故太后称为先师。而且，郑玄所用“先师”之义亦多指某经之学的早期研治者。【49】如《尚书注疏》卷一《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疏引《郑志·答赵商》：“先师以来，皆云火掌为地。”《毛诗注疏》卷二之一《燕燕》“先君之思，以勖寡人”疏引《郑志·答炅模》：“为记注时就卢君，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记。”卷三之一《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疏引《郑志·张问》：“今仲梁子，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卷十四之一《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疏引《郑志·答赵商》：“故先师之说，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先师董仲舒”并非如清人所理解的那样，当如师古所云，实为泛指某经之“的早期研治者，其义当与汉人所谓“后师”相对而言。【50】所以，也就不能根据这句话反推嬴公是董仲舒弟子。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史记》所记董仲舒弟子只有吕步舒等三人，绝无嬴公，这并非无意造成的疏漏，而是有意阙省。《汉书》另增嬴公，当有所本，但对于嬴公之为胡毋生弟子抑或董仲舒弟子则表述含糊，以致后人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解。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第三种理解呢?我们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根据《汉书》胡毋和董二人交相错杂的叙述方式，认为班固有意在《史记》“弟子遂者”一句中间加“之”字，其意在于说明嬴公等四人乃胡毋和董二人之弟子，嬴公系胡毋之弟子，吕步舒等三人系董之弟子。当然，从后世的相关记载来看，绝无这种理解，所以我们只是提出假设而已，疑以传疑，付之阙如。事实上，从《史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和《汉书》“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而言，嬴公为东平（今属山东）人，恰为齐地，且其所授孟卿为齐人，眭孟为鲁人，与《史记》说完全契合，所以我们推拟嬴公其实师承胡毋生，并未从董仲舒受学。虽无直接的文献依据，《后汉书》《隋志》以下，持这种观点者代有其人，或可为佐证。

至于胡毋生和董仲舒的关系，《史》《汉》并无异义，皆以为同僚且同辈。【51】东汉以降，始有新说，提出董仲舒受学于胡毋生。前揭徐彦疏引戴宏序有一句重要的表述，前人援引之时往往失载，那就是“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次于“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着于竹帛”之后。那么，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我们从传世文献中为它找到了注脚。东汉李固《祀胡毋先生教》有曰：“故宣尼豫表之曰：‘胡毋生知时情，匿书自藏，不敢有声。’”【52】所谓宣尼预言不言而喻出于纬书，实际上反映了汉人关于胡毋生传承《公羊传》的一种认识。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公羊》其书的传承过程来看，胡毋生都不可能有如伏生一样的经历，壁藏经书文本（因为景帝前《公羊传》只是口说流行，并未书于竹帛），但毕竟汉代《公羊》文本的成立以及离析章句，都是由胡毋生完成的。所以，王充甚至把他与《公羊》《谷梁》二传的创始人并提，“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53】董仲舒见于谶纬，《论衡·实知篇》论曰：

孔子将死，遗谶书……又曰：“董仲舒乱我书。”其后，江都相董仲舒，论思《春秋》，造着传记。……则言“董仲舒乱我书”，亦复不可信也。【54】

然而，在《案书篇》中，王充的态度却有变化，以为“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并且详尽地分析有关“乱”字的三种解释：

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反）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者，于（终）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55】

也就是说，所谓“乱我书”，犹如班彪续《史记》，当即董仲舒续完《春秋》之义。虽然王充反谶纬，但对待这一条材料的态度却有反覆，说明他还是认同的。《儒增篇》亦引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56】由此可知，在汉人看来，董仲舒在《公羊》学成立，或者具体地说在文本成立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刘歆评价“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57】亦可为证。

总之，根据谶纬之书的记载，胡毋、董二人在《公羊传》文本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纬书《孝经说》亦曰：

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然则其微似之语独传子夏。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汉，胡母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后世人乃闻此言矣。【58】

不难看出，这也是把胡毋、董二氏均纳入公羊氏家学的传承统绪中来，并且明确揭示二人所起的作用是“推演其文”，亦即文本的推定和演绎。所以，前揭熊赐履《学统》径称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董仲舒着以竹帛。至于胡毋和董之间有无师承关系，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徐彦疏曰：“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59】这是明确论及胡毋、董二氏具有师承关系的最早记载。吴承仕先生以为“其说不见于惇史，疑莫能质也”。【60】我们认为，尽管徐彦此说于古无征，但就《公羊》文本传承而言，未必没有道理。前揭《汉书·儒林传》提及“仲舒著书称其德”，称颂胡毋生德行，具体内容不详。而李固《祀胡毋先生教》得以传世，弥足珍贵，其书记载董仲舒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匹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知仲舒著书称其德之时，胡毋生已死，更可证明上文所论胡毋、董虽然同辈，但胡毋略早的说法。而且，李固还讲到他本人对于胡毋生的认识和评价，其文有曰：

自宣尼没，七十子亡，经义乖散，秦复火之。然胡毋子都禀天淳和，沉沦大道，深演圣人之旨，始为《春秋》，制造章句。是故严、颜有所祖述微傚，后生得以光启，斯所谓法施于人者也。……太守以不材，尝学《春秋》胡毋章句，每读其书，思覩其人，不意千载，来临此邦，是乃太守之先师，又法施于人。

通过“始为《春秋》，制造章句”和李固本人研习“胡毋章句”的表述，以及上文所引纬书材料，结合戴宏序、《论衡》、徐彦疏等，可知汉人都把胡毋生视作汉代《公羊》学的开创者，《公羊》文本的成立以及章句的创制，都是由胡毋生完成的，其所起作用最大。而且，根据西汉的惯例，只有立为学官者才能创作章句，所以尽管胡毋、董二氏皆为景帝博士，但应该是胡毋生先立，董仲舒后立，这从董称颂胡毋时其人已亡或可推知。总之，虽然胡毋、董二人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但胡毋不仅是与公羊寿合作将《公羊传》书于竹帛者，还是最早名家的《公羊》学者，并且创作完成章句。而董仲舒更在其后，王充所引儒书所谓“读《春秋》”，则可以理解为在《公羊传》书于竹帛之后，董仲舒诵读其书文本。所以，我们认为，董仲舒所受《公羊》文本甚至还有章句，当出自胡毋生。当然，较之胡毋，董在汉代儒学史尤其是《公羊》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大，这与二者政治地位之悬殊密切相关。汉初直至文景时期一贯奉行黄老之学，儒学受到压制，这或许就是胡毋“匿书自藏，不敢有声”所指向的政治背景。而董所起到的作用除了诵读、传承《公羊》文本，更从阴阳灾异的角度加以阐发，从而深刻地介入现实政治，使之大显于世。

那么，董仲舒直接的学术渊源又是怎样的呢?《公羊》学最初主要是在公羊氏家族内部传承，所以戴宏序所叙传承统绪只是公羊氏家族内部的简单系统。实际上，如《四库提要》所言，“今观《（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61】也就是说，《公羊》学的传承并不局限于公羊氏家族内部，授受其学者也不乏外人。从这一点来说，董仲舒是赵人，他未尝师事公羊寿或胡毋生，而是从其他的学术渊源受学也是完全可能的。【62】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所谓“传《春秋》者非一”，【63】殆此之谓也。

附带说明一下，《汉志》着录《公羊章句》三十八篇，不着撰人。有关其作者，沈钦韩《疏证》注意到几种可能是章句的记载：

《公羊疏》：“颜安乐等解此《公羊》，苟取顽曹之词。”又：“庄、颜之徒以周王为天囚。”何休《序》云：“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后书》：“张霸减定《严氏春秋》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64】

知沈氏直以为章句出于严、颜之学。王先谦《补注》引沈氏说，以为“皆章句也”，【65】认同其说。姚振宗的观点则有所不同，《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胡母生《春秋公羊传章句》曰：

又按《儒林传》云：“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1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由是《公羊》大兴。”《艺文志》：《公羊章句》三十八篇，不着撰人，疑即董氏书、胡毋氏章句。据李子坚言，当时匿书自藏，殆归教于齐，齐之学《春秋》者传之，至后汉犹存，为何劭公等所祖述。【66】

不过，四年之后完成的《汉书艺文志条理》说法已有变化，其文有曰：

按《儒林传》又云云，则此《章句》似董生为之也，不即其弟子嬴公下及严、颜诸人所作。以其出自众人，故不著名氏。《隋志》有严彭祖《公羊传》十二卷，恐非此书。又后汉李固言胡母生有《春秋章句》，当时匿书自藏，则又非此书矣。【67】

姚氏没有吸纳沈钦韩的意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起先以为章句乃胡毋生所作，但书出董仲舒;后来径以为董仲舒所作，成于众手，只是不会晚到嬴公及以下。他虽然注意李固（子坚）《祀胡毋先生教》提及胡毋生《春秋章句》，但还是从先入为主的前提———西汉《公羊》学溯源于董仲舒出发，以为董仲舒所作，颇觉牵强。至于他认为“匿书自藏”的对象是胡毋生章句，恐非是;如上所述，这是纬书假托孔子的预言，当指《春秋》经。余嘉锡先生引李固《祀胡毋先生教》，认为“然则自胡毋生已有章句矣”。【69】由上文所论亦可证实余先生说，《公羊章句》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关乎西汉《公羊》学授受源流。

注释
 
1 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徐彦疏引，称“戴宏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首，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2007年，第3页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作“戴宏序”，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引作《春秋解疑论》，二者均脱“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一句，唯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八引文有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九年桐乡冯集梧德裕堂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0册，第609页）。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徐彦疏曰：“持论者，执持《公羊》之文，以论《左氏》，即戴宏《解疑论》之流矣。”当为姚氏题目所本。
 
2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纪子伯莒子盟于密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何休注，第26页上。
 
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题解疏，第7页下。
 
4 崔述：《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01页。
 
5 崔适：《春秋复始》卷一《序证·公羊传当正其名曰春秋传》，《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七年北京大学铅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1册，第381页。
 
6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77页。
 
7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十册，第3128-3129页。
 
8 母，《史记》作毋。起初只有“母”字，甲、金文多借“母”为“毋”，作否定副词使用（母、毋音极近）;小篆已分化成“母”“毋”二字，所以《说文》兼收二字;但借“母”为“毋”的现象还是很普遍。至于作为姓氏的“胡母/毋”，郭忠恕《佩觽》曰：“胡毋之毋（原注：音无。）用母（原注：父母之母，今《公羊序》如此，失之矣），其滥读有如此者。”承章莎菲同学告知，谨志谢忱。陈直先生引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及汉印，皆作胡毋;但亦有作胡母者，如王羲之十七帖文是也（《史记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7页）。
 
9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十一册，第3616页。
 
10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十册，第3118页。
 
11 据刘汝霖先生考证，公孙弘受学胡毋生，“当在其年老归教于齐之后。……至迟不过景帝五年，而又在子都辞博士之后，故知子都之初为博士在景帝初年也”（《汉晋学术编年》卷一，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5年再版，第65页）。又据钟肇鹏先生考证，董仲舒（前194-前114）文帝元年（前179）前后习《公羊春秋》，景帝元年（前156）“已是著名的经师，受学弟子甚众”，为景帝博士亦在是岁（《春秋繁露校释》附录二《董仲舒年表及生卒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4-1115页）。我们认为，《史记》《汉书》本传只是说董“孝景时为博士”，并未注明具体时间，所以系于景帝元年恐未必是。苏舆《董子年表》按曰：“为博士不知何年，故通着于景帝。然仲舒至元狩间即以老病致仕，则其为博士时，虽不如平津六十之年，亦非贾生弱冠之比矣。”（《春秋繁露义证》后附，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重印1992年版，第478页）苏氏说近是。因为董虽然景帝朝既已为博士，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期主要是在武帝朝。拙作完成之后，我们又看到了程元敏先生《汉经学史》，更加坚信这一观点。程先生曰：“景帝先立胡毋生为此经（《春秋公羊传》）博士。……自家开科授徒必私有家法，家法即其教本。又逮胡氏罢博士归齐教学，亦必有书本，即《公羊传》之写本当定着于此际。胡毋生为齐人，故《公羊传》中多齐地方言，故此书为胡作成（本屈先生说）。……胡毋生博士，罢官职归里后，景帝继立董仲舒为《春秋公羊》学博士，西汉无同时一部经书立二博士之理由事例，故定立董在胡去职后。”（《汉经学史》卷二“汉文帝、景帝朝之经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7-59页）承蒙陈恒嵩教授惠赐程先生大作，谨志谢忱。
 
12 段仲当即殷忠，段与殷形近而譌，仲、忠声符相同。《史记·集解》：“徐广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齐召南殿本《汉书·考证》：“广川段仲，《史记》作殷忠。”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八《儒林传》：“徐广注‘殷一作段’，则段字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光绪二十六年王氏虚受堂刻本，第三册，第248页）
 
13 师古曰：“嬴，姓也。公，长老之号耳。”（《汉书》卷七五，第10册，第3153页。）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汉有嬴公，治《公羊春秋》，为眭孟师。世居东平，不知为何国之后，望出东平。”郑樵《通志》卷二七《氏族略第三》：“汉有嬴公，治《公羊》，望出河东太原。”
 
14 《春秋公羊传序》“传《春秋》者非一”疏，第3页下。皮锡瑞《六艺论疏证》不过援引《汉书·儒林传》，并未加以疏解（《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二十五年刊《师伏堂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1册，第286页）。
 
15 《两汉纪·汉纪》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上册，第436页。
 
16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7页。
 
17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先生整理：《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9页。
 
18 《后汉书》卷七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八册，第2577页。
 
19 《隋书》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四册，第932-933页。
 
20 前此诸书（《汉书》《汉纪》《后汉书》《释文》）均作东平，疑《隋志》涉下文东海孟卿而误。
 
21 《皇清文颖》卷一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49册，第619页下。
 
22 毕沅：《传经表》，《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式训堂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本，第69-74页。《传经表》《通经表》一般认为是洪亮吉所作。
 
23 虽然我们可以把类书（或政书等）删省“自有传”三字理解为节引史料或通顺辞气，但删省之后的文本客观上所呈现出来的意义确实是把下文“弟子”和董仲舒直接联系起来。
 
24 《古今释疑》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康熙中汗青阁刻本，第1145册，第64页。
 
25 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九年桐乡冯集梧德裕堂刊本，第270册，第609页。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七九下径引惠氏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四年长沙王氏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3册，第316-317页），知其亦无所考。
 
26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七五亦引“官本《考证》”（第三册，第96页），知其认同齐氏说。
 
27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清光绪十年周氏思益堂刻本，第755页。
 
28 《公羊义疏》卷七六，光绪中刊《皇清经解续编》本，卷一二六四。
 
29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30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二十五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十五卷，第一册，第265页。
 
31 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页。
 
32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十二课“两汉《春秋》学之传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1906年国学保存会初印本，第12页。
 
33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六篇“两汉之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36年，第49页。
 
34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62-66页。
 
35 武内义雄着，汪馥泉译：《中国哲学思想史》第十一章“前汉底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0页。
 
36 《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一章“经传注疏作述考略”附录“《春秋公羊传解诂》所据本考”，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37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西汉经学史》之二“西汉经学的传承·《春秋》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汉代《公羊传》的传承统绪出于董仲舒而非胡毋”，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178页。
 
38 裴普贤：《经学概述》第六章“《春秋》与三传”，台北：开明书店，1969年，第113页。
 
39 高明主编：《群经述要·春秋公羊传述要》，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133页。
 
40 张涛、项永琴：《秦汉齐鲁经学》之七“聚讼纷纭的《春秋》之学·威名显赫的《公羊》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41 周桂钿：《董学探微》第三章“汉代《公羊》学传授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419-422页。
 
42（9）赵伯雄：《春秋学史》第五节“西汉《春秋》学的传授·《春秋公羊》学的传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0-121页。
 
43 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第二章“《公羊》学：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公孙弘《公羊》学的实践意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44 赵生群：《〈公羊传〉的流传与异变》，程章灿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45 程元敏：《汉经学史》卷二“汉文帝、景帝朝之经学”，第60页。
 
46 程元敏：《汉经学史》卷四“汉武帝朝之经学”，第118页。
 
47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歆传》，第7册，第1969页。
 
48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第六册，第1665页）此处“先师”当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已故老师之义。
 
49 例外者如《尚书注疏》卷一《尧典》“虞书”疏引郑玄《书赞》云：“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阮元《校勘记》：“按子字衍文。”）（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第18页上、第31页上）此处“先师”当即已故老师之义。不难发现，此例与前揭《汉书·地理志》用例相同，“先师”上皆有修饰之定语，颇具规律性。
 
50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三“子沈子曰”，何休注：“子沈子，后师。”（第42页上）《四部丛刊》影印余本同。《校勘记》：“宋本、闽、监、毛本同，误也。蜀大字本作己师。解云‘知子沈子为己师者’亦作己字，当据正。”（第45页下）
 
51 苏舆《董子年表》引郑玄《六艺论》和戴宏序、《孝经说》，得出结论“是董与胡毋同为子夏六传弟子”（《春秋繁露义证》后附，第476页）。
 
52 许敬宗：《文馆词林》卷六九九“教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适园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82册，第552页。下同。
 
53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卷二九《案书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62页。
 
54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卷二六，第514-516页。
 
55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卷二九，第564-565页。
 
56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卷八，第169页。
 
57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赞》，第八册，第2526页。
 
58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徐彦疏引，第7页上。
 
59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首，第4页下。
 
60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第118页。
 
61《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春秋公羊传注疏》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本，第210-211页。
 
62 《左传》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虞卿是战国晚期赵相，《汉志》着录其《虞氏微传》，知其《左传》学在西汉仍有存留。虞卿又传同郡荀卿，荀子对汉代儒学的影响则更大。虽然虞卿、荀子等所传为《左传》，但究为《春秋》学，由此亦可说明董仲舒《公羊》学另有渊源也是有可能的。承蒙王翊同学提示《公羊》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取向和战国时期《春秋》学的传承，谨志谢忱。
 
63 何休《春秋公羊传序》，第3页上。
 
64 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第668页。
 
65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〇《艺文志》，第三册，第220页。
 
66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卷，第228页。
 
67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三卷，第95页。
 
68 《汉书艺文志索隐稿选刊》下，《中国经学》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