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公全書》校勘的新底本与新成绩

来源：“采薇阁书店”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六月廿二日庚辰

          耶稣2021年7月31日

《王文成公全書》是王陽明文獻的彙編本，雖然其中沒有囊括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所有陽明文獻，但差不多也可以説是全集。在存世的陽明古文獻中，從内容完備來講，沒有可以與《全書》比肩的文本。所以從四庫館臣開始，一直到晚清、民國，再到今天，所有重要的陽明全集的整理本幾乎都是以《全書》爲基礎的。《全書》初刻於明穆宗隆慶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五七二年。《全書》彙編了嘉靖年間刊行的《傳習録》、《文録》、《文録續編》、《年譜》等文本。我們的彙校本主要是用這些早期文本進行校勘，也參考了部分手稿、石刻。《全書》刊成以後，萬曆年間，《全書》有翻刻本，這些翻刻本也是重要的校本。以下簡單介紹一下校本的源流情況。

《全書》的開頭三卷是著名的《傳習録》，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單行的整理本，幾乎都是《全書》本，就是從《全書》中分析出來的單行本。根據有關記録，我們知道全書本《傳習録》的形成經歷了大約六十年的時間。六十年中，經過不斷的記録、增補、合併、刪改，最後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全書》本。《傳習録》開篇是徐愛的記録，徐愛在正德二年（1507）陽明去龍場前夕才拜在陽明門下。當時很匆促，可能沒有太多時間討論學問。經常被提到的一個節點是正德七年（1512）年底，陽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順便回趟老家，同時徐愛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兩人坐同一條船回紹興老家。兩人在船上討論的内容，可能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傳習録》的開篇部分。徐愛的記録可能沒有刻成書，但是在學者中流傳。錢德洪就説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就已經讀過《傳習録》。錢德洪十七八歲，就是正德八九年的樣子。有確鑿記載的《傳習録》的最早版本，是正德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五一八年薛侃在江西贛州刊行的本子。其中包括徐愛、陸澄、薛侃的問學筆記，内容與《全書》本卷一大體相當。這個最早的《傳習録》的單行本現在很難看到，因爲後來被南大吉本合併了，所以能看到的單行本很少。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嘉靖二十六年范慶本的《陽明先生文録》，這書附録了《傳習録》，其中剛好包括徐愛録、陸澄録，還有薛侃録。這個附録的版本可能就是根據正德十三年薛侃的單行本翻刻的。在現有的南大吉一係的版本中，開頭一卷沒有什么大的差别，可以説是完整地保存了薛本的样子。

范慶本《陽明先生文録》附録《傳習録》書影

嘉靖初年，陽明賦閒在家。這個時期是陽明學發展的重要時期，之前從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陽明平定漳寇、平定橫水、桶岡，又打敗寧王，并因此被封爲新建伯。嘉靖初年的陽明，對後學有巨大的感召力。一方面是勛業動人；另外，經歷過很多事情之後，他在學術上也比較成熟。嘉靖三年（1524），紹興知府南大吉取陽明論學書信，對薛本《傳習録》作了增訂。這個增訂本流傳很廣，在整個嘉靖時期，有翻刻、補刻、增刪本。南大吉本《傳習録》大略相當於《全書》本的前二卷。我們通校的南本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蕭彥補刻本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藏本，國會本可能是據蕭本翻刻的。蕭本補刻的頁面不多，其中的原始頁面，就是未經補刻的那部分，很可能就是嘉靖三年的南大吉本。其他南本的增補本，其中有嘉靖二十九年以前的本子，比如德安府本，嘉靖二十三刻的，但其中增補了好些篇章，好像不如蕭本與南本的關係密切。從校勘結果來看，異文也不是特别的多，南本一系的版本文字出入不大。跟南本有關的一個細節可能是大家比較關心，年譜説南本刊於嘉靖三年，但是其中收録的《答顧東橋》書作於嘉靖四年，《答歐陽崇一》、《答聶文蔚》作於嘉靖五年。陳榮捷先生的《傳習録詳注》説這裏面肯定有錯誤。我們想這個問題要是經過彙校能解決就好了，但是彙校完之後，還是老樣子，沒有什麼線索。有個意外的發現，就是南本的《答徐成之書》一般系年爲“壬午”，就是嘉靖元年，但是年譜説是正德六年。在我們的校本中，黄本一係的系年是“壬申”，就是正德七年，這跟年譜很接近。

蕭彥本書影

美國國會本書影

嘉靖中後期，《傳習録》已經成爲經典文本。嘉靖三十年（1551）刊行的孫應奎本已經出現了評註，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傳習録》被經典化的標誌。嘉靖中後期，陽明學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分歧。錢德洪認爲使學者“趨專歸一”，莫善於《傳習録》，於是與同門劉起宗等人商量，將陳九川、王畿、錢德洪等人的記録編訂爲《傳習續録》，刊於寧國府水西精舍（時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傳習續録》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全書》本的卷三不完全一致，《續録》下卷收録錢德洪、王畿録五十八條，《全書》本比《續録》還多黃以方録二十多條。今天能看到的與《全書》本幾乎完全重疊的本子是嘉靖三十八年胡宗憲的本子。這本綜合了南大吉本、水西精舍本，其中也有黃以方録的二十多條。胡宗憲本應該是全書本的底本，有很多特徵都比較接近。我們參校的胡宗憲本是日本國士舘大學的藏書，上回提到國内有一個補抄的本子在復旦，這個補抄的尾巴特別重要，因爲胡宗憲本的最後一條是《全書》沒有的。可能隆慶六年編《全書》的時候覺得這一條意思不大，所以被刊落了。

孫應奎本書影

《全書》主體部分是陽明先生文録，説是文録，其實包括文録、外集、別録，也就是全書的卷四到卷二十五。刊刻《全書》時，文録依據的版本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胡宗憲本。文録的内容比較駁雜，雖然不像《傳習録》那樣被廣泛地閱讀，但文録也有比較複雜的版本源流史，我們只能簡單提一下。

最早的陽明詩文集是嘉靖三年（1524）的《居夷集》。這本書主要收録陽明正德二年前後從入獄到龍場這段時間所作的詩文。主持刊刻《居夷集》的人是當時的餘姚縣令丘養浩，校勘者是陽明的學生徐珊。這個書刻得比較認真，很有校勘價值。舉個例子。陽明在龍場做過一篇《瘞旅文》，這篇文章被收録在《古文觀止》裏面，很有名。文章開篇説“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後來的《文録》、《全書》都是這樣子。我們校勘的結果，只有《居夷集》在“月”上有個“七”字，也就是“七月三日”，從辭例以及文義上來説，有個“七”字比較好。以後的整理本，包括《古文觀止》，都應該把這個字補上去。

《居夷集》本“瘞旅文”

嘉靖六年（1527）四月，鄒守益以自己存録的陽明文稿請刻。文稿經過錢德洪整理，刊成廣德本《陽明先生文録》。據年譜描述，廣德本文録四冊，文章不分體類，跟通常見到的文集都不太一樣。現存有中國人民大學藏《陽明先生文録》殘本三卷，同一卷中收録書信、贈序、奏疏、祭文等，皆不分類，但書尾有祭文一篇，顯然是刊於陽明生後。我們一般推測這本可能是廣德本的補修本。以前普遍以爲廣德本文録早已散逸，人大本二〇一二年才影印出版的，這爲討論廣德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廣德本文録流行以後，很快有續編，這也説明當時陽明學正在蓬勃發展。現存有上海圖書館藏王杏刊《陽明先生文録續編》三卷。這本原來是黃裳先生的藏書，開頭有黃先生的題跋。原書卷一跟卷二上半部分是文類、書類、跋類、雜著、墓誌等，卷二下半部以及卷三爲詩類，詩按絶句、律詩、古詩分類。這本書與人大本都是孤本，巧的是兩本的篇目沒有一篇重複。所以我們推測人大本是廣德本的補修本或者翻刻本，而王杏本就是廣德本的續編。這些都是孤本，但是剛好能拼出一個完整的源流圖景，比較幸運。

陽明去世以後，錢德洪徧告同門，要求收集文獻，準備編輯完備的《陽明先生文録》。完整的廣德本中大概不收詩歌，嘉靖九年夏天，錢德洪編定四卷本《陽明先生詩録》。現在可以看到九州大學藏《陽明先生文録》八卷，也是孤本，其中就包括四卷本的《詩録》。九州本有文録四卷，這四卷與人大本關係比較密切。除了書裏面的異文顯示它們比較接近以外，兩本的篇目次序基本相符，看起來好像九州本是在人大本的基礎上作了增補，或者説是在人大本所從出的祖本的基礎上作了增補。兩本在目録部分標註編年信息的方式也是一樣的，關係非常密切。

人大本《文録》目録

九州本《文録》目録

嘉靖十年初，王畿、錢德洪在南京準備第二年的廷試，同時鄒守益、黃弘綱、黃綰也在南京。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商量文録編輯的事情。黃綰以爲“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而鄒守益以爲陽明“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録可也。”錢德洪斟酌兩可，所謂“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嘉靖十二年，黃綰本序刊本《陽明先生文録》二十八卷本問世。嘉靖十四年，錢德洪編定的二十四卷本文録問世。二十四卷本由聞人詮主持刊刻，通常稱爲聞刻本。雖然看上去有分歧，但是兩本都分爲文録、外集、別録。可能在嘉靖十年，或者十一年的上半年間，文録已經大體定稿。十一年秋天，錢德洪帶著文録草稿到了蘇州，與同門黃省曾等人又按照他的編輯標準對具體篇目作了調整。錢德洪的意思，“以文之純於講學明道者爲正録，餘則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録。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録”。僅就這點來説，黃綰本與聞本出入不大。黃綰文録序説編輯文録時“檢粹而編訂之”，這點黃本、聞本可以説是一致的。不同的可能是“粹”的標準，就是有的篇目，黃本放在正録，而聞本要編入外集。比如著名的《答徐成之書》就是這樣，黃本在正録，聞本在外集。但是通檢全書，這樣的篇目并不多，大概就十來篇，出入不是特別的大。錢德洪的這個標準并不好掌握，明代後期有很多批評。比如陳龍正在編輯《陽明要書》的時候，就特別批評説文録、外集、别録，“名目紛糾，義例雜出”，“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録；詩與傳誌，雖在晚年，亦入外集”，這個意見很有道理。

黃、聞本文録最大的差別在公文部分。兩本都是正録五卷，外集九卷，但別録部分，聞本奏疏七卷，公移三卷，而黃本奏疏七卷，公移七卷。跟後來的《全書》相比，黃本公移要多一百五十篇左右。黃本的公移全部按照時間順序排列，而且擬了比較完整的目録，前後相連的篇目處理的事務也非常接近，這個編目非常有用。舉一個例子。征剿八寨斷藤峽，黃本公移有四十五條，第四十一條是《批參將張經撫恤來降呈》，第四十二條是《告諭十冬里》。原文作於嘉靖七年八月，應該是平定八寨、斷藤峽之後的事情。平定八寨以後，作爲政策，陽明要求對附近村寨加厚撫恤，同年五月有《綏柔流賊》篇就是這個意思。當時地方居民之間有些恩怨，所以有趁機報復的事情。張經呈文説十冬地方的總甲黄鄧護誣告黄璋、李舉等人，地方不太安定。這當然很危險，因爲剛剛撫定的“新民”，像是驚弓之鳥，稍稍有點動靜，很可能出狀況。陽明收到張經的呈文，批示要求將黄璋等人“即行釋放，仍加慰諭”。批文末尾説“仍將發去告示，即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這個發去的“告示”，就是第四十二條《告諭十冬里》。《告諭》的措辭也很嚴厲，裏面説如果有“報復舊讐，以致驚疑遠近”的事情發生，官府知道以後，要“拏赴軍門，處以軍法”。對已經發生的類似事件，《告諭》要求“通行訪拏，從重究治”。黃本這兩篇公文，處理的事情非常接近，不能分開來看。但是在《全書》裏面，對應的這兩篇，一篇在卷十八，一篇在卷三十，很難弄清兩篇的關係。

黃、聞本文録在嘉靖年間都有翻刻本，其中最重要的翻刻本是嘉靖三十六年的胡宗憲本。這本是刊刻《全書》時所依據的底本，《全書》初刻本很多地方都沿襲胡宗憲本的樣子。彙編《全書》的時候，將《文録》外集的四卷詩歌（外集1-4）壓縮爲兩卷（全書卷19-20），所以《全書》中與《文録》重疊的部分只有二十二卷。

錢德洪編完《傳習續録》、《文録》以後，又陸續收到同門寄來的遺文。嘉靖四十五年，錢德洪把新收到的遺文編爲《文録續編》五卷，并附家乘三卷刊刻問世。這個《續編》離《王文成公全書》的刊刻時間非常短，中間大概只有五六年的時間，應該沒有翻刻過。現在這本書有個孤本，在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不容易看到。我們也沒有拿到這本，一直在努力等待，不知道在全書定稿之前能不能看到它影印出版，比較麻煩。

《全書》在正文之後附録了《陽明先生年譜》以及《世德紀》，這個年譜的源流有些複雜，簡單説一下。陽明去世以後，薛侃等人就打算編輯年譜，前前後後很多人參與，搞了二三十年，很多同門都去世了，還沒有搞成。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年譜草稿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二。錢德洪帶著草稿去找鄒守益，走到南昌，聽説鄒守益已經去世了。他去安福參加完葬禮，又順道去吉水訪問羅洪先。安福跟吉水不遠，大概就幾十公里。羅洪先讀了錢德洪的年譜稿以後，很受啓發，因而相約共同考訂。

嘉靖四十二年初，錢德洪在上饒懷玉書院完成年譜草稿，同時寄給羅洪先刪訂。錢德洪完成譜稿以後，回到杭州天真書院，又與黃國卿等人繼續校正，最後整理爲七卷本，并於當年下半年付梓刊刻。錢德洪有一封書信曾提到黃國卿去世，并説年譜已經刊刻過半。我們知道黃國卿是十二月分去世的，所以到四十二年年底，或者四十三年初的時候，年譜還沒有刻完。大約同時，羅洪先刪訂本三卷，刊行於江西贛州。天真書院本、贛州都是綱目體。據梁任公説，綱目體的年譜始於《陽明先生年譜》，如果不誤的話，這也算是一個創舉。天真本、贛州本的實際内容差別很大，幾乎不是同一本書。主要是羅洪先據原來的草稿進行增刪，增入了三十多條遺聞，又補録了大概一百多條引文，對原文的敘述性的修辭也有很多改動。後來《全書》本年譜又據兩本刪訂，當時的意思大概是要截長補短，所以一會兒用這本、一會兒用那本。雖然刪訂之後的版本好像比原本好一些，但是把情況弄得比較複雜，在校勘上特別麻煩。

天真書院本年譜

贛州本年譜

《王文成公全書》，也就是我們的底本，情況也不是特別清楚。有一種廣泛的誤解，就是以爲《四部叢刊》本是隆慶六年的初刻本。我們剛開始整理的時候，用國圖再造善本作底本。當時除了再造善本以外，還有天津圖書館的本子，還有哈佛本，還有就是四部叢刊本。我們比較了一下，以爲這幾本中只有再造善本像是初刻。上回去平潭的時候，向輝也説起這回事，我們都認爲再造善本應該在前。我們現在用的底本是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的郭朝賔本，順便説一下發現這本書的過程。整理一個書，要録入原文、復核底本，事情很多。當時在公文書館的網站上檢索文獻，發現了這本《全書》。當時書沒有公開，看不到圖像，他的標註也是隆慶六年，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標註是很誤導人的。但搞不清楚具體情況，就想先複製第一冊回來看看吧。拿到第一冊以後，只能看出大概是個明刻本，而且跟通行的再造善本、四部叢刊本一係的本子不太一樣。原書標註郭朝賔本的那些人名信息在第二冊的開頭，所以當時沒有看到。後來全部複製回來，因爲忙著校其他的本子，又放了一段時間。終於輪到校這本的時候，才發現這本才是《全書》的初刻。所以又重檢了一遍，把底本換過來。我之前看過朱鴻林老師的那篇《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因爲沒看過原書，文章裏面很多講版本細節的地方不太懂。現在原書在手，比較清晰，也發現那篇文章有不對的地方。《全書》的源流也比較複雜，簡單説一下結論，這是我們彙校本的工作前提。郭朝賔本是隆慶六年《王文成公全書》的初刻本，這點毫無疑問。以前我們認爲的那個謝廷杰本，也就是跟《四部叢刊》相同的那本，是謝廷杰調任南京以後，根據郭朝賔本翻刻的。我們校本中的《全書》，再造善本可能是南京本的初刻，天圖本或者晚出，可能是補修，也可能是翻刻，補修或者翻刻的時候補入卷三十一下的《山東鄉試録》。《四部叢刊》本應該最晚，因爲其中有補版的痕跡，很多異文顯示它是晚出的本子。

郭朝賓本刻書姓氏總目

我們用的底本保存得很完好，全書二十四冊，因爲保留了兩個題簽，書名之下一本標了“盈”字，一本標了“列”字，原書應該是按《千字文》排序的。這本沒有缺頁，只有一兩處有些褶皺，幾個字有些損傷，還有末卷有一兩行字，大概書版有些壞了，字跡比較模糊。我們也參考了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本子，就是朱老師寫文章用的那本。這本有缺頁，開篇闕了十來葉，就是“舊序”之前的徐階序、誥命、小像都闕了。這本跟國立公文書館的那本是同一塊版刷出來的，連版框的缺損，比如缺角、斷線這些細節都是一樣的。很多地方，國立公文書館的本子可能有些輕微的漶漫，普林斯頓的本子就更加模糊，所以可以斷定普林斯頓本是後刷的本子。朱老師的那篇文章論證説普林斯頓本沒有徐階的序，可能跟當時的官場秘辛有關。現在我們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明顯刷印在前的本子有徐序、誥命這些内容，與後來南京的本子一樣，普林斯頓本明顯是脱漏，朱老師的文章在這點上有過度解釋的問題。

郭朝賓本書簽

我們的通校本一共有十三種，包括《居夷集》、南大吉本系列中的蕭彥補刻本以及翻刻本，水西精舍本、胡宗憲本；通校的文録五種，包括人大本、王杏本、九州大學本、聞人詮本、黃綰本；《全書》通校本用再造善本，年譜通校天真書院本、贛州本。《全書》附録部分有幾篇費宏、徐階、汪必東寫的文章，我們也找各人的別集來校了一遍。彙校用的《傳習録》參校本有四種，主要南本系統的增刪本；聞本文録的參校本有四種，都是翻刻；黃本《文録》的參校本有三種，兩種是翻刻，還有掇拾叢殘新編的范慶本，大體上比較接近黃本，所以也歸到一係。全書的參校本四種，包括四庫本。通計校本一共有二十八種。最後定稿，全書正文部分，也就是卷首到卷三十一，校記有2600多條，全書校記5500多條。

我們輯録了校本中的佚文，附録在全書之末，因爲黃綰本文録公移的目録特別有用，我們在輯録黃本公移逸篇的同時也附録黃文公移全部的目録。這也是反復考慮的結果，應該對讀者有用。讀者稍稍鑽研黃本公移的目録，應該能看出它的好處。上面已經舉過一個例子，類似的例子不止一處。我們輯録的黃本公移，在浙江文叢本《王陽明全集》的附録裏有對應的内容。我們跟“文叢”本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因爲有些篇章《全書》本看起來是在黃本的基礎上刪節出來的。有“文叢”作爲獨立佚文來對待，而我們只是把《全書》本刊落的文字還原到正文這樣的情況。所以如果大家去比較，可能發現篇目有些出入。有些情況也比較複雜，大概如此。

我們輯録的佚文僅限於校本，所以在廣度上遠遠不如浙江文叢本《王陽明全集》的附録。但浙古本附録中的某些文字好像是輾轉迻録的，所以沿襲了之前的整理者某些錯誤。這好像是一個普遍情況，我多説兩句。一般情況下，我們整理一個古文獻，如果之前沒有人整過，看起來好像比較棘手，因爲沒有參考的地方。但是反過來説，一本書已經有很多整理本，再重新搞過，這是不是比較有利呢，其實也不一定。因爲有的地方你可能覺得要如何如何，但別人都不這樣，那你怎麼辦呢。之前的整理本，可能會妨礙我們的獨立判斷，因爲大家都這樣，好像也沒什麼問題，這就很容易出現沿襲的失誤。我舉個例子，看看前輩的失誤。這個可能很難避免，我們的彙校本恐怕也有沿襲失誤的地方。具體的例子出自王杏本《陽明先生文録續編》，其中有一篇《蜀府伴讀曹先生墓誌》，這是佚文，通行本整理本都沒有這篇。其中有一句“先生入則論經史，開諭德義，出咨否可備替，獻王甚尊寵敬信之”。這是之前整理本的讀法，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永富青地的本子，還有浙江文叢本以及上海古籍束景南先生的那本《佚文輯考》，三本的讀法大體相同。但《輯考》脱“論”字，又在“出”下補了個“則”字，底本并不是這樣的。關鍵是句讀，我們知道“獻替可否”應該是古代的成語，語源見《左傳》，不算非常生僻。所以這句準確的讀法顯然應該是“出咨否可，備替獻，王甚尊寵敬信之”。就算古典有些生僻，我們看《明史》的“諸王列傳”，蜀獻王朱椿是太祖皇帝的第十一個兒子，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三年來成都。這個獻王是個讀書人，太祖經常稱他爲“蜀秀才”。獻王曾請方孝孺來四川教書，對四川文化還很有貢獻。獻王卒於永樂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23年。文中的曹先生是蜀惠王伴讀，從獻王到惠王，隔了好像三四代的樣子，根據《明史》，惠王是朱申鑿，在位時間是成化八年到弘治六年，也就是1472到1493年。説曹先生是惠王伴讀，而“獻王甚尊寵敬信之”，這有點奇怪。這句話三個整理本都有問題，顯然是相互沿襲。同篇還有一句“殿下之及此言，將顧諟明命，正厥事云云”，“顧諟明命”也是成語，很難想象要讀破，但是永富青地跟浙江文叢本都把“命”字讀屬下句，變成“命正厥事”，這不太對。同篇好像還有認錯字的問題，其中有一句“昌（曹先生的父親）娶秦氏，生先生及弟雨，方齔而相繼以歿”，説曹先生七八歲的樣子父母相繼過世。這個“雨”字，永富青地、浙江文叢、《輯考》都讀作“兩”，讀屬下句，也就是“兩方齔而相繼以歿”，“雨”“兩”字形很接近。這個曹先生，全名曹霖，字時望，他的弟弟叫曹雨，這很有可能。我反復檢索同一刻本中前後“雨”字，一共比較了六七個“雨”字，這個字我想十有八九應該讀作“雨”。這個字永富青地、《輯考》本相同，浙江文叢本也是“兩”，但是大概覺得“兩方齔”不太清楚，所以又在“兩”字下加了個“子”字，變成“兩子方齔云云”，這是毫無依據的。

王杏本《文録》曹先生墓志銘書影

我們的校勘材料還包括陽明的手稿，主要用的故宮出版社的《王陽明書法作品全集》。陽明也是著名的書法家，現在能看到的手稿材料可能有辨僞的問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是外行，沒有辦法。但是我們也沒有把《書法集》中所有的手稿都校一遍，因爲有些好像是有點奇怪。手稿中有些很有意思的例子。陽明有一篇《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嘉靖元年作。疏中有一句“以希萬一難冀之功”，黃本、聞本《文録》下到《全書》，都是這樣子。早期的《文録》版本，人大本、九州本中“萬一難冀”作“萬難一冀”。這篇奏疏剛好有手稿，手稿原文是“以希萬無一成之功”，當時寫完之後，可能覺得“萬無一成”不太妥當，於是抹去“無”“成”二字，旁注“難”“冀”二字，按原文語例，當讀作“萬難一冀”，就是人大本、九州本的讀法。但如果按照手稿從上往下讀，就是“萬一”聯讀，再讀旁注的“難冀”二字，就變成通行本的讀法。從文義上看，意思好像相差不大，但原文顯然應該是“萬難一冀”。如果沒有手稿，這個異文的原因很難搞清楚。

人大本《文録》辭爵疏

聞本《文録》辭爵疏

手稿辭爵疏

彙校工作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成果，就是發現通行本有一處重大的脱漏。《全書》卷二十九《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原文“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從“是”字以下通行本脱去底本兩頁，一共有三百多字。在我們的參校本中，再造善本、天圖本、《四部叢刊》本、四庫本皆脱字。當代的整理本，比如上古本、中華本都脱了這一段。可能從南京本的初刻開始就脱漏了這兩頁，也就是説，這個脫字的歷史差不多有四百年了，我們的底本，還有普林斯頓本都不脱字，算是比較幸運。

從彙校的結果來看，陽明文獻呈現出清晰的源流特征。從大的方面來説，《文録》是一係，很多地方，《文録》是一樣的。在《文録》裏面，早期的版本，比如人大本、王杏本、九州本很多異文是一樣的。另外，聞本、黃本文録在異文上也很分明。在《全書》系列中，我們的底本很多地方跟《文録》比較接近。從國圖本開始，又有一些新的異文特徵，一直下到四庫本都是一樣的。舉個例子，比如《全書》卷六《寄鄒謙之》三，問無後者之祔，陽明説“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族屬”二字，從郭朝賔本一直到四庫本都一樣，但是更早的文録，比如人大本、九州本，我們的校本十來種，都是“族厲”。這段問答在年譜中有引用，在嘉靖五年三月條下，年譜引文也是“族厲”。“族厲”是指“士大夫無後者之鬼”，見《禮記·祭法》篇，可能一般以爲這個詞不常用，所以後來被改成“族屬”。同樣是這篇文章，開頭部分有一句，陽明説“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從黃本、聞本下到《全書》本都一樣，但是人大本、九州本沒有“今”字。文中還有一句“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從早期《文録》到郭朝賔本，都沒有異文，但是從再造善本開始，“嗣”改作“問”。

再舉個例子，一方面可以說明文獻的源流，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彙校的情況。陽明有組詩《大秀宫次一峰韻三首》，題目中這個“大”字，從黃本、聞本《文録》一直到四庫本都是“火”，這是錯誤的。大秀宮在江西峽江玉笥山，這首詩的背景在年譜中有記録。正德十五年六月，陽明去贛州，年譜説“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宫。十五日，宿雲儲。”看起來很簡單哈，但因爲沒有版本依據，正文部分，通行的本子都是“火秀宮”。在我們的校本中，只有王杏本、九州大學本還有董聰本是“大秀宮”。這組詩一共有三首，其三有兩句“山昏欲就雲儲眠，踈林月色與風泉”。第一句的“欲”字，王杏本、九州本作“且”，還有幾個旁出的版本，比如翻黃綰本的閭東本、董聰本，翻聞本的宋儀望本作“聊”，“聊”“且”意思差不多。詩中的“雲儲”是寺廟的名字，通行本漏標了專名線。我開始也沒有注意到這是個地名，“山昏欲就雲儲眠”，如果不考慮地名，僅從字面意思來看，好像是擬人的寫法，説山也累了，要躺在雲朵中睡覺。“儲眠”，有點像我們現在説“睡覺充電”的意思，還挺好。但“雲儲”是個寺，原詩只是説天色暗了，那就在雲儲寺歇腳睡覺吧，很寫實，不太有詩意。從這個意思來説，“且”字好像比“欲”字好一點。第二句“踈林月色與風泉”，這可能是天色晚了雲儲寺周圍的景象。句中的“與”字，從《全書》開始才是“與”，之前的文録本，黃本、聞本、胡宗憲本都是墨釘，但是比黃本、聞本都早的版本，王杏本、九州本作“鳴”，翻黃本、聞本的本子，如閭東本、董本、宋本作“聞”，還有范慶本作“泠”，鄒守益序刊的本子字形比較恠，“日”字旁邊一個“夬”字，大概是“映”字之訛。從修辭效果來看，“鳴”“聞”“泠”“映（假設是映）”好像都比“與”字好，“鳴”“泠”“映”都是就“風泉”來説的，“聞”是訴諸作者的聽覺，也還跟“風泉”有關，但“與”字就平平。這樣的例子在全書中有好幾處，很難説哪個對。在彙校本中，我們一般不改動本文，這個“欲”“與”沒有改，上面提到的“族屬”也沒有改，雖然很多地方校本可能明顯要好一些。

《全書》中有好幾處地名錯誤，在有異文的地方，我們做了一些簡單地辯證工作。比如卷十六公移一，有一篇《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其中有一句“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昌二縣界内賊奔要路”，原文要求湖廣巡撫派兵在兩地之間把截，防止逃潰。“樂昌”從聞本《文録》開始，一直到《全書》本、四庫本，以及通行整理本，都是“樂平”，只有黃綰本是“樂昌”。看一下地圖，就特別清楚，“樂昌”屬於廣東韶州府，跟湖廣“桂陽”屬於鄰境地方，而“樂平”在江西饒州，現在好像屬於景德鎮。這中間隔很遠，從現在的地圖上看，從郴州到景德鎮，差不多六七百公里的樣子，所以不可能在“桂陽”跟“樂平”之間進行把截。同樣的例子，公移《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其中有句説：“本院又以八寨進兵，前徃賔州等處調度”，這個“賔”字，聞本、胡宗憲本都是墨釘，從《全書》本開始，一直到四庫本、通行整理本都是“貴州”，而黃綰本一係作“賓州”。當時陽明要剿八寨，所以從南寧前往賓州，八寨就在賓州的旁邊，無論如何跟貴州不搭邊。《全書》的地名很多，我們只在有異文的地方才去查文獻，做一點簡單的辯證，其他沒有異文的地名，恐怕也不一定都對。我想如果以後繼續深入整理《全書》，是不是可以把陽明行跡都劃出詳細的地圖，然後參考地方志、山水志等文獻，把能考實的地名都考證確實，這樣對讀者也很有利。如果有個行跡地圖的話，陽明的很多文獻讀起來會比較有趣味。

再説一下年譜的校勘，這個問題特別複雜。剛才已經提到過，天真本、贛州本、還有《全書》中附録的版本，雖然三本有密切的源流關係，但差別很大，兩三卷書，異文有一千七八百條的樣子，幾乎不能看作同一本書。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有那個贛州本，簡單地校了一遍，發現差別很大，很麻煩，當時完全沒有年譜源流這樣的概念。因爲只有贛州本的話，看上去就是很亂，看不出什麼源流。後來拿到天真書院本，源流就比較清晰。我們一直很猶豫，要不要按通常的校記格式出校，因爲《全書》本是在天真本、贛州本的基礎刪訂的，很多句子的差別不是通常校勘學意義上異文的差別，幾乎每句都有異文，甚至一句中就有幾個異文。如果不出校，肯定有人説這分明避重就輕嘛，就是偷懶。如果出校，就十分繁瑣，像現在的樣子，讀者看到也肯定頭大。當時問了向輝，他説還是出校吧，所以成了現在的樣子。這部分校記比較特殊，校勘過程中，天真本、贛州本都校了三遍，有些地方還是不能做到特別滿意。很多異文是句子的差異，在校記中就記某本某句作某某，迻録整個句子，相當於句子對照，這樣可以看到《全書》本刪改的痕跡。很多校記中，只有某本作某，比如蓬左本某作某，一般情況下，這説明底本跟贛州本是相同的，反過來也一樣。天真本、贛州本有很多引文，這些引文在《全書》中幾乎都可以找到，校記對於引文只標記篇名，因爲不可能在校記迻録全部的引文，好像也沒有必要。另外，校本、底本引録同樣篇章，一般情況下底本比較簡略，因爲底本是據校本刪存的嘛。對於這部分引文，我們一般按照通常的格式出校，但是底本刪節校本的時候，有時候省略好幾百字，甚至上千字，對於長段的省略，校記也不能全文迻録校本中的文字，而只是標注校本中引文的起訖。這裏其實也有一些問題，因爲校本的引文可能很長，又跟原文不太一致，可能省略一兩句，或者省略之後對前後文要做些技術性的調整潤色，也可能刊刻不認真，有些簡單的訛誤。這點沒有好的辦法。如果全文迻録這些引文，校記會十分臃腫，沒法看。現在作省略處理，凡是省略的地方，我們都標注了引文在《全書》的卷次以及篇目。因爲校本的引文跟底本、甚至跟原文不完全一致，校記又作了省略處理，偏執的讀者可以説校記埋沒了校本原作者“刪述的苦心”。如果有這種批評，我們是無法辯解的。有一個補救措施，我們把天真本、贛州本作了單行的整理本，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應該會在《全書》之前出版，希望對彙校本年譜部分不滿意的讀者去找整理本來看。

《全書》中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地方，就是《全書》中的某些篇章往往對原始文本進行刪節，文録中的早期版本在篇章上往往更爲完整。這些刪節的内容多種多樣，很多是書信、公文前後的套語，沒什麼實際的内容，但也有比較重要的文字。我們對於刊落的文字，有兩種處理辦法，或者是記入校記，或者還原到正文之中，在起訖的地方加了大黑括符【】。這也有體例統一的問題，不太好操作。有些套語，沒什麼實際内容，我們傾向於寫入校記，但有時候一篇裏面刊落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字，比如涉及人名、具體事件的文字，同時也有前後的套語，所以勢必要全部還原到正文之中，才顯得比較統一。另外一些篇目，如果只有前後套語的出入，我們就都寫入校記。這點不能做到十分統一，沒有好的辦法。

總之，《全書》因爲源流有些複雜，早期文本有些出入比較大。在校勘程序以及具體操作上，都有些不太好搞的地方。有些地方我們反復斟酌，但不能十分滿意，希望大家不吝指教。謝謝。

在廣陵書社出版的校刊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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