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相关性的美德

作者：罗杰·斯克鲁顿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有多少作家、教育家、舆论塑造者迫切希望传达一些曾经激励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却赫然发现自己遭遇“这与我有何相干？”的怒吼。在当今大众传播的世界，人们被引领到社交媒体的信息海洋中，来自所在群体之外的意义信息以前所未有的、不受限制的方式闯入你的生活，会让你感到越来越厌烦。不知不觉闯入教育世界的这种群体心态可能给年轻人的成长带来威胁。

这在脸书和推特之前很早就开始了。其实，它开始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及其“以学童为中心的教育”的呼吁。约翰·杜威对美国思想尤其是美国教育的影响之大一直令我惊讶不已。如果有哪个作家着手说明叔本华所说的“肆无忌惮的乐观主义”是什么意思，那就肯定是杜威无疑了，他将中眉（middlebrow中产阶级品味，还有低眉（低文化的庸俗的）和高眉（高雅文化的－－－译注）的心满意足伪装起来，藏在智慧的面具之下，就像痛苦不堪的阿姨寻求老式女性杂志。还有什么比学童及其兴趣才能决定课堂讲授的议题更明显地扭曲老师的本质和义务呢？但是，还有什么观念更有可能吸引心理脆弱、无知、懒惰的人呢？对无所事事的老师，它是多么绝妙的礼物？对学童却是多么大的攻击啊！

从杜威的教育哲学扩展到学校教育中的“关联革命”。从前的课程设置特别强调难学的数学、死语言、古代史、长得读不完的书往往被描述为现代学童讨厌之物，一种贬低他们的世界和对未来希望的东西。要教导他们学会正确拼写，要符合语法地说话，要遵循父母和祖父母的礼貌规范和价值观，这些是在切断他们唯一可利用的行动空间。我们被告知，应该给学童自己的课程，让他们谈论属于自己生活的东西，而不是整天去学习这些所谓的知识，说到底，它们不过是死者兴趣的残余罢了。

关联革命的直接效果就是引入与老师兴趣相关话题的课堂讨论话题－－－如社会公平正义、性别平等、核武器削减、第三世界贫困、同性恋者权利等。虚构出“和平研究”、“世界研究”、“性别研究”等话题来取代历史、地理、英语等从前课程。事实上已经停止讲授古代死语言的活动，今天在英国，很少有学校提供德语课程，除了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很少有现代语言课程，在美国当然也是如此。或许是拥有从前课程所需知识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但是，当知识的丧失被描述为一种收获时---当多年来证明有价值的旧课程被纯粹基于当前起因和效果的新课程取而代之时，这对教育界来说是令人悲哀的一天。无论如何，按照如此理解的关联性思考显示出对学童的尊重，这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从前课程体系所缺乏的东西，导致学生承受十分显著的同情心缺乏之苦。

尊重孩子意味着尊重他们有一天将长大成人；它意味着帮助他们拥有将来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社交优雅，如果要在更广泛的世界赢得尊重的话，他们不再得到保护，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对老师来说，尊重孩子意味着给他们碰巧拥有的无论何种知识，教导他们区分真知识和简单的意见，介绍他们学习一些课程，使其心灵能适用预料之外的东西。比如，因为“没有相关性”而抛弃拉丁语和希腊语就是想象人们按顺序学习另一门语言，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说，“和外国宾馆中的招待展开人生斗争”。它是忽略了改变了世界的语言写成的文学和历史，忽略了其深刻和确定的语法所传播的学科，它们都是向心灵探索开放的东西。古代语言向我们栩栩如生地显示某些东西本身极其有趣，而不仅仅是因为即刻的用途而变得有趣；孩子们理解了这些东西就可能逐渐明白追求“关联性”对灵魂生活是多么没有相关性。

而且，正因为那个理由，追求毫不相关的知识成为适应无法预料的新东西的心理训练。恰恰是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不相关性让英国能组成一个擅长拉丁语、希腊语、古代历史的上千人的公务员团队来管理整个印度次大陆，该治理团队的管理尽管不算完美，但在很多方面比可记得的最近历史上的管理都更好些。正是关注对他们来说没有直接用途的事物的深刻本质的训练才使得这些公务员能处理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遭遇的－－－陌生的语言、字母、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曾在印度当法官的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古典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88年在加尔各答创建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的人－－－在抢救梵文文献免于失传方面做出最大贡献，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把吠陀经（the Vedas）介绍给包括印度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是他鼓动当代人研究古代印度音乐的原则和整个曲目。

所有这些对于希望介绍孩子们认识西方音乐传统，介绍他们聆听音乐厅文化的老师来说特别重要。与关联革命手拉手而来的是一种“包容性”课堂观念－－－在这种课堂里，无论学生是否适应这门课，“一个孩子也不拉下”。这种观念对音乐课打击最大，因为它是一门只能对有音乐天赋的人适当讲授的课程，因此它最初就是一种选择行为。而且，有音乐天赋者在学校之外往往受到连续的攻击，其中平庸乏味的术语加上在酒吧里依据标准三和弦和无情的四和弦组合起来，给人们耳朵里填满容易上瘾的陈词滥调。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开始音乐教育吗？

不用说，经典曲目对于受到流行音乐训练的耳朵来说是毫不“相关的”。那是另一个世界或更早世界的创作，那时候只是在参与创造音乐或附近有这样的人中间才会遭遇音乐。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以一种独特协调的方式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从根源上说无法和围绕某个曲调的即兴创作习惯区分开来。音乐的演奏、聆听、跟着音乐跳舞、唱歌、研究都是在寻找内在价值。从柏拉图创立雅典学园时期，这对音乐课程来说就是最根本的。从启蒙时期音乐学的诞生到当今的公立音乐学校（Conservatoires）和音乐学院，音乐的讲授都是作为积累知识的学科，没有接受过训练的耳朵很难抓住它的意义，通常的小孩子当然更不能了解了。音乐作为一门学科就像希腊语和梵文一样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相关性的”。无论学者多么强调无用的用途，我们都会在相关性的名义下被抛弃，我们会被告知这些课程对当今年轻的音乐人没有任何意义。

在驳斥这个论证时，若只指出相关性课程把无知当作衡量教什么的标准从而贬低学习的各种方式是不够的。那些被认为无知而被我们抛弃的东西常常是已积累知识的光滑的或适应了的形式，就像似乎难以在关系复杂的公司混得开的普通人的简单行为方式，仅仅因为某种形式的复杂性取决于这种社会知识的积累被隐藏起来了。在能够产生集体知识形式的民间音乐和即兴创作传统等领域，对包括有些年轻音乐人喜欢得上瘾的音乐在内的很多流行音乐也可以这么说。

相关性的真正反对意见是它成为自我发现的障碍。大约60年前，老师介绍我认识古典音乐时，并没有浪费时间批评我青少年的口味爱好，也没有因为我的年龄和习性做出任何妥协。他们只知道自己继承下来一种遗产因而有义务将遗产传承下去。如果做不到，这遗产就要死掉了。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了可能让遗产留下的灵魂。这就够了。他们并没有问自己该古典音乐曲目与我的兴趣是否相关，就像数学家不会关心他们讲的定理是否能帮助学生解决会计问题一样。他们的假设是，既然希望传授的音乐知识的价值无可争议，获得这些知识对我当然有好处。但我在获得这个知识之前，并不能明白好处到底是什么。在此问题上，征询我的意愿恰恰等于忽视了下面这个关键事实：只有在介绍认识古典音乐之后，我才知道它是否会成为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一旦我们看懂了我老师的立场这个逻辑，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如果知道音乐是什么，无论它是否有相关性，我们都就有义务帮助年轻人明白音乐。我们应该像从前做的那样鼓励学生一起创作音乐。在不久前，每个学校都有合唱团教授成员分唱、认识乐谱以便唱出来。这种实践一下子打开了大门，让唱诗班领唱者的耳朵去感受声音带领下的和谐体验，从此再去讲授和声和对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音乐欣赏的课程因此会变得很容易。

如果音乐学作为大学学科还有价值的话，其价值肯定就在这里。即使在年轻人的耳朵开始欣赏古典音乐，年轻人的手指开始演奏古典名曲，通过理解情感和戏剧知识而充分理解里面包含的所有内容时，古典音乐包含的丰富知识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讲授完毕，这样的学习需要很多年，这充分论证了大学音乐老师收集发展和传授音乐的合理性。但是，无论我们还能说什么，这种知识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相关性。

作者简介：

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 (1944-2020），专修美学和政治哲学的英国哲学家作家，是《索尔兹伯里评论》（The Salisbury Review）编辑，出版著作50多部。

译自：The Virtue of Irrelevance　by　Roger Scruton March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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