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智教授：努力推动《周易》文化普及社会、走向世界

受访者：张文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采访者：秦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月三十日辛卯

          耶稣2020年12月14日

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视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其中所蕴含的智慧指导着中国先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周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需要深化在学理层面的探究与阐释，也需要推动《周易》文化在社会层面的普及与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充分发掘其时代价值。为此，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做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就《周易》在当下的研究、普及与传播等问题，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智教授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笔者：《周易》蕴涵着深厚而玄奥的哲学思想，历经千年而历久弥新。首先请您简单谈一谈，《周易》熔铸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哪些精髓？《周易》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文智：《周易》与其它经典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有一套由阴阳爻、八卦、六十四卦等组成的符号系统，其它经典只有文字系统，而没有类似的符号系统。正是在探究其言辞系统与符号系统之内在关联的过程中，才在易学发展史上形成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周易》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闲邪存诚”“进德修业”“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人合一”“天地交泰”“阴阳互补”“物极必反”“致命遂志”“贞固不失”“积善成德”“德位相配”“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探赜索引，钩深致远”“精义入神”“开物成务”等品性与精神才逐步被熔铸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中，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皆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其源头和影子；西汉中期之后，《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而在魏晋玄学时期，《周易》则被尊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之冠”；丹道学派则把《周易》作为其丹道修炼的圭臬；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周易》与佛教亦逐步形成互诠互阐之局面；宋明理学家亦通过诠释《周易》来建构其理论体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总结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因此，《周易》已渗入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周易》，就不可能对中国思想与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

笔者：请您谈一谈，近几年您在《周易》学术研究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未来又有什么研究计划？

张文智：学术的发展需要“融旧铸新”或“返本开新”，由此实现相关学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周易》的研究亦应如此。就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讲，近年来，通过整合儒、释、道思想资源，进一步挖掘《周易》言、象、意之间的内在关联，本人对《周易》中的“天人合一”及“保合太和”说进行了新的解读（详见张文智《从<易经证释>看易辞、易象中的以人合天之道》，载《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对《周易》中的本体生成论进行了新的建构，并由此出发，对《周易》中的“继善成性”说及“内圣外王”之道给予新的阐发（详见《从<易经证释>之本体生成论看“继善成性”说》，载《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周易>哲学视野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兼论“内圣开出新外王”说之相关问题，载《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5期）；对《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做出了新的诠释（详见《<周易>神道思想与儒家宗教性的内在关联，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从观卦[]看<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兼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对《周易》中的“感通”思想与运行机制给予了新的解读（详见《感而遂通、化成天下——<周易>中的感通思想探微》，载《孔子研究》2020年第2期；《<周易>的占筮理论及其旨归》，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最近，本人对《周易》中最根本的问题——阴阳关系问题——亦进行了新的解读（拟以《“崇阳抑阴”为显，“崇阴抑阳”为隐——<周易>中的阴阳观新论》为题，待刊）。我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旨在完成对《周易》哲学的重建与转化。在2-3年之内，本人计划写一部《周易》哲学方面的专著，拟将此书命名为《<周易>哲学的重建与转化》，以进一步论证《周易》经传之内在自洽性，并与当前西方流行的“现象学”等展开有效地对话，以推进中国哲学特别是《周易》哲学世界话语体系的建立。

笔者：请您谈一谈，在现代社会中，《周易》文化对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在《周易》文化面向社会大众层面的创新转化与普及领域，您开展了哪些工作，产生了哪些良好的效应以及社会反响？

张文智：《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自其成书之后，就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人文化成”作用。本人认为，在当今社会人心非常浮躁，人们的价值观易受工具理性影响、易受利益驱动。当下如何让《周易》继续发挥其“人文化成”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除了利用各种机会做各种学术讲座之外，我从2010年秋季学期开始，为我们易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及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士开办起一个公益的读经班。众所周知，《大学》《中庸》被尊为儒门心法，而《周易》则被奉为儒家的密理，故该读经班以诠解《大学》《中庸》《周易》之基本精神为中心，并融合佛家、道家、传统中医学中的核心思想，对传统的儒、释、道、医之思想精华进行整合与融通，旨在推进传统文化在大众层面的普及与身体力行。在课堂上，我一直向大家强调，《大学》《中庸》《周易》所说的“内止至善，外明明德”“成己、成物”“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即由体达用之说法并不是空谈，而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悟与验证。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不能“齐家”，则说明其“修身”的工夫仍有所不足；身不修则说明其“正心”的工夫尚有欠缺；心不正则由于意不诚；意不诚则由于知不致；知不致则由于物不格，并由此强调《孟子》所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在日常生活中之可推行性。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有“愤懥”“恐惧”“好乐”“忧患”或“怒、恨、怨、恼、烦”等不良情绪，则说明他/她还没有达到“内止至善”“寂然不动”之境界，亦说明他/她还没有真正把握住道之本体，因此就不可能做到“外明明德”“感而遂通”即由体达用，由此可以进一步体会《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声色之于化民，末也”之深刻内涵。平时做到“不生气，不发火，不怨人”，就是已把握住道体的一种体现。通过这种教育，参加过读经班的研究生都深切地体会到，学习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学会怎样写论文，在生活中践行这些说法则更为重要。许多已在社会上工作或成家立业的读经班的同学，经常反思自我，从而使许多面临分裂的家庭又重新走向了合睦；许多父母与子女之间因教育问题而发生争执的家庭在教育理念上又达成了一致；许多在社会上在管理岗位任职的同学，则通过推行“至诚能化”之理，使整个单位形成一种和谐向上的氛围，提高了他们运用中国传统智慧进行管理的能力。

自2010年开设此读经班以来，累计已有数千人参加过学习，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们的公益读经活动一直线下进行；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我们改在线上方式进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与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教化更多的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深入人心。

笔者：东西文化交通源远流长，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受到西方不少哲学家、思想家的关注。请您介绍一下，自《周易》传播至海外以来，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哪些影响？深度推进《周易》研究的中西交流，亟需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张文智：《易经》从一部区域经典逐渐变成一部全球经典，始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此“西学东渐”之过程亦伴随着“东学西渐”。《易经》被传播到海外，正是在这一“东学西渐”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自《周易》传播到海外以来，尽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对《易经》赞赏有加，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亦对《易经》中的理智思想作出过评价，但《易经》对整个西方哲学界来讲影响并不大，故至今西方对《周易》的研究仍多被安排在东亚系或历史系，而不是在哲学系。且西方学术界对《周易》的研究，主要是在有数的一些汉学家中进行的，故在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是有限的。

就《周易》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来看，由英国传教士麦格基（Rev.Thomas McClatchie,1812-1885）翻译的第一个《易经》全译本于1876年在西方出版，他把《易经》视为有别于基督教典籍的异教经典；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的《易经》是在比较宗教学的视域下展开的，把《易经》视为儒教典籍，使其获得“东方圣书”的地位；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贝恩斯（Cary F.Baynes）之译本则把《易经》视为“智慧之书”，认为《易经》之象、数、理、占蕴含着丰富的可以跨越时空的人生智慧；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孔理霭（Richard Alan Kunst）、茹特（Richard Rutt,1925-2011）、闵福德（John Minford）、夏含夷（Edward Shanghnessy）等语境批评派学者则把《易经》作为历史文献来看待。至今在整个英语世界影响最广泛、发行量最大的《易经》译本一直是卫礼贤/贝恩斯译本，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1875-1961）及其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派对此译本的极力推扬。

尽管《周易》经传的英文版本至今已多不胜数，但由历代易学家的洞见所凝成的易学思想及其更深刻的象数、义理内涵却鲜有英文版面世，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易学深层内涵及《周易》本身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为了让《周易》在西方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与西方学界展开更有效的对话，并发挥本人本科英语专业毕业之特长，我于2002年硕士毕业留在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工作之后，便主动请缨，以《周易研究》（中文版）增刊的形式，创办《周易研究》（英文版）。英文版中的文章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海内外会用英语写作的易学专家的稿件，另一部分则从《周易研究》（中文版）的文章中择优选出，并译成英文。海外会用英文写作的著名易学家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司马富（Richard J.Smith）、苏德恺（Kidder Smith）、郑吉雄（Dennis C.H.Cheng）等皆在《周易研究》（英文版）上发过文章；而从《周易研究》（中文版）择优选出的文章则主要由我自己来进行翻译，著名易学家刘大钧、汤一介、李学勤、张立文、郭齐勇、高瑞泉、欧阳康等教授的易学论文与识见亦随《周易研究》（英文版）传播到海外学术界。至今已由我编译出版了9期《周易研究》（英文版），其中有40余篇文章是由我自己翻译成英文的。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周易研究》（英文版）在海外学术界特别是汉学界及易学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还利用在外国访学的机会，极力扩大《周易》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我曾被选为2007——2008学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期间我利用各种机会对外传播《周易》哲学与文化，特为哈佛大学华人学生学者联谊会做系列讲座，产生了良好效果与广泛影响，从而使在波士顿的许多华人及部分外国人进一步加深了对以《周易》为源头活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2012—2013年，我又受邀到德国埃尔根-纽伦堡大学国际人文研究院做访问学者，该研究院系欧洲的汉学研究重阵，由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朗宓榭教授担任院长，每年皆有30多人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来此访学。期间，我为该研究院的访问学者及博士研究生举办《周易》方面的系列讲座，收到了良好效果。为此，当地的报纸还对我做了专门采访与报道，称我将中国古老的《易经》带到法兰肯（Franken）地区，并将由此推向世界各地。在德国期间，我还促成了易学中心与该研究院互设分支机构的工作，为《周易》哲学与文化在欧洲乃至全球的传播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我们还注意到荣格分析心理学派在西方传播《周易》哲学与文化的巨大潜能。正是受《易经》的启发，荣格提出了“共时性原则”，作为建构其分析心理学的内在基石。该学派与其他心理学派最大的区别即在于，该学派的学员及心理分析师皆把《周易》作为其必读课程，对《周易》在西方的传播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因为该学派几乎在欧美各大城市皆有其分支机构。

刘大钧先生所著《周易概论》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在中国大陆已再版10余次，发行量已达10余万册，是人们研究《周易》的必读书籍之一。为了让西方从根本上了解《周易》哲学与文化，我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把刘先生的这部著作译成英文。《周易概论》（英文版）已于2019年由美国凯龙出版有限公司（Chiron Publications）出版发行。该出版社主要出版《周易》及荣格分析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故借助该公司出版《周易概论》（英文版）将为该书在西方产生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奠定坚实的基础。

澳门城市大学以荣格分析心理学研究著称。现任澳门城市大学心理分析研究院院长申荷永教授一直注重与我们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的联系，多次邀请我和刘大钧先生赴荣格故居及荣格国际分析心理学院讲学，并参加“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鉴于我对《易经》及分析心理学有所研究，澳门城市大学于2018年特聘我为该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瑞士“爱诺思圆桌会议”（Eranos Round Table Conference）还特别邀请我于2019年10月份参加该圆桌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爱诺思圆桌会议”是国际上研讨东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每年都出版的《爱诺思年鉴》则是西方人研究东方文化的重要的参考文献。另外，在本人的努力推动之下，山东大学与澳门城市大学签署了“山东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共建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及其伙伴基地暨‘易学与心理分析研究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易学研究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让以《周易》为源头活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效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为提高中国哲学与思想的世界话语权，推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其应有的力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