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蒲城文献征录》：县邑文献整理的范例

作者：周松芳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初十日丙子

          耶稣2019年12月5日

蒲城日晷,凸显蒲城历史文化底蕴。

《蒲城文献征录》

［清］周爰诹编撰

赵可权斌校注

海天出版社

2019年10月

【作者简介】

周松芳，文学博士，文史学者，专栏作家，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兼职研究员，出版学术专著《自负一代文宗：刘基研究》《汤显祖的岭南行：及其如何影响了<牡丹亭>》和专栏随笔集《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民国味道：岭南饮食的黄金时代》《民国衣裳：旧制度与新时尚》《广东味道》《岭南饮食随谈》《岭南饮食文化》《海上粤菜与海外粤菜》《饮食西游记》等十余种。曾获“田汉戏剧研究奖”等学术和文化奖项。

传统文史之学，首重文献，乃学界共识；地方文化建设，也应首重文献，先进者已着先鞭，比如作为浙江文化强省工程的浙江文献集成的编纂，以及新近陆续推出的总规模3000余册的江苏文库等，都是典型；作为市一级的代表之作，则可推《广州大典》和《温州文献丛书》等。前几年，笔者应邀在南方日报开设地域文化建设专栏时，就曾特别强调文献整理的作用和意义，以及邀集优秀学者参与乃至主持的重要性——浙江文献集成编纂办公室主任就是由浙江大学知名教授徐永明兄兼任的。

职是之故，我当然非常关注地域文献包括县邑文献的整理出版情况，也常会获得一些图书资料的馈赠。新近所得，最令人欣喜的，则非《蒲城文献征录》莫属。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文献材料也是如此。在日常研究中，有时需要更具体更细致的材料，以增强实证的力量，县邑乃至乡镇和一些专门领域的文献以及碑帖等，常常能有新异的发现，比如广东新会的《潮连乡志》、佛山的《忠义乡志》，学术界的引用率就相当高。这也就是近来县乃至某些乡一级的文献，以及各种近现代文化名人日记纷纷出版走红的原因。

也许我们觉得当下的县邑乡邦文献太过粗糙，其实在过去，且不说为官一任，几乎无不致力留下一些笔政文德，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也莫不致力收集整理乡邦文献，以为文脉所系，所谓化为文、成于乐、非诗书无以继世。像宋濂元末馆居浦阳，撰《浦阳人物志》；屈大均抗清事了，撰写《岭南新语》以为《广东通志》之外志，影响甚至超过通志；清末民初，遗民吴道镕避居九龙，编纂《广东文征》，也影响深远。依此，周爰诹《蒲城文献征录》实可等量齐观。周氏光绪十二年进士，历官翰林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等，赏加二品衔，有《五代史论》《毛诗义平》《正俗编》《竹梧别馆五种》等行世。辛亥革命后退居陕西蒲城故里，致力整理编撰乡邦文献，学力才力俱属优裕，所成《蒲城文献征录》《蒲城文献续录》自是粲然可观。现在我们看到的本子，按体例分为《献征录》《文征录》《诗征略》三部分，辑录前贤名讳事略及存世文章与诗歌，先后于民国四年和民国十三年刊刻。是书亦有县志之外书的意味，故特附《旧志纠误》和《征余杂志》两篇，合而观之，也确实能与县志相映成辉。

而在周氏自己看来，甚或有所过之：“志书之修，专赖采访之得人，当事者一不慎，其间舛谬离奇，非特无以征信也，甚至徇私情、忘公义，贤者或遗，而不肖者转得缘饰美名以垂后，一时讥其秽，后世受其欺。”所以，“兹编首稽邑志，旁及见闻，博访友朋，间求舆论，但期实录，敢言表彰”。通常，县志纂修，总纂自然非邑令莫属，延聘的主修人员，固多为邑贤，毕竟生长乡邑，不太可能如周爰诹这样博学多识，又成于众手，期间取舍次弟，徇私之秽，在所难免。故周氏并在序中明确指出光绪《蒲城县志》谬误之多为识者所嗤，又在《后序》里说：“非有实据，概不登录，未免疏漏之讥；亦不敢滥竽，以致风影之谈，贻笑大方。”据实以录这一点非常重要。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就是方志及乡土文献材料，之所以不能轻信径用，正在于其收录不严，辨识不精，多杂传说附会之辞。很明显，《蒲城文献征录》之整齐谨严，既颇能纠县志之失，也实在能轶之而上。

从学术层面更嘉惠后学的，当数针对旧志人物简略的事迹，依据新出土的墓志等所作的增补。例如苏孝慈从西魏到北周再入隋，都是大将名臣，声名煊赫，然其里籍，基本上归于扶风，后出的光绪《蒲城县新志》，也只是在按语里说：“按：孝慈，扶风人，北史有传。卒葬莲芍崇德里，今属蒲。”周爰诹则依据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土的苏孝慈墓志确断为蒲城人：“《隋书》《通志》及《通鉴注》皆云孝慈扶风人，惟墓志曰‘其先扶风人’。又曰‘归葬于同州莲芕县崇德乡乐邑里之山，谥曰安公’。曰其先，曰归，则莲勺人无疑。考莲勺，汉左冯翊县名。《后汉书·郑兴传》注，莲勺在同州下邽县东北。今下邽与蒲界西南毗连，则莲勺为今之蒲城无疑。”如此识断，精审而别具只眼，不仅有功于乡邦文化，也确有功于学术研究——历史人物的籍贯以及生卒年月的考订，世易时移，风尘久湮，常属难事。

文化重在传承。由于这部著作年久散佚，而凡有乡土文化情结者，又无不念念不忘，故现年八十有三的蒲城文史学者赵可先生近三十年来，一直孜孜于搜集校注是书，且将搜集到的周爰诹本人的《周太史偶吟诗集》及其生平史料等，一并收录整理，尤其是校注的扎实严谨，更显出一种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赵先生在校注《凡例》中提出“对疑难词、古地名、用典、诗文作者、疑误字及概念不清的干支年号，在其文后酌加注释”，事实证明其很好地完成了工作目标，且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因为涉及到各朝官职、典制、古今地名、历代名讳等等很专门的词汇，是相当考验功力的。而对于外地的读者来说，注释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有些当地的人事名物，如果不出注，是难以索解甚至无从索解的。如《蒲城献征录》卷上金代“段师俞段继昌”条有“世传‘兄弟御史’”，校注引证指出实为“父子御史”，如不出注，读者必为所误。像《蒲城文征录》卷上张建《反招隐赋并序》有句云：“林花掺径锦茵平，林间但与麋鹿行。”注者引杜甫《绝句漫兴》“糁径杨花铺白毡”指出“掺径”当为“糁径”，甚是。再如《蒲城诗征略》原屺《乙未仲夏甘省闻警》有“万里黄河通秦塞，连年碧海促军声”句，引唐代王建《思远人》诗“征途向何处，碧海与青天”，指出“碧海”喻指“边塞”，也是，虽然可进一步指出“碧海”可能由“瀚海”来。这类注释所在多是，凡此，皆足以见出注者广博的学识。因此，许石林先生在序中称赵可先生“以一人之力，奔走购录是书，三十年勉力于斯，俾全书重光”，“非太史功臣，抑亦功侔鲁壁也”，又拟之朱子之“救火追亡”，容或有过誉之嫌，但大体允当。因此，至少在县一级的文献整理工作中，《蒲城文献征录》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典范之作，即便相比于专业院校的校注成果，也毫不逊色。再者，蒲城是陕西历史文化名城，境内有唐桥陵、唐泰陵等雄伟的唐代帝王陵墓，书中涉及学界关注的文物史料也甚多，则其出版，嘉惠学林之功，实不在少。

该书的出版，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按理说，地方上这么重要的一部著作，出版事宜应该齐心协力才能顺利解决，但最后竟由蒲城籍读书人许石林先生，以自己日常写作所得版税稿酬，全额支付了出版费用，并且为了高标准高质量，还额外增加了设计及印制费用。在他人，或许以为是情感付出，在我所了解的许先生，实在是一介书生办了一件书生意气的事。然而，过往的传统是，整理编纂和刊刻乡邦文献，向来是文化人和学者主笔政，有司及有财力者竭诚襄助，而从这本《蒲城文献征录》的出版来看，实在是若有歉焉，然而或许也是时下情势之必然罢。有鉴于此，地域文献整理，诚可谓任重而道远，故撰此小文，以为鼓吹，以资嘉勉。

责任编辑：近复